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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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马乱，苏州家里有个大摊子需要收拾安排。父亲办的中学那时候由我大弟张宗和当校长，与一位教务主任一起管学校撤退，根本走不开，家里的事我不能不管。我不听胡适的劝阻回到苏州，果然，一回去就遇到日本人的第一次轰炸，火车就被炸停了，真的出不来了。原来苏州驻着国军的『老五团』，日本人天天紧着要轰炸。我们躲到苏州附近一座山上住了一段，那是有山有水，空袭到不了的地方。后来，才慢慢地往西边撤，那时我二姐在成都，我就跟我弟弟一起，辗转跑到了成都。」
我说：「我记得抗战开始后不久，胡适就当了驻美国大使，待在美国很有一段时间。你和胡适的交往，是什么时候续上的呢？」
「就是美国后来这一段。我一九四九年结婚后跟着汉思回到美国，开始的时候，我在伯克莱图书馆做事，胡适开始在普林斯顿教书，也管过那里的图书馆。胡适后来也到伯克莱教过书，随后的年月，也不时过来访问。」
张充和朗声笑着说，「你可能想不到，他这么一个大学者，以后又做过大官，竟然不知道怎么借书！因为他不会填写图书馆的借条——从前身边都有助手、秘书代劳呀！所以，那时候在伯克莱，他要借书，都先来找我，我帮他填好单子，借出来放在我的桌上，他自己过来拿。所以他在伯克莱那一段，我们是来往很多的。」
老人说着换了一种严肃的语气，「可是，前几年，台湾《传记文学》发了一篇乱写的文章，说我和汉思是胡适跟他当时的美国情人之间的传信人，还举出《胡适日记》里的记录，某天某天到我的家里去，写了一首什么诗，说那就是胡适向情人表白的情书，说我就是胡适情书的秘密传递人——那完全是一派胡言。」
「《传记文学》上提到的，是一首什么诗？」
「就是那首元朝贯云石的《清江引》。」
「噢，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胡适抄录在《曲人鸿爪》里的那首元曲么？」
我约略还记得那首短曲：
若还与他相见时，
道个真传示：
不是不修书，
不是无才思，
绕清江，
买不得，
天样纸。
一九五○年代，胡适题字时留影。
噢，这样带几分暧昧的文辞，如果要附会到什么罗曼故事上去，倒真有点像呢！我便笑道：「你别说，这诗里，倒真像有点什么弦外之音哪！」
「这是一首情诗，那是不错的，」张充和悠悠笑着，「但那诗不是胡适做的。胡适喜欢白话诗，古人今人的他都喜欢。就是这首《清江引》，他写了好多张同样的送人，也送了给我。我记得一九五六年那一回，他在我家一口气写了三十几幅字，反复写了几首白话诗，其中只有一首是他自己做的。《传记文学》那篇文章里，把这首《清江引》附会成胡适给女朋友悄悄传情的情书，时间完全不对，整个弄错了。」
我说：「我记得，坊间很多人流传和考据过的胡适的那段婚外恋情，好像发生在胡适早年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时期，那应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之前发生的故事。」（日后翻查资料，胡适于一九一四年结识美国女士韦莲司于绮色佳——康奈尔大学所在地。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归国，两人之间的情愫延续了几十年，期间偶有机会见面，主要通过书信交往。《胡适日记》里对此有翔实的记录。据闻韦莲司终生未婚，发出如下感叹：「我唯一一个愿意嫁的男人，我却连想都不能想。」
「胡适到伯克莱大学教书，那时候汉思也在伯克莱教书，」 张充和说道，「可那已经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我跟汉思结婚回到美国，在伯克莱定居之后的事情了。跟传说的那段胡适的恋情，完全不搭界。」
我在一旁插话说：「至少，早过了需要秘密传情的阶段了吧！」
