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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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充和捐赠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的昆曲点翠头面。捐赠的三件藏品中，点翠头面与盘金绣斗篷都是张充和一九三○年代在苏州学习昆曲时特别定购之物。
　　　　时代风涛里的笙曲弦管
　　　　张充和与重庆曲社、礼乐馆的故事
　　　　说起昆曲，张充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那天和老人家闲聊，随便翻着茶几上几本《昆事图录》一类的杂书，我看到这样一张题为「北方曲家照」的照片，上面合影的人是：着戏装的张允和　（充和二姐），傍立者为俞平伯、康生与欧阳予倩。照片没有标明日期，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北京昆曲研习社演出后的留影。
　　　　在我这个红色年代过来人的眼里，这张照片的人员组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一位是语言学家周有光的夫人、与世无争的张家二小姐；一位是随后（或已经）因《红楼梦研究》而身陷全国性批判狂涛、并因之倒了大半辈子霉的大学问家俞平伯；一位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人物之一、日后在运动中同样起起伏伏的欧阳予倩；中间夹站着的，竟是一手参与打造这些现代文字狱悲剧的重头人物——儒雅得惊人、却让许多读书人闻之齿冷骨寒的康生！
　　　　昆曲，就是这样云淡风轻地，将这样一些大时代里角色迥异的诸般人物，收拢到她的麾下。
　　　　这张黑白旧照，其实凝聚了我听张充和讲各种昆曲故事的独特感受。我们那天的话题，就从这张照片引出的昆曲社活动讲起。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最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的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当然，唱戏、演出都要有花销。曲社的后台老板是范崇实，他是丝业公司的经理，有钱，有权力，也有本领，肯出钱出力。拿钱的事都找他，只要是为曲社，他二话不说就掏钱。他平时看起来倒是一个相当文雅的人，却很有武功，听说从前在上海，有人拿枪指着他的脑袋要挟，最后都被他降服了。有一次有人开小车来逮他，他一手就把两个人抓住了。他开始学唱小生，后来改唱老生，就唱得很像样了。他人好，待我们昆曲的人很不错，总是在帮忙。」
　　　　张充和（左）与张元和（右）在昆曲表演中，摄于张氏姐妹一九八六年应邀为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在北京政协礼堂的演出。此图被俞平伯称赞为「最为蕴藉的一张」昆曲图。
　　　　我问：「你们当时登台演出，都有钱么？就是今天说的——出场费？」
　　　　张先生笑了：「哪有什么出场费哟！我在重庆唱戏，从来没拿过钱。我在重庆的师范教书也不拿钱，还得要自己掏钱租场地。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在教育部拿了一份整工资，倒不太为花钱操心。曲社要唱戏，首先要有人教戏。我在重庆的师范有位女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叫翟贞元，扬州人，她负责教小生戏；我教旦角戏。重庆的师范当时校长是马客谈，也爱昆曲，干脆就把我找去师范，开班教戏。我在青木关教育部，师范在北碚。我两个礼拜去一次北碚教戏，主要教唱，教学生旦戏。当时学戏的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里能登台的有两三个。我还记得有一位叫笪瑞珍，当时才十几岁，唱得不错。记得抗战后我回到苏州，她还跟我通过信。」
　　　　我说：「毕竟是战争时期，重庆那时候也经常要挨日军轰炸，你们的曲社，怎么维持正常的活动呢？」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的师范，在北碚乡下。曲社要唱戏演出，我就从北碚带几个学生过去，唱主角，再请人配戏，跑跑龙套什么的。」
　　　　「那时候，曲社都唱过什么戏？」
　　　　「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老人家忽然发起感慨来，「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杨荫浏（1899—1984），又一个中国音乐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今天一般的读者，也许无缘读过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著述，但是，一定都听过二胡曲《二泉映月》和古曲《满江红》。《二泉映月》这块中国民族音乐的珍宝，就是杨荫浏在一九五○年间，回到故乡无锡，亲自为盲人流浪艺术家阿炳录音、记谱而得以传世的；古曲《满江红》，则是一九二○年代由杨荫浏以现代简谱翻译古谱，并填上岳飞原词，才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提起杨荫浏，张充和的神色变得活泼起来：「杨荫浏啊，他既是我的长辈，我们也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了很久，从云南一直到重庆。」
　　　　我注意到，提到昆曲、音乐和书法，老人喜欢用「玩」这个字眼。
　　　　「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中年时期的杨荫浏
