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岁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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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之前和捷尔特博士的对话开始。实际上，对话中并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线索——但我们至少明白了局里对这个案子讳莫如深的一小部分原因：伊凡特所留下的那些磁带，称其为“死亡实录”还更合适些。正如博士之前所描述的，伊凡特在每次作案的同时都会打开录音机，用近乎表演的方式将自己和死者之间最后的“交流”（至少伊凡特会这样认为）录制下来。他将磁带留在现场的目的，按照捷尔特博士在2001年4月16日的会议上所作出的分析，是其“童年表现欲的延伸”。

这种表现欲直接造就了引起数万市民愤慨万分的血腥现场：脸部器官和手指被残忍截去的尸体、用死者鲜血写下的挑衅话语——警方选择不公开那些“死亡磁带”，显然是打算减轻舆论所带来的压力：隐瞒和掩饰，他们早在十年前就习惯这样做了。

但我没想到他们这次竟会如此大胆——看过内部网的资料之后我才知道：媒体和公众在伊凡特案上被彻底地欺骗了。

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会议记录中的片断：

年4月23日，周一例会，捷尔特博士：

“我们观察到伊凡特每个案子的手法，自辛蒂到玛丽的案子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点和那些偶然犯罪而逐渐上瘾的犯人们不同，伊凡特选择完成这些案子是他计划并期待已久的——因而他不用总想着如何让大家更注意他一些。他强烈的反社会心理，说明他很可能是一位头脑聪明的精神病人。”

年6月25日，周一例会，捷尔特博士：

“根据我之前的假设，犯人很可能是我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病人：他大概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初次来到第三医院，当时他的手被木钉刺穿——我想他应该是个木匠。”

年7月2日，周一例会，积格勒：

“必须对派特瑞克和米歇尔的监视工作提出严重批评！我必须再次强调，即使由此断定博士上周所给出的推断是正确的——犯人主动放弃作案的承诺并不可信，我们不应用沉默来显示我们的无能，我建议给第三医院的便衣分队增派人手，他一定会再次和博士取得联络。”

年7月4日，加急会议，拉克副局长：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既然他在磁带里面告诉我们他的门牌号，我们当然应该去拜访！

管它是不是陷阱，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年7月5日，加急会议，科萨尔副局长：

“我们不妨相信他的诚意——这该是最好的方法了：他离开自由意志市和他在自由意志市被警方击毙没有什么不同，这都是为了警局的荣誉！”

年7月9日，高层特别会议，理查德处长：

“为了对媒体和公众表现我们的诚意，这个方案显然是更好的。即使我们需要法院方面的配合，实现起来也并不太困难——哥特瓦尔德先生透露过他需要一些改革，这些对席位的争取很有帮助。”

哥特瓦尔德·詹纳斯是本市社会民主党的负责人之一——这位风评向来不太好的圆滑政客在本市司法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实际上可以说得更明白些的——按照内部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警局在　2001　年　7　月日对伊凡特的逮捕，州法院7月底上书州立法委员会要求在本周范围内恢复死刑，数月间对伊凡特进行的缺席审判，10月24日所执行的死刑？？这些全都是一幕幕接连上演的、对犯人妥协忍让的荒谬表演。

伊凡特确实是捷尔特博士的一位病人，目前已知的是——他在2000年6月第一次出现在第三医院的急诊室里。根据之后几次会议中捷尔特博士的描述，虽然他的手伤已经痊愈，但却保持着和博士的联系：即使这样的联系显得并不太紧密——按照博士的说法，他通常一个月甚至数个月才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一次。如果这时他碰巧比较忙碌的话，这位他曾经的病人会很礼貌地离开；如果他不忙的话，他就会絮絮叨叨地和他讲一些乍一听上去很无聊的事情。按照会议里的记录，是诸如“邻家又死了一只猫”或者“路过的车辆声在午夜依旧很嘈杂”之类的话题。捷尔特博士早就觉得这位无聊病人的精神状况有些小问题，但鉴于自己工作的繁忙，并没有太在意——毕竟这位差不多一个季度才来一次的满腹牢骚和怪想法的“熟人”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他没必要多此一举地去做些什么。

