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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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融合。临别，林则徐把自己所辑的《四洲志》书稿及资料郑重地捧予魏源，嘱其作《海国图志》，并修书荐魏源至两江总督裕谦处参予抗英斗争。不久，魏源再赴浙江前线，入裕谦幕，参与筹划抗敌，几个月后离去。十月，英军攻陷镇海，裕谦投水自杀殉国。

　　林则徐因抗英而获罪，遣戍伊犁；裕谦孤立无援，兵败殉国；投降派卖国求和，自鸣得意。1842年8　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魏源从亲身参加抗英斗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知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冲破“天朝”闭关自守的牢笼，改变盲目自大的倨傲态度，必须“知夷”、“通夷”、“师夷”，而后才能制夷。为此，他以林则徐所赠的《四洲志》和其他大量资料为基础，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奋笔疾书，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于1842年冬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本的撰写，由此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外国历史、地理和政情的巨著。1847年，魏源将《海国图志》增订为60卷，1852年更扩编为100　卷，使之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海国图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认识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对外关系史上，了解不了解国际形势和外国情况，往往成为对外战争和外交胜败的关键。在鸦片战争期间，清王朝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可怜得很，“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以为不过南洋诸夷之类。”直至鸦片战争失败，清宣宗旻宁还不知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身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大清皇帝对世界最基本的地理知识竟一窍不通，岂不为天下笑谈？作为鸦片战争一方主脑的清帝对“夷情”竟昏庸无知到这种程度，要他领导禁烟运动和这次战争，又焉能不败？

　　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谈道：林则徐禁烟运动和反击侵略者的初步胜利，投降派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就在于前者了解“夷情”，后者不知“夷情”。同是反击侵略者，“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大不相同。同是和外国办交涉，“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也大不相同。因此，他提出“筹夷事必知夷情”的观点，要与世界各国打交道，首要一点便是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海国图志》向国人传播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和社会情况，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和先进科技知识，从而使长期对世界情况处于闭塞状态的国人耳目为之一新。《海国图志》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

　　对外开放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提出了“通夷”——即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张。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鸦片战争后，投降派把“夷变归咎于缴烟”。对此谬论，魏源予以严厉的驳斥。他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指出：“激夷变绝不由缴烟，而在于停贸易。”

　　“观禁烟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至货船，亦遵例具结。”

　　英国之所以“连兵万里，构衅数年”，是因为旻宁下了停止中英贸易的禁令。

　　可以说，英国为了进行鸦片贩卖，牟取暴利，不论旻宁是否禁止对外贸易，它总要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但就“激夷变”而论，却实由旻宁停止贸

　　易而促成。据此，他认为只要各国遵守初约，不进行鸦片贩卖，就不应当禁止各国的正当贸易，这就是魏源提出的“持鸦片初约以通市”，实行对外开放的进步主张。

　　魏源之所以能提出这一主张，是因为他已朦胧地感觉到了国际贸易的巨大作用，认识到正当公平的国际贸易对贸易各方都是不可缺少的。

　　魏源熟知英国是一个“务工勤商”的国家。其地虽“产大小麦，其谷不足食”，必由外国输入。纺织业发达，所用棉丝靠输入。“其国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万国通商也。”英华通商始于明朝，当时贸易额甚微。由于中国富庶，后来日益发展，道光年间，贸易日增。所以各夷常说“天下富庶无如中华。诸国所来船多不觉其多，所来少不觉其少，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为海内第一，是天下更无大于中华。”因此，当林则徐禁烟后，英领事“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香港亦不敢索”。魏源深知英国是“以货财为命”的，所以他主张“持鸦片初约以通市”。

　　更重要的一点是，魏源认为开展正当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是有利的。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就是“自修自强”。魏源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中国在正常的对外贸易中总是占优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列举了道光十七年（1837）中国对英美及其他西方国家货物（不包括鸦片）

　　总出口额为35093000元，总进口额为20148000元，顺差金额14945000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使鸦片无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数哉？”

　　魏源还进一步就如何保证正常的对外贸易提出了三点具体措施：一是“与夷约，果能以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者，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关税”