　　　　屋子里，一时充盈着张先生的笑语欢声：「我到重庆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跟沈从文、朱自清他们一起编教材，我管诗词、昆曲、音乐这一摊，沈先生管现代小说，朱自清管散文。那时候西南联大刚成立不久，沈从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我们花二十多块钱租了一个大佛堂，有四间小房可住人。前楼是沈从文一家，我住后楼；杨荫浏刚从后方来，住在旁楼；在西南联大管行政的杨振声，住另一个旁楼。我们几家人那时候吃、住都在一起。杨荫浏在昆明学校教音乐和算学，每天夹着个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总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杨振声、梅贻琦几个人，老远的跑到昆明学校去看他，他看见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们只好直接到他房间去了——他的房门永远开着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恍然想起我们是他的客人，慌忙从外面跑回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张先生说着呵呵笑起来，「杨荫浏研究的乐理方面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懂。他本来是学科学出身的，听说从前在燕京大学，他教的不全是文科，还有理科。他的笛子吹得很不错，经常为我们唱戏吹笛子，一板一眼的，很讲究。可他不会背曲，吹什么都得看谱，所以他把我唱的很多昆曲唱段都翻成了五线谱。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为很多赞美诗作曲，可是，他从来不向我传教。我的一个侄女当时和我住在一起，也信教，倒是一天到晚地向我传教。」
　　　　我插话问：「张先生，你有什么信仰吗？」
　　　　她笑笑：「没有。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从前带我长大的祖母倒是吃长素的佛教徒，心很诚的。可是我祖母从来不叫我信佛，也不要我吃素。她吃素，我在另一个小桌上吃荤菜。她的厨房都做素菜，唯一例外是给我炖汤，可以有荤的。」
　　　　这张富有代表性的张充和青年时代照片，即摄于一九三九年左右的云南呈贡云龙庵佛堂。
　　　　我知道我们又扯远了，就想拢回到重庆的话题上。
　　　　「我给你讲一个在重庆演戏，跟梁实秋和老舍有关的故事吧。」老人家喝了一口茶——她家里总是备有上好的当年新绿茶，据说是大陆亲友们每年都惦记着给她隔洋捎来的新茶。
　　　　「当时教育部新成立了个礼乐馆，在北碚。要唱戏，劳军演出，重庆的人都要下来帮忙。那次演出是教育部组织的，梁实秋、老舍当时在编译馆做事，答应两人要出一个相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是丁西林，也懂音乐，他们负责搭台、装灯；我呢，就负责给唱戏的找配角。那场演出很盛大，来北碚的人很多，住不下的人都挤在礼乐馆里。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台化妆，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一边练一边大笑，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实秋是捧哏的。排练时，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梁实秋说：『你到时别真打，比比样子就好。』结果到了台上表演，说到兴头上，老舍的扇子一挥，真的就打过来了，梁实秋没有防备，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梁实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下面掌声大作，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来一次）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相声讲不下去啦……」
　　　　张先生轻声笑着，屋里的空气在欢快的回忆中跳跃着：「那一年到台湾，梁实秋跟我回忆起这一段跟老舍说相声的趣事，当时还录了音。前些年老舍的儿子舒乙到访耶鲁，我把这个录音和老舍与我的合照都让他带走了。这回（二○○七年春）我在北京开书画展览，舒乙在开幕式上讲了这个故事。可是他没讲对，我当场纠正他：当时梁实秋的眼镜没有被打掉，是打飞出去又一手接住啦！呵呵……」
　　　　张充和手抄的昆曲工尺谱
　　　　昆曲工尺谱
　　　　老人对细节的清晰记忆，从来都让我们这些晚辈叹为观止。
　　　　我问：「什么是礼乐馆？你刚才好像说，你后来是从青木关搬到了北碚？」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我记得，「蒋委员长」好像在抗战时期提出过「新生活运动」之类的口号，也许这新成立的礼乐馆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便问：「能给我说说礼乐馆的故事么？」
　　　　「国立礼乐馆直属教育部，馆长是汪东（汪旭初），礼、乐分开两组，卢冀野管礼组，杨荫浏管乐组，我是属于乐组的，负责做中国古乐，做外交仪式音乐，弘扬昆曲等国乐，从古诗里选出合适的诗词曲目做礼仪教化之用，等等。」老人又笑眯眯地提起一段佚事，「说起来，这个礼乐馆的馆长，还是我给保送的呢！教育部知道我跟沈尹默先生相熟，要我去请沈先生作礼乐馆馆长。我就去传话了。可沈先生说：『我不合适做。我只会闲里找忙，不会忙里偷闲，你去问旭初看看。我就去问汪旭初，一问他就答应了。他在北洋军阀时代做过相关礼乐的事情，当时是监察委员。他从监察院调到礼乐馆，也是个闲差使——呵呵，我这么说，倒把两个部都骂啦——我给自己找了一位上司，这位上司自然对我是很不错的。他亲自画了一本梅花送给我，可惜被我弄丢了。我当时二十多岁，他们管薪水的人，要在我的登记册上加几岁，这样可以领到平价米。我说我不要，他们说：『你不要我们要！』平价米可难吃啦，可那是战时，缺粮缺米呀！……」
　　　　我想象着那个战争年月，这位正在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教育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