至于伊凡特为什么会来找他，资料中并没有明说——关于博士和伊凡特的交往，很多细节都被省略掉了（不知是博士的刻意省略，还是资料录入人员的偷懒）。唯一详细描述的，是伊凡特在6月22日和6月29日的两次拜访（这些描述出自博士6月29日在警局所做的笔录）。

关于6月22日拜访的部分：

“他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艾莎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或者他这样告诉了她；无论如何，他进来了。多次的造访使得他对这里，或者我对他都没有了陌生感。然而，可笑的是，我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依旧念叨着一些琐碎的事情，他说上周他在一个广场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吸烟，他教训了她一顿——这时我正在写一个关于促进凝血因子生成药的报告，他的描述却使我突然联想起莱塞济·佩里格的案子，这使得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对他和他的话细细打量起来：

说来惭愧，虽然他将我视作他的朋友，我却一次都没有和他用心地交流过，甚至在那次之前，我对他的外貌都感到十分模糊——只是在数月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又该来了’的念头，看来，我对他确实是有些过分冷淡了。”

“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茶色瞳孔，留着比较长的、有些卷曲的茂密金发——他的衣着显得廉价但不邋遢，整个人比较憔悴。”

“他说话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甚至有些像外国人——可能我特意放大了这样的特征，我现在就认为他非常像法国人：尽管在和他第一次见面时，我只认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技术一般的木匠。”

“他对我此刻的注意十分在意，本来习惯旁若无人地说着自己的话的他反倒有些拘谨起来——我给了他一杯水，有些半开玩笑地问他：‘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的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本来我并不期望他会立即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在听到我的提问之后，突然全身有如癫痫病人般颤抖了一下——他也丝毫不在乎交往中的礼仪了（事实上，之前的交往中他也没有很好地遵守过类似的礼仪），拿过我桌上放着的、正在写报告的钢笔，在一张处方函上写下了些什么，然后，连告辞都不说一句，就转身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当时也似乎是傻掉了，他走了之后大概一两分钟——艾莎进来询问是否可以让下一个病人进来，我才回过神来。我当然是拿起那张他刚刚写了字的处方函，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伊凡特·冯·托德。”

“本周一警局的例行会议上，我怀着忐忑的心理呈交上这样的一份报告——我不能排除那是位臆想症患者的幻想，毕竟案件的现场照片和那些血字的内容在随便一份报纸上都可以查阅得到。”

月29日的部分：

“他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这点使我感到吃惊：如果是在上周甚至之前的半年里，这样的情景都不会令我感到如此的吃惊甚至窘迫。我的记忆告诉我，在办公室外面有两个便衣正负责我的安全，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是派特瑞克和米歇尔。我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但我反复告诉自己，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我的紧张来——‘而且一切都还不确定呢！他肯定只是一个臆想症患者。’：我这样告诉自己，并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他对我停下手头的工作显得有些疑惑——因为我平时不是那样的，但是他还是坐下了：这次有些不同，他没有立即开口说话，于是办公室里也就这样尴尬地沉默着。我想要拿起话筒通知艾莎并让她做些什么，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我想尝试着先开口，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终于还是他先开口了——他问我，‘你知道我的名字了？我知道你看《时事》周刊和《观察家报》，那么，一切也就清楚了，不是么？’”

“我哑然，那一刻我觉得他一定会立即杀死我——虽然我在心里还是不停地重复着‘一切都还不确定呢！他肯定只是一个臆想症患者’来安慰自己。作为一个临床医学博士和一位从医十年之久的急诊室医师，我看过无数的尸体，但那时我依旧害怕自己会成为一具被剪去器官的尸体，这并不因为我的专业和职业有些什么改变。”

