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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最后诊断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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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弗斯的领带代表“表面平静的火山掩盖着内在的沸腾着的岩浆,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喷火口。”罗弗斯并不在意,一笑置之。可是今天他似乎有些心事的样子。
  “肯特,我想找你谈谈,”罗弗斯说。
  “去我办公室吗?”欧唐奈有些惊异。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罗弗斯是不会找他的。
  “不用,在这儿说就行。肯特,是关于病理室的外科病理回报的事。”
  他们走到一个窗户跟前,躲开楼道上的来往行人。欧唐奈在想:我正担心是这个问题呢。他对罗弗斯说:“怎么了,比尔。”
  “病理回报用的时间太长,长得不象话了。”
  对这个问题欧唐奈很清楚。罗弗斯和其他外科医生常常做肿瘤手术。开出肿瘤以后要给病理医师皮尔逊大夫化验。病理医师要作两项病理研究。第一项是在病人还处于麻醉状态的时候,病理医师在手术室旁边的小化验室里用显微镜作冰冻切片检查。这一检查产生两种可能结果,或是“恶性的”,意味着有癌细胞,需要对病人进行扩大根治手术;或是“良性的”,一般意味着把肿瘤切除后不需要再做什么根治手术。如果冰冻切片是“恶性的”,手术就马上进行。如果是“良性的”,外科医生就可以结束手术,把病人送到麻醉恢复室。
  “冰冻切片没有耽误吧?”欧唐奈没有听到有什么耽误的情况,但还得问问清楚。
  “没有,”罗弗斯说。“如果那个再耽误,早就有人来向你大喊大叫了。
  是切除后组织切片病理回报的时间太长。”
  “噢。”欧唐奈拖点时间慢慢思索着。照次序应该是这样的:在冰冻切片做过以后,切除的肿瘤送到病理室,在那里,技术员准备几个切片,可以在较好条件下仔细检查。然后由病理医师做检查,提出最后意见。有时候,一个肿瘤在作冰冻切片时似乎是良性或可疑良性,但到第二次仔细检查时可能证明为恶性。病理医师在这时改变意见并非不正常现象。如果是这样,就要重新把病人送回手术室进行必要的手术治疗。因此病理医师第二次报告的时间性很重要。欧唐奈理解这就是罗弗斯不满的原因。
  罗弗斯接着说:“如果只是偶尔一次,我是不会提出来的。我知道病理科很忙。我不是和约瑟夫·皮尔逊过不去。可是并不是一次,肯特,总是这样的。”
  “比尔,你说说具体情况吧,”欧唐奈说。他肯定罗弗斯一定有些具体事例才提这个意见。
  “那好吧。上星期我有一个病人,梅森夫人,乳房瘤,我给切除了,在冰冻切片时皮尔逊说是良性的。后来在病理回报上他写恶性。”罗弗斯耸耸肩。“我对这没意见。可能第一次作的不全是那么准确。”
  “可是呢?”欧唐奈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想听他把话说完。
  “皮尔逊的手术回报用了八天。那时候病人已经出院了。”
  “噢,”欧唐奈心想这确实不大妙。这是回避不了的。
  罗弗斯小声说:“我的工作不好做啊;要把那个女人再请回来,告诉她我们诊断错了——她还是有癌症,还得再动手术。”
  这样的工作确实是不好做的,欧唐奈很理解这一点。在他到三郡医院以前,他本人也这样做过一次,当时他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遇上这种情况了。
  “比尔,这件事你交给我看着办行吗?”欧唐奈很高兴碰上了罗弗斯。
  有些别的外科大夫没有他那么好说话,这件事可能会变得很复杂。
  “当然可以。只要能采取点什么措施就行。”然后,罗弗斯又强调了一句——他有强调的理由:“这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
  欧唐奈知道这话可不假。问题是罗弗斯不了解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些情况。
  他答应罗弗斯:“我今天下午开完外科手术死亡讨论会之后,去找约瑟夫·皮尔逊,你去开这个会吧?”
  罗弗斯点点头,说:“我去。”
  “再见,比尔。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情况。我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的,请你放心。”
  在欧唐奈沿着楼道走时,心里还在盘算着什么。但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他一面这样思索着,一面拐进院部的套间,打开哈里·塔马塞利办公室的门。
  欧唐奈还没看见塔马塞利,这位院长却已在叫他了:“这儿,肯特。”
  这是一间镶着桦木护墙板的办公室,本来,在上班时间,塔马塞利多半坐在他的办公桌边,现在他却正在屋子一头的一张桌子前面伏案看一些材料呢。
  那桌上摊开着许多建筑图。欧唐奈踏着厚厚的绒毛地毯走了过去,也跟着院长一起看起图样来。
  “在做你的梦吧,哈里?”他指着一张图说:“我敢说将来在东翼楼上可以给你盖一间漂亮的屋顶花厅。”
  塔马塞利笑了。“那我当然同意没有问题。可是你得让董事会也同意才行。”他摘下他的没边眼镜擦了擦说:“这就是咱们的新的耶路撒冷。”
  欧唐奈又看了三郡医院增建以后的建筑图样。增建部分是很壮观的。包括大楼的翼楼和护士楼,已经进入了具体设计阶段。“还有什么消息吗?”
  他转向塔马塞利问道。
  院长戴上了眼镜。“今天早晨我又和奥尔登谈过一次。”奥尔登·布朗是伯林顿市的第二大钢厂的总经理兼这座医院的董事长。
  “谈得怎么样?”
