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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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有人对本文所述的治理方式有何不
满。既然人民予以默许，居统治地位的议员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贬低自己的生
活方式。尽管十八世纪后半期弗吉尼亚有过一些小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
它们完全是在弗吉尼亚黄金时代的既定体制内进行的。在较有影响的（甚至
比较革命的）弗吉尼亚人眼里，美国革命本身就是维护那个时代中庸之道的
一种尝试。
由于弗吉尼亚的统治者们钦佩英国绅士的理想，他们最谨慎地遵循的绅
士准则就是中庸。和当时某些英国绅士不同，他们不轻视贸易或劳动，也不
赞许懒散的贵族作风。他们也不同于后来杰克逊时代的一些美国人或欧洲平
均派民主主义者，并不把满手老茧的劳动者特别加以理想化。弗吉尼亚人从
布拉思韦特所著《英国绅士》一书中可以得知中庸体现在三个方面，因而必
须在精神、肉体和财产上同样地身体力行。他们懂得了“中庸是一种很值得
绅士（他被想象为刚来到自己的土地上，因而很需要一名小心侍奉其主的随
从）学习的必不可少的美德，因为它是划分社会阶层的最好标准。”这种为
治理一个群体所必需的古老美德，在那些欧洲人为之互相折磨了几个世纪的
宗教问题上，也同样是需要的。
21．“信神而求实”：
没有主教的主教派教会
弗吉尼亚殖民地并非由躲避宗教迫害的难民所建立，早期弗吉尼亚的宗
教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净化”的。英国的现行宗教生活成了移居美洲
的英国绅士生活的一部分。在弗吉尼亚历史上和经由弗吉尼亚人形成美国性
格方面，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具有决定性意义。1724 年，对弗吉尼亚有
亲身体验的休·琼斯牧师说：
如果说新芙格兰是不信国教者的收容所和宗教问题上的阿姆斯特丹，宾夕法尼亚是贵格会教徒
的保育院，马里兰是罗马天主教徒的隐居地，北卡罗来纳是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是冒
险家和海盗的乐园，那末，弗吉尼亚堪称真正不列颠人以及大多数真正教徒的逍遥胜地；不骄
不颓，不亢不卑，更令人敬佩和鼓舞。
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分裂派教徒确信，他们宗教的“纯洁性”
要求他们反抗母国的制度。然而，早在其他殖民地建立反抗性社团之前，弗
吉尼亚人就开始把英国的宗教生活移植到美洲沿海来了。虽然一些小规模的
分离主义运动从中世纪起就骚扰着英国的宗教生活，但在 1607 年弗吉尼亚
殖民地建立时，罗马天主教是国教以外英国唯一的大宗教集团。弗吉尼亚的
英国国教会是个宽容的教会，它实际上与弗吉尼亚社会共生共栖，而并非众
多教派中的一派，弗吉尼亚殖民地从建立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发生了许多变
化，但它的宗教不知怎的仍然保持着这种宽容色彩。他们的宗教感情不是一
种激发人们重建天国或建立兄弟友爱之邦的狂热，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
操，它使殖民地的制度充满温柔的神意。古老而耐久的宗教丝线把弗吉尼亚
的社会组织联结在一起。
1720 年 7 月 14 日，罗伯特·卡特从拉帕汉诺克写信给督导他儿子学业
的伦敦代理人说：“任凭别人用他们喜欢的方法教子成龙吧，我决心要把我
们神圣宗教的原则及时灌输给我的孩子；我是英国国教培养出来的，因此我
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不过，我不能苟同华而不实的玄理以及任何超过礼仪
和遵奉国教之需的繁文褥节。信神而求实，这才是本体，而那些东西只不过
是外壳。”在十八世纪中期的弗吉尼亚，这种中庸之道不仅表现为不受极端
派偏激之言的影响，也表现为既热情又冷静地奉行英国国教的风范。那里很
少有任何派别的异端教徒。
这种中庸之道是如何在弗吉尼亚产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回顾
历史。英国国教起源于一种妥协，而且如麦考利勋爵所说，仍保持着‘罗马
