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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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相。

所以蔡京有自己的策略。今时不同往日，熙宁初年，皇帝为了励精图治，兼之还没有一批自己了解、信任的大臣，所以才有王安石、吕惠卿、石越等人的崛起。但到了今时今日，皇帝已非昔日稚嫩的皇帝，他对于朝廷与大臣的操控，早已经得心应手。想通过得到皇帝的信任，而骤得大位，复制王、吕、石一样的传奇，几乎已经不可能。

皇帝依然是决定官员命运的最强有力的人。但在熙宁十七年，除非你是韩忠彦，你去逝的父亲是定策两朝的元老重臣韩琦，否则的话，一个太府寺丞，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妙。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两府诸公，与他身边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中低级官员。

蔡京尽可能地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石党是他立身的根基，自然不用多说，即使是秦观、薛奕、曾布这样的海外官员，他也总是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在他们面前以自己人自居，偶尔也会友善地帮帮他们。而石党以外，对于旧党与新党，他也尽量地保持着交往，维持着较好的关系——只要他不公然出入吕惠卿的府邸投送秋波，就算是陈元凤站在他面前，他也能称兄道弟。除此以外，他经常出入白水潭学院，结交一切名士，偶尔也会资助一些贫穷的士子——能够影响到朝野清议（主要是言官与报纸）的力量中，白水潭学院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支。

总之，良好的声誉，是绝不能忽视的。

他嘴边带着一种温和亲切的笑容，朝每一个人打着招呼。并非所有在京的官员都有资格参加这次琼林苑的大宴。换言之，在今日的琼林苑，一次不经意的傲慢，就有可能树下难惹的敌人。这是蔡京绝不愿意犯下的错误。

他一面走着，忽然，从左边的道路上传来两个人的低声议论。

“大尹这桩案子，怎的一反常态？”

“舒兄有所不知，这案子牵涉到祥符令……”

蔡京心里一惊，他已经听出来这个“舒兄”，便是御史台大名鼎鼎的舒亶。而“大尹”这两个字，在汴京，除了开封府苏颂外，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被如此称呼的。祥符县是隶属于开封府的第一个大县，天子脚下，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县”，祥符令也不是寻常县令可比。这二人所说的案子，听起来非同小可。他顿时留了心眼，放轻脚步，闪到一个树丛后面，却听舒亶又道：“蒋安？那僧人和蒋安也有关系？”

“这些和尚道士，出入权贵之门，也是常事。他们作奸犯科，哪一桩后面省得了要牵出几个权贵来？”

声音越来越近，蔡京仔细辨认这个声音，总觉得很熟悉。隐隐约约不是御史台的，便是大理寺的，却记不清楚究竟是何人。

“苏子容自任开封府起，便号称要厉行法禁，说什么京师重地，须用柱后惠文之治，以法弹压，断不能无为而治。说得好生冠冕堂皇，我还以为又要出一个包公了。”舒亶语带讥讽地说道：“想不到，区区一个祥符令，他便视国法于无物了。轻轻松松便将那僧人给放了……”

“蒋安是韩枢副的同乡。”

“一个韩持国，便可以给蒋某人面子，放过一个僧人。陈世儒的案子，他拖而不决，那也不难想象了。”

二人一面说着，却是朝北边转了过去。蔡京待到二人走远，方从隐身处走出来，怔怔地发了一会呆。他已经看出来另一个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确的同年，如今在开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对付苏颂，自然是有原因。吕惠卿曾经想过要收买苏颂，他曾经故意对人放出话来，说苏颂是他同乡的前辈，如果肯来拜会他，就可以位至执政。这话自然会传到苏颂耳边，但苏颂只笑不答，并不卖吕惠卿的账。兼之苏颂为开封府，的确也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不少权贵，舒亶是新党中有名的御史，想借机罗织罪名弹劾他，也不足为怪。但那个开封府判官，也是平素素有直名的，为何要陷害苏颂，他却一时没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对付的，并非是苏颂，而是陈世儒——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曾经是陈世儒的父亲陈执中的下属，因为年老糊涂，被陈执中逼迫致仕，郁郁而终。蔡家与陈家由此而结下世仇。苏颂迟迟不肯判陈世儒夫妇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顾虑，但却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边走边想，此事表面看起来自然是事不关己，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事没有这么简单。“不要多管闲事。”蔡京一面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面却又忐忑不安。

“元长，有礼。”

蔡京只顾着想心事，没料到前面来人，慌忙抬头望去，却见是国子监丞吕大临。他慌忙回礼，笑道：“与叔，有礼了。”一面在心里暗暗奇怪。

其时旧党人物，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因为新党势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块，而一起聚集在司马光这面反对党的“赤帜”之下。但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党，与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由司马光的门人们组成朔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大体来说，其中二程的洛党，与新党理念最为接近，他们也主张对朝政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程颢开始时曾经与王安石共事，只是后来无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扬镳。但至司马光秉政之时，其时大程已然去逝，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付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兼之吕大临以其忠直颇受司马光的赏识，而又以其学问，在白水潭学院颇具人望，因此与石党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吕大临以其人品与学问、才干，兼之身具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一直被视为汴京城中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认为，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蔡京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

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自己展示善意。

一向极精明，极善于分析汴京各种政治势力光谱的蔡京，也几乎不由得晕了头。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一定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原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自己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现在今天，就发现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在皇帝的身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皇帝的病情会如此严重，连站立久了，都会支撑不住。当他被单独召来之时，见着皇帝的病体，他跪在皇帝面前，哽咽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对于赵顼，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只不过，这种感情，有时候是致命的，必须谨慎的掩藏起来。年轻的皇帝可能需要一个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随着皇帝的成长，是不可能被允许一直存在的。如果他不懂得分寸，下场只能是凄惨无比。

但不管怎么样，见着赵顼的神情，石越却还是忍不住动了感情——他是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的寿命的。历史也许已经改变，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改变。皇帝的病情，让石越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哽咽着，一面却叩头赔罪，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请罪，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赵顼显然也有点动情。

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从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经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经不再是熙宁初年的那个皇帝。他本来想和石越说说他的女儿，但是，结果赵顼只是和声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谈起了正事。

他也不允许自己随便浪费精力。尤其是这个时刻。

“朕一定要稳住高丽国这个盟邦。为了北边！”皇帝的声音很轻，但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与高丽的那点贸易，是蝇头小利。朝廷也不缺那点钱，开贸易，是为了加深对高丽的控制，不是为了将其变成敌人。”皇帝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只是，司马君实是断不肯白给钱给高丽的……文彦博已经……”

石越听懂了皇帝没有说出来的话。

“高丽使者带给朕的奏章，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显然高丽国国内也很危险了……”关系到高丽国王的王位，自然不会说假话。现在王运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为，朝廷不能抛弃王运。”沉吟了好一会，石越才开口说道。

“贸易怎么办？”赵顼注视着石越，“继续下去，王运迟早有一日王位不保，难道真要出动军队替他稳固王位？到了那个时候，江华岛那点驻军只怕不够……但也不能停止贸易……”　
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六）


“臣倒有个办法。”石越谨慎地措辞着，秦观与薛奕，都曾经拜会过他，高丽的局势，他已经反复地考虑过许久。“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预到海外贸易中，是一个长期的办法。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小心地回视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赵顼不由反问了一句。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国朝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几乎吓了一跳。

石越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又道：“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作主。”

赵顼不知不觉间，便被石越的主意吸引住了。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销。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