「胡适那时候喜欢到我家来，完全因为他喜欢写字，他知道我家的笔墨纸张总是全的，而且一定是最好的。」老人话里带着毫不含糊的自得之情——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张充和都告诉过我，她从来不在乎穿着打扮，也不喜欢金银首饰之类的东西，但写字的笔墨纸张，一定要用最好的，从来不怕为此花钱。
「胡适是个很潇洒的人。他爱写字，但其实没写过多少帖。他学郑孝胥的字，被我看出来了，他就嘿嘿笑着默认，他喜欢把撇捺这么长长地一拉，写来蛮有趣的。」张充和谈起这些在史书上声名赫赫的人物，仿若就说着眼前人。
我好奇地问：「你跟胡适这么熟悉，日常怎么称呼他呢？」
「我从来就称呼他『胡先生』。他对汉思也很好。我们在一起，总是在说笑，很愉快的。」张先生细细眯起眼睛，好像往日的时光再现，「台湾那边后来有人写信来查询，我给澄清了，那个什么『情书传递人』，完全是穿凿附会的事。」
老人缓缓地又引出了一个话题，「胡先生给我写过好几次这首《清江引》，我就把其中一张送给了黄裳。他那里还有其他一些我的书画。不知怎么搞的，这些东西就流到市面上去了。有人就借它来乱编故事。胡先生写的那幅《清江引》还被人造了假，几个地方都在卖。后来香港的董桥看见了，就花钱把其中我的书画买下来，又送回来给我……嗨嗨，这事好像有人写过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我隐约记得，写过这段故事的，正是董桥。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七月十六日整理于康州衮雪庐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审阅
「啊呀呀！我听着就吓死了！」
零碎记下的「非逻辑片断」
我和张充和老人的聊天叙谈，常常没有具体题目。抓着什么谈什么，顺流而下，随行随止，有时候也会话题重复或者横生枝蔓。如今翻开笔记本，就留下了许多随手记下的「非逻辑片断」——不容易归拢到一个什么具体题目上独立成篇，但又非常有意思，让我难以割舍。
比方——
「我认识张大千，是在抗战开始时的成都。那时我二姐在成都，我到张大千的家里去过，他们家也常常举办曲会，请我去唱曲。后来抗战快完了，大约是一九四五年左右，日本人投降了，我又去成都看二姐，也到张大千家里去看他。那次我是和戴爱莲一起去的，我和戴爱莲很谈得来，她跳西方的现代舞，我唱中国昆曲，一中一西，那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表演。」戴爱莲是现代中国最早留洋学舞的老一辈舞蹈家，被称作「中国的邓肯」——中国现代舞蹈的灵魂人物，「祖师奶奶」。
（上）张大千画张充和表演的昆曲
（下）张大千以水仙的形态画张充和表演的水袖
「喏，墙上的这两张小画，就是张大千画的我——画的是戏中的我。这张背面的仕女图，记不得他画的是我唱的《闹学》还是《思凡》了；这张线勾的水仙，却是他画我的身段——他说我甩出水袖的身段线条，让他产生了水仙的联想。就这么一转一甩，」老人向我比试着动作，「我问他是否画的就是我这个身段，他笑嘻嘻地说是。戴爱莲跳的是现代舞，他当时也画了戴爱莲。」
说着张大千，老人兴致也高起来了，「其实，他们俩兄弟，我们本该早就认识的。张大千的哥哥叫张善孖，战前就住在苏州网师园，也爱昆曲书画。那时我也在苏州，但我不敢认识他。为什么不敢？因为怕老虎。张善孖以画老虎出名，听说他把一只大老虎养在家里，平日就让老虎在家里走来走去。说是张善孖睡到半夜，被老虎推醒了，原来是老虎饿了。张善孖就从床底下拉出一篮鸡蛋，老虎哗哗地就把一篮鸡蛋吃了——那一篮二十几个鸡蛋只能算它的零食，等老虎吃完了，张善孖翻过身又睡去了……啊呀呀！我听着就吓死了，所以我就不敢去看张善孖，也不敢认识他们兄弟俩。」
「我在成都住在二姐家，离张大千家不远，他就常常邀我一起去看戏——看川剧。那时候张大千喜欢捧川剧的两个戏子，一个唱男小丑，另一个唱花旦，是两口子，我跟着他一起去看戏，是一出叫《点灯》的怕老婆的戏。台上说的是，男人犯错，老婆罚他点灯，变着各种法子要他点灯、吹灯。高潮是要他跪在那里，灯顶在头上，要罚他吹灭，要吹灭了灯才能站起来。可是不知怎么弄的，他一吹就把头上的灯给吹灭了。台下就拼命鼓掌。张大千很得意地指着台上说：『你看见小丑耍的那把扇子了么？那扇子是我给他画的！』好多年后张大千到耶鲁访问，停留了几天，看见我家的芍药刚好开了，他就画了好多幅芍药。我拿我的旧宣纸给他画，他画了芍药、人物，还有一个自画像，送给了我两幅大画。他是在耶鲁一个屋子里画的，不是在我这里。张大千豪爽，爱说爱笑，有很多女朋友。在台湾，他在一个女人身上画画，我看着笑死了，不成体统呀……」