天主教和日内瓦加尔文教之间的中间立场”。这种中立精神使英国圣公会教
义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国教，并有助于说明其非凡生命力的缘由。在
那个时期，圣公会教义传统上着重于制度而非信条，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
弗吉尼亚教会的宽容性质只是更突出了这个重点。
在马萨诸塞海湾，请教变得比它在英国更注重实际，而不那样醉心于教
义。英国请教徒在教义上处于禁锢状态，但在新英格兰，请教徒却自由自在
地实践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受到反对派的挑战，因而对
磨硕其神学之剑不大感兴趣。治理新英格兰的责任也磨钝了教义的锋芒，因
而到十六世纪后期，他们已开始作出精明的妥协，由此产生了十八世纪的公
理会教派和十九世纪的一位论教派。
由于类似的原因，弗吉尼亚的英国圣公会也就必然比它在英国更讲求实
际和倾向折中。弗吉尼亚出的神学论著比新英格兰还少，弗吉尼亚人专注于
制定英国国教的组织制度以及有关教区、教区委员会、教区委员、协助政府、
厉行道德教化和赈济穷人等问题。那种请教新英格兰通过正统观念自相矛盾
地形成的求实性，在英国圣公会的弗吉尼亚则是通过其宽容性和传统主义而
达到的。
例如，这种宗教求实精神从藏有许多宗教书籍的种植园主的图书室里就
可显示出来。爱德蒙·贝克莱——一位相当典型的种植园主贵族，卒于 1718
年——的图书室里有一百十三种图书，数量最多的一类（三十二种）是关于
宗教的。威廉·菲茨伯格、拉尔夫·沃姆利第二、理查德·李第二、罗伯特·卡
特和威廉·伯德第二的图书室藏书情况也是如此。以上仅举少数几例而已。
在这些藏书中，有关神学理论论战方面的著作极其罕见；余教书主要是一些
圣公会稽南一类的东酋，如理查德·艾莱斯特里的《人的责任》或克莱门特·埃
利斯的《异教罪人》，或《英国的无畏绅士》等等。即使偶尔有一本宗教论
战书籍，恐怕也不是神学论著，而是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著，是论述教会的组
织和管理的。
尽管英国圣公会在成为弗吉尼亚圣公会的过程中神学理论丝毫未变，但
它在体制上经历了一场显著的变化。大西洋把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与宗主
国进行的神学论战完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荒原旷野使这一来自英国的教
派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圣公会俗称“主教派”教会，因为它是主教统治的
教会，但在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却根本没有主教。与异端教派相反，英国
圣公会是臭名昭著的僧侣等级制教会，但弗吉尼亚的各教区教会却是众所周
知的独立和自治的组织。在说明弗吉尼亚人善于改造英国制度、变更其外部
形式而不破坏其内在精神方面，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这一改造通过两种
方式来完成，一是废除殖民地的英国主教的权力，二是将主教权力分散到各
地的教区委员会。弗吉尼亚圣公会不是名符其实的“主教派”教会——也就
是说，它没有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783 年，即脱离英国之后。
在殖民地时期，关于弗吉尼亚是否应当有主教的问题在大西洋两岸引起
了激烈争论。虽然法律根据含糊，但人们普遍认为殖民地教会的控制权操在
伦敦主教手里；不过，较为谨慎的主教们拒绝承担他们认为无法行使的控制
权。托马斯·舍洛克主教（1748—1761 年间的伦敦主教）写道：“一个主
教住在世界的一边，而他的教会却在另一边，这种情况会使这位主教处理公
务十分尴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无益。”由于法律上的含糊、政治上
的雄心以及莫名其妙的疑惧，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从未有过自己的主教。
1771 年，在主教派教会的弗吉尼亚，其民众代表院决定采取请教的马萨诸
塞早已采取的立场：拒设主教。整个殖民地时期，这个殖民地同宗主国教会
的唯一联系人是一个权限含糊不清、被称为代理主教的官员。
