夏衍书话-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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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拜访了留在孤岛奋斗的先辈、旧友，（郑振铎、夏丐尊、傅彬然……），和梅益开给我的名单上的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周予同），转达了郭沫若社长对他们的问候，和希望他们对即将出版的《建国日报》的支持。这之间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去访问卧病中的夏丐尊先生的时候，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这件事对我个人说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一九四六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几本书的版税。其次是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在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
《救亡日报》复刊的事进行得顺利，梅益帮我在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找了一间厢房作为“编辑部”，并介绍顾家熙同志作为报社唯一的记者。一切筹备就绪之后，我就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过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给国民党市党部发出了一封《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申请登记的公函，这张小报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正式复刊。
《建国日报》除报名外，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在第一版上，我写了一篇《复刊词》，开头就说：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侵淞沪，我军奉命撤守，在那个最暗淡的日子，本报发表了社长郭沫若先生悲壮的社论：“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忍泪暂时和上海的读者告别。……但是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间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说“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在当时，我们的确是除了奴隶的锁铐之外，再没有可以失掉的东西了。这锁铐在我们民族身上已经戴了近一个世纪，使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日本军阀想要灭亡中国，征服世界，在“八一三”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是这个戴了锁铐的东亚病夫，是决不会成为他们征服世界这雄图的障碍的，可是，出于日本军阀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终于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了。日本军阀希望我们不抵抗，我们抵抗了；希望我们不团结，我们团结了；希望我们不进步，我们进步了。从一年打到八年，从上海打到黔桂边境，不屈服，不沮丧，以血肉之躯来抵抗飞机大炮，用无比的坚韧来度过了长期的苦难，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试炼，而现在，戴在我们民族身上近一百年的锁铐终于打碎了。在抗战中，作为新闻记者，我们以文章报国之心，我们呼吁团结，呼吁进步，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把抗战进行到底；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一如既往，永久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这一小小的刊物，能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贡献，还是期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示。
一张四开报纸的版面，是很难安排的。我们仍旧辟了一版名叫“春风”的副刊，创刊号上我也写了一篇题为《杂谈副刊》的发刊词。此外，考虑到沦陷了八年的上海人民不太了解所谓“大后方”的起初情况，而国民党的党报又不断地制造谣言，美化他们的“领袖”和吹嘘那批常败将军的“战果”，我们也就针锋相对地用“记者”署名，每天发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大后方的多种奇闻怪事。
十月十二日，恰好有一位外国的进步记者飞重庆，我就把十份《建国日报》托他带给了龚澎。
报纸虽小，五脏六腑俱全，所以一出版，就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记得出到第五六期，就销到五六千份，这在报摊完全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上海，总算是不容易了。还有一件事，我们捅了一下当时以太上皇自居的美军的马蜂窝，这就是从中央社发的二十几个字的短消息中，我们看到了美军打死了一个三轮车夫臧大咬子的消息。我们唯一的外勤记者顾家熙根据线索，访问了死者的家属，写了一篇专访，并鼓励他们提出抗议，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抗议美军“残杀臧大咬子”的风波，使国民党陷于十分被动。由于这张小报“敢讲话”，所以我写过一则只有五十来个字的补白：（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
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我把这五十来个字画了一个小花边，本来是一种讲怪话出口气的意思，可是想不到这两句话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我也觉得很高兴。
但是好景不长，这张报出了十二天，到十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市党部就下令查封。我立即赶到市党部去抗议，一个姓陈的党棍（是不是陈训悆，我记不清楚了）大摇大摆地接见了我，凶狠狠地说：“这张报没有登记。”我拿出重庆报上登过的国民党中宣部的规定，“凡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过的 报刊可先出版后登记”给他看，并说：“我们在十月七日就用挂号信向你处登记。”他居然脸也不红，说了一句：“禁止发行，这是政府的命令。”背转身就走。我说：“政府违法，我要抗议！”他躲得快，装做没有听见。
