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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新宋-第7部分

小说: 新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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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种意淫,才是价值所在,也是《新宋》这类小说,让人觉得恐怖的地方。

细节

《新宋》的作者说,通过这本书,要向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作为架空历史小说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首先是历史小说。我想精确性也好,真实性也好,都是很关键的。作者必须做出的巨大努力,便是处处做小心的考证,尽量处理好每一个细节。比如,在这部作品中,石越来到古代,带去了座钟这样一种技术,那么,关于座钟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价格,都要写得很清楚,是不能一笔带过的。作者还为此作了一个注:“关于座钟的价格,我考虑了一下,最后定为三百贯。北宋的三百贯,相当于王安石一个月的工资(不包括奖金、福利、津贴),相当于一个知县十个月的工资(不包括他七顷以上职田的收入),这个时代,座钟主要是一种奢侈品,但是一个普通的座钟,对于工资收入丰厚的官员来说,并不算是奢侈。著名的沈括所买的梦溪园圃,花了钱三十万,也就是三百贯。苏轼和程颐都有以数百贯买田的纪录,苏轼大约是十顷左右,若是良田,约四五顷;而程颐是买了二十余顷无主荒田。虽然数百贯具体是几百贯不详,但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当时大宋的物价。另外,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三十贯左右,一个座钟相当于十匹马。所以,三百贯虽然不算高,一般的士大夫都买得起,但是也绝对不算低,穷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三百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另外,此处这个二千七百万贯的数据,则是大概的市场估计,当时全国一年岁入岁出,都是三千多万贯,若谓一年可以有二千多万贯的奢侈品收入,那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了有关人物的处置问题。作者也十分负责任地向读者作了交待:“周邠:小说中人物,十分之七八,虽是小人物,往往也是史册实有其人的。周令之事,有苏轼《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诗为证。当时仁和令为徐畴,小说中以李敦敏为知县,仁和是否并有知县与县令,不暇细考。故不再写徐畴。同样,熙宁六年两浙路提点刑狱是何人,一时无法证实,但是熙宁七年是晁端彦无疑,此人与苏轼有诗词唱和。故仍假定此时晁某为提点刑狱。”

好一个“史册确有其人”!这样的考证,在《新宋》中,比比皆是,从官制到礼仪,从庙堂到勾栏,都努力进行着准确的描写。因此,若要架空起来,则必须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原则,应该为更多的学写这类幻想小说的作者认真学习。这就引出一个推论:《新宋》是很“硬”的。在本质上,它与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全频带阻塞干扰》是一类的。随便说一下,关于硬科幻与软科幻之争的问题,可能是无意义的。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幻,到底算硬科幻还是软科幻?《新宋》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个答案。甚至,它为科幻与奇幻之争,也提供了一个参考系。不管怎么说,在当今的幻想类作品中,技术细节的欠缺,的确已成为很大的制约问题。一些作者主观臆造出了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没有现实合理性的支撑,读起来就不那么爽了。真实性是阅读审美的需要。我想,《新宋》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便是它的这种硬度吧。

但,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呢?如果是,那么,我们进行简单的纯硬伤的讨论,那便足够了。如此一来,又很无趣了。我个人认为,最可怕的一种情况,便是读者纠缠于硬伤,而作者也沉湎于此。《新宋》是否有过度技术化的趋向呢?有时候是有的。作者在还原事实方面的执拗,使我想到了那些一味求硬的硬科幻作家们。《新宋》的作者有时也会不自觉地犯错误,然后,又十分惭愧地警醒过来,惴惴不安地告诉读者:桑充国言“现在是六月”,兹改为“现在是夏季”,行文一时图快意,失于考虑,望谅。

因此,作者处处给人的感觉,仿佛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历史知识的缺陷,怕在这方面被人笑话。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无论怎样,《新宋》走出了硬伤困境,它是一部充斥着才情的小说。从它的主题和叙事上看,不管作者怎样关注技术,小说文本自身却会极其自然地偏离技术,朝着更微妙和更深刻的方向发展。作者说,他并不是想赋予架空历史小说一个伟大的使命或者是沉重的主题。然而,《新宋》一旦产生了出来,就由不得作者了。它本身仍然被赋予了许多东西,那都是超出技术的,而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更感兴趣的,也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

当然,从我个人阅读的方面,我也更希望看到,书中有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使读者更多地与熙宁二年到七年的情景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更加切身地感受宋代生活中鲜活的一切。但书中的一些细节,还稍显平面,而不能立体起来。还有一些细节,是为着某个情节而服务,而不是为着它们自身的存在逻辑。

小说

《科幻世界》的编辑在嘱我写这篇评论时,对我说,看《新宋》时,要看新版,而不要看旧版,旧版是不能看的。后来我看了后,感到的确是这样的。看了新版的第一感觉,就是小说味道浓了,从第一句话起就浓了。

如旧版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时,我又昏过去一次。

而新版是这样开头的:八百二十九份殿试试卷摞成高高的一堆,放在崇政殿的御案上。赵顼坐在御椅上,手执朱笔,亲自检阅试卷,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殿试。宋朝的第六代皇帝,此时不过二十二岁,身上有着年轻人特有的伴着稚嫩的朝气。