由于弗吉尼亚没有主教，每一个圣公会圣职候选人必须到英国去接受任
命。舍洛克主教在 1751 年抱怨说：“那里的人们对培养自己的子女当牧师
一事感到沮丧，因为要把他们送往英国接受任命就非得担惊受怕、耗费钱财
不可，他们在这里往往染上天花，那里的本地人把它看作是致命的疾病。”
极力主张殖民地设主教的英国神职人员掩饰了那些希望当牧师的弗吉尼亚青
年人所遭遇的不幸。“即使他们有幸安全抵达，在这里也是无亲无故，只能
可怜巴巴地去求见素不相识的人，口袋里除了某种证件而外没有任何推荐情
或介绍信。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鼓起最起码的勇气，谁还敢大胆地去闯？”
一位美洲作者说，在 1767 年，这么一趟旅行至少得花一百英镑，不久前去
英国接受任命的五十二名候选人中，只有四十二人安全返回。
旅途上的风险和开销促使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建立了一个美利坚教
会，它大不同于他们声称要仿效的英国教会。没有宣言书，没有为自己辩护
的论著或支持自己立场的新教义，没有嘹亮的神学进军号一—一切都披上可
敬的圣公会外衣——弗吉尼亚人形成了自己新颖的教会体制。美国革命以前
很久，弗吉尼亚就有了自己的公理会教义了。它不同于新英格兰的公理会教
义，这部分是因为它没有轮廓分明的神学盾牌。英国圣公会古老的等级制大
厦好比一堵挡风的墙，弗吉尼亚人躲在这堵墙后面建造他们自己朴实的自治
平房。他们如此不事张扬，又如此成功，以致他们所作所为的充分意义长期
不为人所知。既然他们能维持没有主教的“主教派”教会，那还有什么即兴
的奇迹搞不出来呢？
早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弗吉尼亚圣公会就有了一种确定的性质：它是
一批独立的教区，世俗事务由民众代表院治理，有关教义的事务却没有任何
中央权威来管。据我们所知，那里没有正规的牧师会议，从而也没有任何阐
述教义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对牧师的监督权和教礼教规的确定权便落于
教区主要世俗成员之手。他们当然认为那是最保险的了。
在英国，圣公会牧师由主教授予职位，一旦“正式就职”，他在自己所
在的教区就可以有一点房地产。他可以无视教区居民的意愿，有时甚至违背
他们的意愿而占有这点房地产。他可以被撤换，但这只有经过主教的审讯才
能做到。因此，十八世纪的英国教区生活产生了声名狼藉的孪生祸害：一是
“兼圣俸”，即一个牧师控制许多教区，二是“遥领主义”，即牧师掌管他
并不在其中居住的教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去过该教区。不幸的
英国教民则处于无权的地位。
弗吉尼亚的改造办法并不复杂，那就是每个教区有权通过其教区委员会
遴选本教区牧师，并且只有在他们对他感到满意的情况下才让他留任下去。
弗吉尼亚圣公会的非神职人员们并非通过立法取得这一权力，他们只是利用
法律术语，悄悄地将其转变为重要的制度。按照法律，弗吉尼亚的牧师只要
由教区委员会“举荐”给总督及其参事会并且“正式任职”以后，就能完全
占有他任职的教区和合法控制“牧师田”（教区所有、拨作牧师俸禄的农田）。
正式就职以后，他就有了一定的职田，但在此之前，他的去留完全是由教区
的意愿决定的。求实的弗吉尼亚人决心要使他们向教会交纳的什一税花得得
当，于是搞出了一种简单的做法，即既不予“举荐”也不让“就职”，从而
牧师们总是要年年订合同。哈特韦尔、布莱尔和奇尔顿在其 1697 年合著的
《弗古尼亚现状》一书中以厌恶的口吻写道，牧师们“给这种合同起了一个
相当粗俗的名字，叫做雇牧师。他们很少举荐牧师，从而可以用这个办法使
牧师们处于更加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三十年后，休·琼斯牧师仍然担心“教
区委员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牧师的主人，声称既然他们只是一年一年地同牧
师订合同，而且有些人已经那样做了，那末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解雇自己的
这个仆人”。
但是，对弗吉尼亚牧师处境的大多数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据 1724 年材
料，弗吉尼亚牧师在同一教区平均任职二十年。但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