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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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或被战争留下永久的创伤。其次，恐怖活动亦将给种族关系带来不可弥补的裂缝。况且，这种手段的对象往往对人而不对物。第三，破坏活动不以人为目标，可避免杀伤生命，把种族仇恨降低到最低限度。根据这一方针，破坏目标主要是经济、交通和通讯设施。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使外国资本撤离，从而使严重依赖外资和外贸的南非经济遭受损失；而这将迫使南非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

“每一个民族都会面临只有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者战斗。南非正面临这样的时刻。我们决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是要尽我们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当南非政权听到民族之矛这一庄严声明时，它预感到自己的灭顶之灾；当非洲黑人听到这一庄严声明时，无不欢欣鼓舞；当世界政坛听到这一庄严声明时，认识到南非黑人的政治斗争已经改变了以往的策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民族之矛的第一批炸弹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卢图利参加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60年）仪式之后刚回到南非时爆炸的。这是第一位非洲黑人获此殊荣，也是世界和平人士对卢图利非暴力立场的肯定。当1960年诺贝尔奖宣布以后，南非政府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对诺贝尔奖的亵渎。但后来不得不发给他一张10天内有效的特殊护照，让他亲自前往奥斯陆领奖。在领奖仪式上，卢图利一方面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感，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告诉世界舆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怎样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种族战争：

在南非，很容易将对白人统治自然愤怒的感情转变为仇恨的感情和反对白人社会的复仇愿望，这之所以没有发生并非偶然。这是因为非洲领袖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鼓舞下，有意识并明智地采取了坚决反对种族自负的立场……我们的目标历来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它将捍卫所有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人民的权利。

约翰内斯堡等地12月16日的爆炸声并非对卢图利和平宣言的讽刺，而是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历史嘲弄！

实现从非暴力手段到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转移，除了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主观和内部因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条件：非洲的独立运动已横扫整个大陆，到1961年这一运动已日益逼近南方尚未解放的由白人控制的国家。这一形势对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而言，意味着南非黑人解放力量可以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基地。从这。些基地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以获得进行武装斗争的训练和装备。这是前所未有的机会。

民族之矛的志愿者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并一般须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领导人（往往是曼德拉自己）选定。这些志愿者必须具备三个起码的政治条件：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信念和决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或在以往民主活动中的卓越表现，以及对民族之矛这一组织新的暴力策略的公开支持。民族之矛的首批志愿者英德里斯·耐多曾回忆他与曼德拉的第一次会见。

那是1961年10月底的一天，一些印度人大会的军事人员接到总部命令，于下午7时55分到约翰内斯堡的福兹堡的一间房子里集合。7时55分，所有接到通知的人都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这时，一个人走进房间，机敏地用眼睛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圈。在确信一切正常后，他出去了。几分钟以后，他又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高大魁梧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条很脏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工装裤。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请坐下来，同志们，”他那平易近人的声音一出口，房子里的人骚动起来。原来他是纳尔逊·曼德拉，这声音在座的人都熟悉。可见，曼德拉的化妆确实很成功：他那富有魅力的中间隔开的小分头不见了，同时留起了小胡子。他告诉在座的同志们：武装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非国大一向试图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得解放，但目前一切和平抗议的渠道都已被政府堵塞，因而决定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政治斗争。随后，他向大家谈起他将去国外联系的一些情况。大约一个小时后，他站起来说再见。“我们都冲上前去争着和他握手”，耐多激动地回忆。

这些志愿者在经过极严格的挑选并认为合格后，便举行集体宣誓。他们右手紧握拳头，发誓坚守秘密，并不断重复“力量属于我们的！”这句话，最后唱“马易布耶！阿非利加！（回归吧，非洲！）”。志愿者被告知，在今后的活动中，不能拒绝任何分配的任务，并被警告如果拒绝执行最高层的命令将可能导致被处极刑。在民族之矛组织里的人必须保守秘密，关于组织的情况和接受的任务连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告知。很多组织成员仍在公开场合上自由活动，因为外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民族之矛的最高指挥部设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利沃尼亚的一个名叫利里斯利夫的农庄。最高指挥部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贝基、乔·斯洛沃、安德鲁·姆兰基尼和雷蒙·姆赫拉巴等人。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有假名，如曼德拉被称为“大卫”，西苏鲁被叫作“阿拉”，姆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为隐蔽的目的，最高指挥部也在此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不时在住宅门口向路人卖农场产品。

这个小农场占地28英亩，是通过一个南非共产党员阿瑟·戈德雷奇买下的。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配置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一台发报机、打字机和复印装置。农场还有一条秘密通道，只有最高指挥部的几个人知道，主要用于传达命令和接受信息情报。民族之矛的成员在这里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在初创期。曼德拉在1962年1月出国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尽管这里是白人区，地方隐蔽，但过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的往来出入难免不引起怀疑。斯洛沃后来也承认，“利沃尼亚终将有一天被发现并被捣毁。像我这样的人每天要来三次，其他人也差不多”。一年半后，利沃尼亚果然被南非警方捣毁。

民族之矛还在约翰内斯堡郊外一个叫山景的地方买了一处地产，主要用来作躲避警察追踪的秘密藏身处；同时还有一处称作特雷瓦林的地方用来作军火库，这一所房子地处克鲁格斯多普。所有这些地产的资金来源有两处，一是南非共产党提供的，如利沃尼亚在作为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的同时，南非共产党也把它作为活动点，凯西、布莱姆·费希尔、戈德雷奇和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在此活动。另一笔资金则是曼德拉1962年出访非洲各国时所受的馈赠。