　　；二是“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三是同意英国增加茶丝进口税和棉米呢羽出口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货，亦可多运多销。”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落后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放眼世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还是徒守旧制、闭关自守、一概拒绝向外国学习呢？魏源主张取前者。他在《海国图志》中详细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向外国学习，学习什么？这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魏源严肃地批判了清政府在和国外互市中，只接受外国的“奇技淫巧”和“邪教毒烟”，“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技，是肯受其害不肯受其益。”他认为凡是外国好的东西，诸如军事工业，兵船、火炮的制造，以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都要学，也要学习养兵练兵之法，不好的东西如邪教毒烟等要予以摒弃。

　　怎样师夷之长技呢？魏源主张：（一）设粤东船厂和火器局。船厂主要造战舰和新式商船。火器局主要造战舰用的攻炮和城垒用的守炮，以及绿营所用的鸟铳、火箭、火药，也可以造民用的龙尾车、自转碓、风锯、水锯等生产工具。

　　（二）聘请弥利坚（美国）、法兰西、葡萄牙三国技术人员，在粤东船厂和火器局传授造兵舰火炮及民用生产工具的技术，“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

　　（三）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商民仿效粤东厂、局，建船厂、火器局，生产的商船和民用器物“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四）开采银矿。他认为：货源莫如采用。除朝廷开银矿外，“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

　　（五）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他认为外国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症之药。

　　魏源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识见已自不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妄自菲薄。对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生产，以臻富国强兵，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说：“尽传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

　　《海国图志》是魏源思想发展的高峰，代表了当时思想界最进步的思想。

　　其影响所及，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河。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曾说，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1854年，《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魏源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就决定了他探索的富国强兵的道路行不通。他的政治思想也只能是归于幻灭的梦想。　
　　

　　
16　黑暗中的光辉梦幻——《大同书》
　
　　公元1903年，在曾经盛产神话的南亚大陆印度，在大吉岭地区的一间普通客房里，诞生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著的《大同书》。

　　《大同书》的诞生近代的中国，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先进的仁人士子，为了救亡图存，光复华夏，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奋斗和有益的探索。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这一努力与追求中的“历史备忘录”。

　　康有为出身于累世官僚地主之家，自幼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然而，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他越来越怀疑那些“圣经贤传”，不断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

　　他游览过香港，参观过上海的租界，后来又到国外去考察。他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也最多的中国人。他购买了许多当时翻译的各类外国书籍，特别是接触到了19世纪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使他决心为中国设计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远景——“大同”社会的蓝图，以鼓舞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而士气殆尽的同胞们。

　　1884年，康有为着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这就是后来驰名于世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康有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计了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书成之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实行“大同”尚非其时，迟迟不肯示人。直到1913年他才以《大同书》为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稿直到他死后八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而康有为也由此而被世人称为“一佛出世”，“当代一人”，完全打动了他的学生和朋友。

　　大同之世“大同”，是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老年人晚年有人照顾，壮年人有理想的工作，孩子有学习的机会，鳏寡孤独者，还有残疾之人都为社会所养。人人都生活得愉快幸福。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袭了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继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

　　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

　　他认为：在农业上要实行“公农”，把天下所有的田地都归为公有，任何个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在工业上，要实行“公工”，把天下所有的工厂、铁道、轮船都归为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在商业上要实行“公商”，把天下的商业都归公，由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

　　《大同书》还对社会政府职责作了规定。社会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要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物质财富。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为未来社会的劳动者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所以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没有别的可崇尚的；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所创造的新器外没有别的可尊高的；太平之世没有痛苦，所有的只是欢乐。所以说在野蛮的时代，工人最低贱，愿意干的最少，人们对工人也最薄；在太平之世，工人是最高贵的，愿意工作的人也最多，对待工人也最优厚。而且人们既是工人，又是“学人”。人们所追求的是“知识竞争”，在竞争中出现许多“聪明睿智之士”，他们拿最高的薪金，享受最高待遇和荣誉。太平之世，人人都想创新发明，人类的进化因此而永无止境。“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