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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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卖菜、掏粪。不说别的，单说砍柴，一个十二三岁、身材瘦小的孩子，每天要走三四十里的路，回来的时候还要背着小山似的柴禾，将怎样忍受？晚上躺在炕上我觉得每根神经都像针刺一般疼痛，疼的我整宿整宿睡不着，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不停地翻身，还伴随着像父亲那样的呻吟。父亲抹山墙时，我要把一锹一锹的泥举过头顶，停在空中，让他一点一点地抹。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颤抖，但为了不招来父亲的詈骂，我摇晃着、支撑着。扒炕，要由我把炕洞里的黑灰掏出来。每天晚上回来，我的脸像黑鬼一样。我怕见着熟人，总是低着头走路。掏粪，赶上夏天恶臭熏得我几乎窒息；到冬天，尿冰粪渣儿能迸到嘴里。但令我难以忍受的还是邻人们的歧视。一次我扛着铁锹、二齿子回来，将要走到家门口时，碰见几个邻人唠嗑。他们见我的模样，先是白眼、撇嘴，接着一个叫倪树清的工人说：“看人家老徐家的二小子，多有出息！不费劲儿就考上了中学，作文还打100分！”一股恶气从我的胸口冲到我的脑瓜顶，我想骂，更想打。然而我既无争气的身份，又无制服他们的力量。我忍住屈辱的泪水，横了横眼睛，走回了家。那一夜我没睡着觉。也是那一夜父亲的辉煌梦想变成了我的追求。念书，说啥也要念书！摆脱非人的体力劳动！摆脱贫贱的地位！即使不为别的，只为报复那个叫倪树清的工人，让他谦恭地低下头，承认对我的羞辱不对。从失学那天起，我开始天天做梦。我的每一个梦都是重新走上课堂。但每一个惊喜之后都是梦醒的空虚和失望。我茫然地望着黑暗的棚顶，任由眼泪流过耳边，溻湿枕头。后来经过文明的洗礼，我越来越明白这种追求的合理性。人活着不是为了受苦受累，而是要轻松自在地享受生命，他甚至想把每一天都变金色童年的游戏。要生存，人固然离不开劳作和创造，可他绝不满足于简单笨拙的体力劳动。他的目标是不断减除体力劳动的繁重性、苦难性，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价值。睁眼看看现在的世界，哪一处进步的人类不是用机械化、自动化来取代简单原始的人工操作。劳动人民天生就喜欢吃大苦耐大劳的说教完全属于旷世谎言。马克思笔下的工人阶级就憎恨劳动的重压，起而捣毁工厂、捣毁机器。世界上确有一种宗教哲学，他以基督为榜样，告诉人活着就是为了受苦。然而它是一种扼杀人性的哲学。现实的权威领袖不向人民许诺去创造一个发达的社会环境，却极力鼓吹简单原始的体力劳动，极力鼓吹吃大苦耐大劳，除了要人们都做那种劳动奴隶、不敢对他的无能提出指责，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温和的阳光照拂在沼泽地上，如果时间就这样静止下来，懒洋洋地这样躺着也很舒服。但一想到跟在后面的依然是无休无止、对我毫无意义的劳动，愤怒就滚沸在我的胸膛。我委在草堆里重复着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思考。而想的越清楚，我也越感到痛苦。鲁迅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无论什么事，你不明白要比明白好。不明白，你可以把一切都当成必然，可以忍受命运的安排。一旦你洞穿了事情的不合理，你会加剧地感到痛苦。因为你无力改变它，还要接受它的摆布。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灵魂、人格的自我扭曲更可悲的呢？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拉草的汽车还没来。我抬眼看看别人，他们躺在那里十分安详自在。他们知道怎样充分享受难得的时光。只有我翻来复去地滚在草垛上。我知道无用的思想给人带来的是无端的烦恼，可我管不住它。战士们暂时还没有未来，他们只有赢得现在才可能有未来。而现在就是吃苦，中间哪怕漏出一点可以喘息的时光对他们都是难得的享受。我与他们不同，我的未来早已来到，我早就应当进入未来。我的未来是从大学毕业那天开始，从社会性写作起步。而现在，我竟被搁浅，被逼着从原始劳动开始。我无法直楞楞地面对这死寂的山谷、巴掌大的青天。它们让我想起茨。威格笔下的监狱，我相信我会被憋闷得发疯。我现在特别理解托斯陀也夫斯基，他为什么热衷于描写心灵的苦难。在所有人类的痛苦中心灵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我痛恨思索，同时也爱上了这种痛苦的思索。我知道这是一种自我折磨、自我戕害。我知道这样下去我很危险，然而谁也阻止不了思想者的思想。