尽管称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在初创时期可说是一无所有。很多成员连枪都没有。虽然有些人当过兵，但在初期，组织所需要的是非常起码的技术知识，如自制炸药并用它来破坏各种设施，很多人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他们中间最有经验的是杰克·霍奇森，他是约翰内斯堡支部的共产党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战役。当时，霍奇森和他的夫人丽卡的住房成了“约翰内斯堡的炸弹工厂”。

为了躲过警察的监视和追踪，试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一袋袋的高锰酸钾运到这间住房，斯洛沃等人每天用研钵和材将这些矿石捣碎，碾成粉末。在12月16日第一次炸弹事件以后，大部分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住宅都受到袭击，警察力图在这些房子里寻找各种蛛丝马迹。值得庆幸的是，霍奇森的住房得以幸免。“如果警察搜查那儿，他们将发现高锰酸钾布满了墙壁、窗帘、地毯和每一个缝隙。”

霍奇森负责在他的厨房里生产一种定时炸弹。这是用从约翰内斯堡的文具店买来的一种特殊型号的圆珠笔上的细管子做成的。经过一道道既复杂又原始的危险工序才最后做成了定时装置。在最后测试时，霍奇森选中了一所被遗弃的砖房，并做好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正当他们准备开始爆破试验时，一个陌生人出现了。很明显，他是这所房子的看护人。曼德拉当机立断：由他上前去与来人交涉，其余的人把试验用品搬进砖房。经过曼德拉的一番说服工作，这位祖鲁人欣然同意他们使用这所房子。在这里，莫洛托夫燃烧瓶和炸弹的两项试验均告成功。

实施破坏的工作亦是充满风险。有一天，斯洛沃受命去炸毁约翰内斯堡的操练厅，1956年叛国案的最初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使用的炸药正是霍奇森研制成功的那种用圆珠笔筒做成的定时装置。斯洛沃在这个地方侦察了好几次，最后选定了爆炸地点。正当他准备动手时，突然发现有约50名黑人清洁工在现场，他十分沮丧，只好另找其他地方。

这时已过了下班时间，所有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斯洛沃在周围转了几圈，最后选定了一个有大木柜的办公室。他从袋里拿出瓶状的自制炸弹，正准备把它放到一个柜子后面，突然一个陌生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先生，需要我帮忙吗？”斯洛沃扭过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值班的军士长。斯洛沃很担心在和这位不速之客谈话时会引起炸药爆炸，赶紧编了一套谎话：“对不起，我弟弟收到了服兵役的征召令，他希望能免除义务。”“请跟我来吧。”军士长有礼貌地说。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斯洛沃来到此地的真实目的。斯洛沃心跳激烈，担心那小瓶子里的碱会很快腐蚀那块薄薄的纸卡片。幸好负责免除义务的官员不在，这使两人都免掉了一场灾祸。

还有一次，民族之矛行动小组成功地摧毁了纳塔尔地区的3座架高压电缆的铁塔，从而使德班陷入漆黑。第二天，一些报纸在报道中胡乱猜测，有的甚至认为这是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干的，还有的则推测这是古巴人的阴谋。更有意思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民族之矛成员艾布拉辛·伊斯麦尔·艾布拉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世纪》的记者，编辑部决定派他去采访这一爆炸事件。“我拿着照像机，下午到了出事的地点去为摧毁的铁塔拍照。我到那儿后就问当地人铁塔在哪里，这样谁也不会知道我是破坏者之一。”

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是受到全国最高指挥部严格控制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带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标记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目标。指挥部一再强调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据司法部长在议会宣布的数字，截至1964年3月10日，南非共发生了203起严重的破坏事件。在对民族之矛最高领导人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的起诉书上共列出193起破坏行动，但其中有些并非民族之矛所为，而纯粹是非洲黑人个人的破坏行为。

在这193起破坏行动中，有72起属于一般性质，如放火烧信箱，剪断电线等等；另有95起燃烧弹破坏，主要是针对公共建筑物。还有7起破坏行动性质严重，规模亦较大，主要是使用炸药企图摧毁铁路信号系统，重要的电力设施。在这些破坏行动中，以伊丽莎白港卷入次数为最多，共58起，其中31起的后果比较轻微；其次为开普敦，有35起事件。第三位是约翰内斯堡，这里发生的31起破坏主要是投掷燃烧弹引起。第四位是德班，亦主要是燃烧弹引起。

当然，在实施破坏活动的过程中，尽管最高指挥部一再强调要遵守纪律，尽量避免流血行动，但民族之矛的成员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仍有过火行为。在23次行动中，有18次是针对铁路运输，甚至还朝旅客车厢里扔过两枚汽油弹，另有5起炸弹案则威胁了生命。另有23起行动则主要是针对个人，如警察、告密者或是政府的合作者。这些超出规定的破坏行动主要发生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

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同时，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也开始着手其游击战训练计划。一大批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潜离南非，到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游击战训练，如雷蒙·姆赫拉巴就是第一批送出国外受训的人员之一。由于输送出国危险多、费用大，在1962年圣诞节之后，最高指挥部在西开普的马姆瑞地区的丛林中建立了一个基地，对准备送出国的候选人进行培训，由丹尼斯·戈尔德伯格担任教官，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以及一些战地训练，如急救措施、使用战地电话、无线电装置和油印机。但这个营地没有存在多久，因为警察在听到风声后对一些参与人员进行了传讯。

在这一段充满危险的日子里，曼德拉也惦记着他的温妮和孩子们。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警察的搜捕，有时深夜潜回奥兰多家中，呆上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