后者无疑是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开头。这种东西,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是非常要紧的。它也即是语言的问题。正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读者有兴味读下去,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在读一位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我相信,即便是宋史的专家,要读完50万字的学术论文,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语言的趣味,当然也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作者对文言文的娴熟使用,对古典诗词的驾轻就熟。而如果都用现代语言呢?有的地方,这样用了,比如:“二人由散打变成摔跤,由摔跤变成柔道,两人最后竟然是扭作一团,全无体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这种比方,穿插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也不失新奇。但如果都是这样,恐怕感觉上也是不太好的了。总体来讲,在语言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功力。我一直认为,写架空历史小说,古代汉语的底子要打得好才行。作者一定要让人物,说那个时代才能说的话。另外一点,作者也确实是研究了古代的社会和人生,使得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中来的。这也正是任何一部小说的基础。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在新版中,主要人物也都开始有血有肉了起来。看得出来,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刻画他们。有一种说法:长篇小说的目的是展示命运。那么,可以看到,《新宋》的作者,把很大的兴趣,集中地放在了这个方面。

我读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石越,感到了一种忧郁,感到了一个人独处陌生世界的恐惧。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他为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世而哭泣,并为未来而担忧。不过,他又满怀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而又有一些聪明或者狡黠。他会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从中周旋。同时,他又很仗义和坚定。但他并不因为来自现代,就什么都高明,什么都超人一等,有一些东西,他要听潘照临这样的谋士的意见,甚至连蔡京出的主意,有的也不是石越能想到的。作者传递给了读者这样的感受,就是比较成功的。他写石越,因此是写得比较真实可信的,没有拔高他。总之,最关键的是,石越首先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不是满脑子都想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安石,这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作者写他的“拗”,也是很着力的,用了不少的具体细节,写出了一个矛盾漩涡中的名臣。其实我很喜欢书中对人物的描写,每个人都不同,比如,石越第一次见王安石,作者这样写道:“石越转头打量这质问自己的人,见他五十多岁,头发微白,从帽子下看来略显凌乱,身着紫袍玉带,腰佩金鱼袋,目光炯炯,透着精明强干,而细看之下,那紫袍之上,竟有一块不太显眼的油渍。”连油渍都写到了,把王安石写得很活。

写宋神宗赵顼又是别样的感觉。“石越又谢了恩,这才起身,偷眼打量着年轻的皇帝:二十多岁的赵顼脸色略显苍白,双目深陷,整个人显得很清瘦,只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英气勃勃。”

有一段写他孩子性格。他是宽容的。狐疑的一面少了些。

皇帝才20多岁,因此,这方面,作者注意写出他的特点。石越在与神宗谈到王安石之子王雱时,提起了有关王的一段传闻。随后作者写到皇帝的反应:“噢,有什么传闻?”皇帝好奇地问道,这时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终也是个年轻人。石越就说:“听说王雱小的时候,有个客人把一只鹿和一只獐关在笼子里送给王丞相,恰好王雱也在旁边,客人因问道,哪一只是鹿哪一只獐……”“那王雱如何回答?”皇帝对这些小故事显然很有兴趣。“王雱回答,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石越笑道。“哈哈……这个王雱,倒真有几分聪明才情。”皇帝见他回答得如此狡狯,不禁开怀大笑。因此,这样的描写,是作者很聪明的地方。

对吕惠卿则是另一种描写,写到了他的老奸巨滑。比如石越在去杭州之前,吕对石越的那种故作姿态的依依不舍,连石越自己也暗骂,却又不能不佩服吕惠卿这份拿得起放得下、装什么像什么的本事。“昨日白水潭三十余师生东行,吕惠卿亲自骑马在岸边送出十里,待这些师生船只走远后,又派人快马沿岸追上,赠上三十多把雨伞,道南方多雨,恐众人未备,特意送上。倒比石越更透着几分关心,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学生回校后,纷纷都说吕惠卿爱惜人才,不愧了‘贤人’之称。”

还有对于蔡京,作者更不吝啬笔墨:身着宋朝低级官员服饰——绿色官袍的蔡京走进客厅,给石越见过礼后,又和司马梦求等人一一见礼完毕,这才侧着身坐在下首宾客之位。石越打量着蔡京的仪态,见他身躯修长,须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身绿袍并不太新,却是洗得极干净,往那里一坐,倒真是个美男子。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奸臣,心里却也不禁起了几分好感。因见他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长此来,必有教我之事。”蔡京连忙抱拳说道:“不敢。不过下官确有一点想法,想向大人讨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大人名闻天下,必然能谋善断,下官也好从中有所长进。”石越明知道这等话不过是乖巧的谀词,却也颇觉顺耳。读者在《十字》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奸相的蔡京。蔡后来成为了石党的一员。

尤其要说到《新宋》中几个女性,都写得都性格分明,跃然纸上。桑梓儿、楚云儿、王昉、柔嘉县主,总之,使读者看着顿生怜情爱意,大概,也对被如此多的可爱而又可怜的美女包围起来的石越,顿生了妒嫉吧。

在旧版中,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是用“石越”。那么,结构也就随之改变了。

我注意到,在旧版中,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则是用第三人称“石越”了,那么,作者是考虑到结构问题了。作为长篇小说,《新宋》采取的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从不同人的角度,从不同的场景,来还原历史的全貌,有时候写石越,有时候写王安石,有时候写赵顼。对于鸿篇巨制来讲,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一切,是因为它们对于幻想小说的创作者来讲,是有启示的。作者除了要创造一个奇特的、好看的、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之外,还一定要研究人物,研究生活,研究语言,研究结构。不管怎样,一定要记住,这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论文。

但是,若要苛刻一些讲,《新宋》还没有达到伟大的文学境界,比起我们读过的许多中外著名的历史小说来,它还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爽落,那么的传神,那么的充满生活的原汁原味(应该说,作者对宋代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的,有时候,人物也没有完全地融入其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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