“整天忧心忡忡的人多半是为了自己”，一个声音飘过我的耳畔。昨天晚上指导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表面上他针对的是虚拟的一群——知识分子，其实是敲打我的灵魂。

当时我正在东山脚下观望着一窝清彻的泉水。我想起西湖北高峰的山泉。那里的水同样很凉，可是透过湍急而清亮的水流，你可以看到一些鱼儿游动。而大兴安岭的深处却没有一点激起你生命意趣的活物，连泉水的流动也超乎寻常的平稳，它好像一面平整的大镜子。

正当我发呆之时，水面上漾出一张脸来。抬头望去，指导员坐到了我的身边。我的心里有点厌恶。自从那次事情发生后、和团长偶然冲撞之后，我决心避免跟他们接触。我想，只要我在六个月里不出大的意外，他们阻挡不了我回省城。现在看来又是一厢情愿。指导员开门见山地表示，要同我谈一谈。我当然不能拒绝。随后他给我戴了许多高帽，说我上次写的那些小评论很有针对性，很有说服力。它们产生了实际效果，被批评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他感谢我对连队建设所作的贡献，脸上露出了笑容。那笑容好像是真的，而不是装出来的。只是由于堆起的皱摺过多，黑紫色脸膛泛着阴阴的光，所以总让人感到里面藏着许多奸诈。斩短的铺垫过后，他请我再拿起笔，批评连队里不尊重领导、不服从领导、消极对抗领导的现象。他所说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战士，而在他树立自我权威的方式。他今天训这个，明天训那个，弄的战士口服心不服，尽在背后骂他“隋大马棒”。连队工作上不去，团里对他很不满意。我隐隐约约听说，营里最近找他谈话，批评了他。他找我是想叫我帮他树立权威。他以为处在我的地位好说话。一是我的文化水平高，战士愿意听，二是我在战士中有较高的威望，说话有人信。但他没想到，我这次旗帜鲜明地表示不介入。尤其要我批评在他看来调皮捣蛋、在我看来机灵活泼的战士更要落空。我向他说明，上级让我们下来主要是熟悉连队生活，没交给我们参与连队建设的任务。在不熟悉连队生活的情况下，参与过多容易给连队工作造成混乱。他听后满脸不悦，给我讲起了大道理。他说上级让你们下来，一方面是了解连队生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要你们心中装着连队，培养为连队、为基层服务的思想，防止将来浮在上面，忘了连队。上面虽然没要求你们具体地参与连队工作，可是如果工作碰着你们了，你们正好有其所长，再不管就不合乎在实践中改造的精神了。我佩服他的聪明，他还能给自己的目的找到借口。可是下面的话却激怒了我。他说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就是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劳苦大众。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有点过了头，于是笑了笑，赶紧往回拉，解释说，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而且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非专指哪个人。他还向我保证，不要担心参与多了会给连队带来不利的影响。即使出了问题也由他兜着。

我斜睨了他一眼，大概眼光里流露出了过多的愠怒，他带着不自然的笑，操着山东口音问我：

“你瞅啥？”

“我在寻思你方才说的话，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是只有自己？”我的态度第一次充满了强硬。