“我不知自己该回答些什么——他似乎也知道我会作此反应，只是看了我一眼，便接着说了下去，‘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医生朋友。’，他用眼神示意我坐下——算起来，我和他相识也差不多一年了，但我从没听到过他这样说话：他的任何话语和举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显示出毫无疑问的说服力，我坐了下来。”

“他开始述说起自己的故事，他的苦闷和对生活的疑惑——我注意到他的声音和那些现场磁带里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我并不敢于对这个疑问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他提到那些被他杀死的女孩，但他没有用‘杀死’这个词，而是用‘带她离去’来代替。他并没有提到现场的录音——这使我之前‘臆想症患者’的猜测直到最后也没能够完全否定。”

“他独自讲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将近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其中有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艾莎、派特瑞克和米歇尔都被他杀害了：我在这天四点半的时候有一个预约好的病人，而这时都已经将近五点了；况且，六月份的急诊室虽然向来都有些冷清，但今天是星期五，往常总也会有一些突然造访的病人的？”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眼前人依旧絮絮叨叨的话语，我并没有听进去太多——我只记得他从他的童年讲起：他的家乡是法国于塞，他的父亲、祖母怎样死去，他为何离开自己的家？？他在这些年里的生活，根据我模糊的记忆应该是十分艰苦：他说到他带走过不少人，他说到他现在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表情很得意，并且沉默了一小会儿。”

“这个时候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可能是他长久的絮叨让我有些麻木和厌烦了——我问他，‘？那么，这件大事什么时候能够做完呢？’——他仿佛从那一刻的、对自己经历的万分迷恋中惊醒，有些腼腆而局促地回答道，‘就快了，再给我一周的时间，就快了？’。他这时的语气和神态又恢复成以往他来找我时的那种，略带谦卑和紧张。”

“他看了看我办公室的挂钟，突然间显得很慌张——他并不看着我，而是自顾自地说着‘好了，无论如何，捷尔特先生，无论如何！下周他们就会满意的？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搅了您，这么久以来？谢谢您一直耐心听我的废话，我该走了？祝您？’”

“他最后的祝愿我没听太清，他起身，匆匆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立即拿起话筒，艾莎抱怨道‘您的朋友可真有些唠叨，史密斯先生都等了老半天了’。我向她问起派特瑞克和米歇尔，哪知他们中午就已经离开了。毕竟，那天是星期五，不应该责怪谁的。”

捷尔特博士大概是在6月29日的这次拜访之后，立即就前往总局完成了这份笔录——月2日的例会上派特瑞克和米歇尔受到积格勒的严厉批评，当然也是因为笔录中的内容。

如果让时间回到去年6月29日，将我和捷尔特博士的身份对调，我也会偏向于相信，这些对话是一位严重的臆想症患者刻意编造的：整个对话中并没有提到那些外界并不知道的死亡磁带。除了一个名字之外，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来访者身份的线索（甚至博士自己都留意到来访者的声音和死亡磁带中凶手的声音明显不同）。而且，当捷尔特博士提问的时候，来访者就马上表现得紧张、腼腆和胆怯——这十分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人谎言被揭穿时的场景来。

然而事情之后的发展却是奇妙的——最后一次拜访的后一周，7月3日，伊凡特兑现了他的承诺，巴斯德的案子里，伊凡特在磁带中报出了一个地址，他是这样说的：

“？这样就够了，欢迎来帕拉迪兹街　174　号　B　栋，顶楼有给你们的礼物，问珀迪塔（Perdita）女士好。”

然后，根据拉克副局长在　7　月4　日加急会议上的决定，会议当日下午，积格勒率领总局重案二组的几乎全部成员来到帕拉迪兹街174号；总局方面在“慎重研究”之后，还特别抽调了武装警察、炸弹专家甚至直升机配合行动——我很难相信这样庞大的阵容会不引起本市敏感媒体的广泛注意。于是可以想象得到当日的情景（虽然这样的想象有些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