十二天，这大概可以说是最短命的报纸了。我分别向恩来同志和郭老作了报告，希望就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抗议是不会得到结果的。因为，《建国日报》复刊那一天——十月十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但不久就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郭老被特务打伤。同时，蒋介石也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攻东北解放区。所以，十月二十五日我和刘长胜、梅益等商谈《建国日报》被封的善后问题时，我们考虑的已经不是争取《建国日报》复刊，而是防止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迫害和袭击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一天，我接到了王若飞托人带来的一封信，内容是说，他和董老看到了《建国日报》的创刊号，非常高兴，并说董老和郭老看了我写的那篇“复刊词”，都认为写得很好，措辞也很得体，一方面对我们“孤军作战”表示赞许，同时也讲到尽管缔结了“双十协定”，但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形势继续恶化，要我们保持警惕。
《建国日报》出了十二天，有人说我“唱独脚戏”，也有人说所有文章我一个人写的，是“单口相声”，而事实并非如此。社论、副刊上的文章，及“乱离人语”，的确是我写的，但当时还没有公开出面的恽逸群同志也写过几篇文章，而“本报专访”，如关于“臧大咬子事件”的报道，和许多本埠新闻，则都是顾家熙写的。
《建国日报》被封，《新华日报》不能复刊，偌大的上海和华东一带，没有一个宣传阵地，长江局九月十四日电报中提到的范长江、阿英、钱俊瑞又没有能赶到上海，我们该怎么办？当时上海只有一份柯灵主编，马叙伦、郑振铎、唐彛Ｗ宓摹吨鼙ā罚砉闫降纫苍谡饪锷闲次恼拢野莘寐砝系氖焙颍惨倚锤濉５竦车摹吨醒肴毡ā返刃矶嗳毡ǘ荚谏虾８纯耍凇肮碌骸鄙系⒕昧说娜擞只蚨嗷蛏俚囟阅俏弧傲ノ獭被褂幸坏慊孟耄辉诖蟊ㄉ洗蚩笨谑遣恍械摹Ｎ叶悦芬娼ㄒ椴⒘⒖痰玫缴虾５匙橹耐猓颐且部梢栽擞萌嗣裣Ｍ推健⒚裰鞯脑竿凸竦车笔被共桓夜蚰谡胶头此辗垂舱庖蝗醯悖沤嵋慌摹⑷韧推椒炊阅谡降纳喜阒耸亢脱д撸胨且愿鋈嗣逍次恼拢ü髦智来蚪渡瓯ā贰ⅰ妒笔滦卤ā罚酥痢吨醒肴毡ā防锶ィ鸩降匦纬梢恢帧胺茨谡健薄ⅰ耙裰鳌钡挠呗邸Ｎ颐欠滞纷叻昧寺硇鹇住⒅Ｕ耦臁⑿砉闫健⒒孪纭⒏道住⒗罱∥帷胨亲从泄氐鼻笆本值淖郏缓笸ü礞髁迹ㄌ颇桑⒖铝榈鹊墓叵担颜庑┪恼略诠竦嘲斓暮兔癜斓拇蟊ㄉ戏⒈怼Ｓ捎诘笔闭υ谝桓觥疤柑复虼颉薄⒒颉懊魈赴荡颉钡奶囟ㄊ逼冢拦不箍诳谏浴昂褪吕小弊跃樱晕颐亲橹哪切┲髡藕推浇ü闹耸康奈恼拢吨醒肴毡ā芬驳橇瞬恢挂黄Ｗ约好挥行蟮兀宰橹幕踅缰耸孔捶炊阅谡健⒁蠛推浇ㄉ璧奈恼拢谏虾８鞔蟊ㄉ弦浴白邸被颉氨颈ㄌ馗濉钡姆绞铰叫⒈恚斐梢恢制挠猩频挠呗郏颐钦庵肿鞣ㄔ艿焦跞舴赏咀吹某そ值谋硌铩＞菸一匾洌钡揭痪潘牧瓿酰捎谡秸┢诮攵钡乃站鹦逗驮俗吡巳瘴彼舻乃泄こ璞负突鳎竦吃谌婺Ｉ科鹆艘怀》此赵硕氖焙颍吨醒肴毡ā贰ⅰ妒笔滦卤ā凡挪辉俚窃匚颐亲橹拿裰魅耸康母寮�
从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六年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双 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调动大军向华东、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内战在各地蔓延，为了镇压民众反内战运动，十二月初在昆明发生了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另一方面，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蒋介石军队并把他们运往北方，所以还派遣马歇尔到中国来进行“调解”。这一年的“圣诞节”后的一天，英、美、苏三国外长还在莫斯科召开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三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希望中国各主要政党早日召开会议，解决内争。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苏军拆运工厂事件。在当时，惨遭战祸的广大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渴望和平的，所以对马歇尔的调解难免还寄予一点希望。而苏联的拆走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又正好给了英美新闻媒介以一个很好的反苏宣传的机会。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在外白渡桥领事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有四五千人之多的反苏集会，群众包围了领事馆，高呼反苏口号，我和凤子等几个文艺工作者穿过包围圈进入领事馆，就遭到了一片“打倒卖国贼”、“打倒共产党”的呼声。国民党一直是害怕群众的，从来不敢也不可能动员群众来举行示威活动的，可是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尽管英美通讯社的报道有夸张，但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这一事件和马歇尔的伪善性的“调解”合在一起，使过去一直同情我们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在思想上造成了混乱。罗斯福当权时期，由于史迪威的反对蒋介石，我自己也曾由于看不清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写过一篇有错误的文章，在《新华日报》整风时受到过董老的批评；那么现在呢？杜鲁门政府的亲蒋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苏联这一不友好行动又当怎样表态呢？我和梅益商量过，都拿不定主意。我硬着头皮去找了一下当时在上海当苏联商务处负责人的安特列耶夫（他过去在重庆苏联大使馆当过武官），问他苏联是否真像英美通讯社所说的那样“连一根螺丝钉也不剩地”搬走了所有的工厂设备？他一反过去的友好态度，居然摆出了一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外交词令”。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让他们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之流身上。于是我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要发表这种意见，在那个时刻，在大报上是肯定不会发表的，我请柯灵转给了《周报》，但也未见发表。于是，我去拜访了马叙伦，闲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