“哎……，别往心里去，那不过是随便说说。”他开始撤退。

他不是随便说说，他的话表达了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时，那个几近两米高的指导员天天用这话敲打我们。这个指导员叫蒋立敏，入伍前是哈尔市的一个小店员。可能因为长期卖货，练就了一副好口才。他讲话从不用稿，一口气能说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中间，他能涛涛不绝讲下去，连贯得天衣无缝。来自全国几十座院校的一百多个大学生，能说会道的不在少数。可是不佩服他那张嘴的几乎没有。他的那张嘴特别损。也许还不只是嘴损，而是愿意捉弄知识分子。他次次讲话都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次次在微笑中充满了挖苦和嘲弄。听了他的演说，你会觉得知识分子不但满身污浊，而且已经成为历史的罪人，正在接受末日的审判。他们无异于流浪在荒原的乞丐，堆积在城市阴暗角落中的垃圾。悲凉爬上你的心头，你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是人类的多余，他早就应该在熙熙攘攘的世界中消逝。而指导员的挖苦和嘲笑又不仅仅是自己的杜撰，它们串联着时代流行的语言，让你无可辩驳。当然在挖苦和嘲笑时，他不忘记加上好心的劝诫。从他的微笑里你感到他不是要吃眼前的家雀，而是摆弄他。里面既有阴险，亦有些许的伪善。

一次，他一边指责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一边给我们讲述工农兵“忘我”的神话。他说，他最佩服那些站在边境线上给祖国把大门的战士，在机器旁边专心生产齿轮和镙丝钉的工人，在田间不怕风吹雨淋、一心为革命种田的农民。他们从不想自己，从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一个学生的父亲病故，要求他给假、回去奔丧。他在全连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谁都不是石头喀儿蹦出来的，都有父母。那么多战士谁没情况，大家都没来请假，怎么就你特殊？你回去就能把你父亲救活吗？”说的冷酷无情，但在那时又让人无法还口。

当他喜滋滋地陶醉在自己的演讲中、欣赏自己的口才时，我的心里陡然升起仇恨的情绪。盲目反对人的自我意识是愚昧，鼓吹人在自顾不暇之时树立崇高的人类观念是制造神话。他所说的工人、农民、海防哨兵一个也不存在，那是用禁欲主义风干出来的人，他们是理论木乃伊。在**市召开的那次大学生毛著学习讲用会上我看到了一个奇景。负责安排这次讲用会的大军区郭干事和眼镜政委一见如故。随后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讨论起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执行完再教育任务后他们的升迁问题。两个人全是将近四十的老营级，升到副团是他们急不可耐的事情。但他们并无必升的把握，所以都颇为苦恼。惟一企盼的只能是把再教育搞得有声有色，让上面看得见。那个高大的指导员个人欲望更强烈。再教育进入中后期他同样产生了厌倦情绪，还创造了一个罗曼司，把一个女兵搞出了孩子。这些冠冕堂皇、视知识分子为仇敌并专门对其个人主义进行穷追猛打的人，其实都是最低层次的个人主义者。透过浮华的革命口号的外表，我们看到，支配时代方向的正是少数个人野心家的自我。他们所以还要呼喊着消灭自我，一方面是要掩饰自己独裁的用心，另一方面是可以方便地制止他人人性的觉醒。大概时代统治思想的制造者明白，昏睡的奴隶一旦醒悟，便会凶猛地冲破一切禁锢和范篱，要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到那时少数人的自我就会受到威胁。避免这种危险性的惟一办法就是当着全社会的面把自我、把所有正当的欲望和要求，比如想吃点、想穿点、想爱点，一律宣布为资产阶级思想，让人们不敢想不敢动，进而安于麻木的奴隶状态，在全国形成一呼百应的服从局面……

我承认，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做不了那个伟大的诗人普罗美米斯、那个英雄丹柯。但我绝不能接受时代判定给我的“自私自利”的恶名。中学时代学历史，我每每为民族、为祖国所受的屈辱拍案而起。满腔的愤怒激起我的报复欲望，我要把那些侵略者、污辱者连同他们的国家踏碎。一个商高定理整整让我半个多月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就因为我们是这个定理的最早发明者，可是世界历史上却写着英国人的名字。不知有多少次，压抑和悲愤使我幻想我发现了一个新定理，弥补祖国在荣誉上受到的损失。牛氓是那样地激动过我，以至我不但要做中国的牛氓，而且要写出和伏尼契一样的书。一首诗记载着我青少年时代的心绪：


我忧愁，




当我望着故乡的小路，




破破烂烂，被风撕卷着的茅屋，




孩子们赤身裸体，沾满泥污，




母亲们依着门框，含着泪珠，




我的心就有说不出的痛苦。







我曾立誓：等我长大了，等我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我一定要给故乡修一条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