「叶公超我本来不熟，那时他在清华教书，我是北大学生。我弟弟——小我十二个月的弟弟张宗和是清华的，倒是当过他的学生，说他在家里是『坦白会长』，教起英文来也是直来直去的。」
「『坦白会长』是什么意思？」
「大概是夫人管得严，他听话，什么都得坦白着吧？可是到了西南联大，就跟他熟起来了。他喜欢京戏、昆曲，听戏、唱戏都很热衷。可他看戏又不爱一个人去看，看戏总要请客，这样一来，戏票的钱码数字就很大了。朋友们中间，总流传着叶公超这样的对话：『昨晚又干什么去啦？』『看戏。』『看什么戏？』『没钱看富连成，就看看小翠花吧。』所以大家就把这『没钱看富连成，就看看小翠花吧』当笑话来说。那年月在北平，要看像富连成那样正牌的戏班子，杨小楼、梅兰芳什么的，都挺贵的；小翠花出道不久，戏也好，票价可就便宜多了。我和他算是曲友，平时常有来往，也爱互相开玩笑。只是后来他做大使去了，就中断了联系，抗战后回到北平，也就再没见过他。」
戴爱莲（1916—2006）
「……金岳霖是最好玩的一个人了。他一辈子都爱着林徽因，没有结婚。人家养宠物，都是养狗啊猫啊的，他却养一只大公鸡。平日最疼爱的就是他的大公鸡，经常给它喂维他命、鱼肝油什么的。那时候在昆明，我们沈家、刘家、杨家几家人住在一起，有院子，有厨房；他住西南联大的单身宿舍，没有地方养鸡，就把大公鸡放在我们这里，经常跑过来照料。防空警报来了，大家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往城里跑——他惦记着他的大公鸡哪！因此，『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防空洞』就成为当时大家挂在嘴上的好玩话题。他也不在乎我们笑他。每回他登门，我们几个女孩子就故意说：『金岳霖可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他的大公鸡的！』他就冲着我们憨笑：『嘿嘿，都看，都看！』呵呵呵……陈寅恪更有意思，他当时把跑警报叫做：『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左）叶公超（1904—1981）、（右）金岳霖（1895—1984）
一九三六年张元和、张充和摄于苏州。（张寰和提供）
「我跟溥侗很熟，溥侗就是『红豆馆主』，他是宣统皇帝的族兄。抗战前一年，我在南京代储安平的职——储安平当时到英国留学去了，我代他编《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我在那里跟溥侗认识的。他当时是南京一个什么挂名的官，好像不是个实职。他喜欢唱昆曲，我们每周都聚在一起拍曲，他是中间年纪最大的，那时都六十多了。我们当时的曲友在一起，做什么事的、当什么官的我全不知道，反正都是唱昆曲的就是了。我还跟溥侗在南京的『公余联欢社』一起唱过戏，他很会演戏，他还来过我苏州的家。对了，那一年在苏州，因为家里历来有些收藏，常有书画店的伙计送画到我家来，请我们看看要不要买。有一回，书画店的伙计送来一卷画轴。画卷还没打开，我一看上面收藏人的图章，写着『同仁于野』，我就说：『这画我要了。』伙计很吃惊，怎么卷轴都没打开，你就要了，你不怕买了假画吗？嗨，他怎么知道，我一看『同仁于野』，就知道是溥侗收藏的东西，我父亲也收藏过他送的字画。『同仁』就是『侗』，『于野』就是不做皇帝的意思。溥侗收藏的，总归不会是差的东西。打开一看，果不其然！那是明末清初一个和尚画的花卉，名字好像叫『光鹫』，但究竟是什么人，我一直没查出来。这画我一直收藏着——唉，我们家里的那些书画收藏，几乎都丢光了。抗战逃难丢了一次，四九年后又丢了一次，我能带到美国来的，更是没有多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