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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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
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
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
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9 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
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
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
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
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
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
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
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
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
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
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
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
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
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
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
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
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
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
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
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
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 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
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
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
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
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
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
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
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
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
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
“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
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
人吧！”（原载1996 年10 月18 日《文汇报·笔会》）
第15 节 苏州的识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
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我就
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
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
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
只好跟着流。向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
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
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
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
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
前合并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
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
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
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 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
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
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
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
相公者。”我在湖边问20 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
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对于向往已
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迹，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回避。衡
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
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
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
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 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
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叹息。到
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恶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
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
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
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
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
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
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蔀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
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
上”。
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
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结果“声若聚蚊，不
可辨识”。渐渐地，歌者的竞技心起，变成音乐比赛，音色较差的就被自然
淘汰。当“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
才三四辈”。
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
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
时，整个虎丘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
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
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到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
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
点头。”比张岱晚三百年的我来到虎丘，虎丘的盆景老树郁郁苍苍，栽培的
杜鹃花豪华绚烂。如织的游人在石块间跳来跳去，苦苦寻找摆姿态摄影的地
点，尽尽“到此一游”的义务。
我站到远处，想将那宋朝的斜塔尽收眼里，却突然听到公鸡啼声，就
在身后。三只比人还高颜色斑斓的大公鸡正扯着喉咙喔喔叫，鸡头随着电流
控制一节一节地对人点头。每隔几分钟就啼叫、点头。原来满山都是电动的
巨型鸡鸭鱼兔，当然也少不了转来转去的米老鼠。
“中秋夜有音乐会吗？”我问苏州人。
苏州人不知道，“没有吧？”他说。
走到出口，发现苏东坡老先生像个测字先生一样坐在路边为人盖章；
电流操纵的蜡人苏东坡僵硬地抬起手腕，僵硬地在我的门票上盖下“到此一
游”的证明。
要离开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
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在一个月光灿亮的夜晚，苏州人不约而同来到山
头赏月品酒听曲。有那么多的民间音乐家即席演唱，而“听者方辨句字，藻
鉴随之”，人人都是有点儿素养的评鉴家。当最精湛纯熟的歌者吐音时，千
人石上肃静无声，听者神驰，只能默然点头或者慨然泪下，歌声余音在明月
山冈里袅袅不绝。这是艺术欣赏至高的境界。张岱忍不住叹息：“使非苏州，
焉讨识者？”苏东坡傻瓜兮兮地笑着，对所有离开虎丘的人机械地点头；他
的眼睛突出像人工培殖的变形金鱼。我从他电动的手掌下取回门票。苏州古
城已毁。花了两千年时间沉思琢磨而成的历史风貌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可以
彻底消除，不留一点痕迹。苏州的识者啊，到哪儿去了？（原载1996 年l1
月19 日《文汇报·笔会》）
第16 节 干杯吧，托玛斯·曼！
眼神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
众纷纷前来握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
“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
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我忍不住笑了，“是呀。”
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
我理解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
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
是狐疑还是肯定。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
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
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
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
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
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
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
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
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
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
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
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他是谁？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
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
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
表示是精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
人对望？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
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
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