  “他说到明年一月可以拨给我们五十万美元建筑费。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三月份破土动工。”
  “还有五十万呢?上星期奥尔登告诉我可能要拖到十二月份。”欧唐奈心想,连这个日子可能都想得太乐观了。
  “我知道,”塔马塞利说。“他让我告诉你他已经改变主意了。昨天他又和市长谈过一次。他们相信明年夏天就可以拿到另外那五十万。募款到秋天就可以结束了。”
  “这是个好消息。”欧唐奈觉得暂时可以放心了。如果奥尔登·布朗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这个人是会干到底的。
  “噢,还有。奥尔登和市长下星期三约好去见州长。似乎我们可以拿到那笔政府增拨的款子了。”
  这真是双喜临门。欧唐奈装出个贪得无餍的样子问:“还有呢?”
  “我以为你听了会高兴的,”塔马塞利说。
  欧唐奈心想不只是高兴而已,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幻想的开始实现。那是三年半以前他刚到三郡医院时就开始憧憬的。想起来,欧唐亲自己也觉得好笑: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适应性有多大啊!如果当他在哈佛大学学医时,或在他随后当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第一住院医师时,有人说他最终会扎根在象三郡医院这样的不出名的医院里,他会嗤之以鼻。甚至当他到英国巴特医院进修时,他所想的还是象约翰·霍普金斯或麻省总医院这类大医院。以他的资历,他完全可以如愿以偿的。但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时,奥尔登·布朗到纽约找他来了,约他到伯林顿来,参观一下三郡医院。
  他看到的情况使他感到惊愕。这座医院破烂不堪、组织松散,医务水平,除去很少例外,一般都很低。外科和内科的主任是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老人,生活目的就是维持自己安逸的现状。作为医院董事会和医务人员的关键联系人是一个很不称职的老头。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进修无人过问。没有研究经费,护士的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象是中世纪的情况。奥尔登·布朗毫不隐讳地都给他看了。然后邀请欧唐奈到家里。欧唐奈同意在他家吃完饭,然后搭夜班飞机回纽约。看到医院和伯林顿市以后,第二次都不想来了。
  奥尔登·布朗的房子位于可以俯瞰伯林顿全市的一座小山上。欧唐奈给引领到一间周围墙上饰有挂毯的安静的餐室里,听着奥尔登·布朗谈起这座医院的变化。那倒不是新奇的故事。三郡医院原是一座现代化的、进步的医院。本来在全州是名列前茅的,但后来由故步自封和管理懒散而落后了。当时的董事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工业家,凡事都委托别人去管,自己只参加医院的一些交际性集会。领导不力的现象已蔓延到下面各部门。各科室负责人都是任职多年的老人,不愿改变现状。年青一些的开始还有些不满,以后就感到无能为力,有的另有他就,离开这里了。结果医院名声搞得很坏,年青的、学历好的医科毕业生都不愿意到这儿来,于是医院不得不降格以求。这就是欧唐奈当时所看到的情况。
  唯一的改变是当时董事长换了奥尔登·布朗。那位前董事长在三个月以前去世了。一些有影响的人劝说布朗接任了这个职位。但是这项任命在董事会里不是全体通过的。董事会里的保守势力有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是一位名叫尤斯塔斯·斯温的老董事。布朗终以多数票当选。那时他正在说服其他董事通过他提出来的改革三郡医院、实现医院的现代化的方案。
  没想到这场斗争那么艰巨。董事会里以尤斯塔斯·斯温为发言人的保守派和医院里资历高的医务人员结成一个反对改革的联盟。布朗必须小心翼翼地折冲樽俎。
  他的改革方案有一条是要求董事会授权给他来扩大医院的管理委员会,吸收活跃的新人来充实它。他计划吸收伯林顿商界年青的行政和专业人员。
  目前因董事会意见不统一,事情就搁浅了。
  奥尔登坦白地对欧唐奈说,他是有办法迫使董事会内部摊牌的。他可以利用他的影响使一些年老无能的董事让出地位来。但这样做未免目光短浅。
  因为这些男女董事多半都是有钱人,医院需要他们。董事去世以后,一般说来,他们的遗产会留给医院的。如果在董事会里他们的意见给公开击败,有些人很可能会把遗嘱上决定留给医院的钱改作别用。尤斯塔斯·斯温是百货公司商业网的大老板,他已经做过这样的暗示了。因此,奥尔登·布朗需要谨慎,得用点外交策略。
  尽管这样,也还算有了进展。这位董事长得到董事会大多数的同意,着手物色一个新的外科主任。因此,他去找了欧唐奈。
  在餐桌上,欧唐奈摇了摇头,说:“我,恐怕不合适。”
  “可能不合适,但你听我把话说完,”奥尔登说。
  他很会做说服工作。这位工业家虽然是富家子弟,却是从普通工人干起的。他从车间到行政都干过,最后才当上了总经理。他对普通老百姓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是他在车间里和普通工人擦肩磨踵的年月中培养起来的。也可能这就是他担负把三郡医院从泥淖里挽救出来这一重任的原因之一。尽管当时欧唐奈和布朗相处的时间还不长,但他也感觉到这位比他年长一些的董事长确有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
  最后布朗说:“如果你同意来,我什么也不能答应你。我愿意和你说,你可以放手去干,但是我估计你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一番斗争。你会遇到阻力:顽固保守、政治手腕和别人的不满。在有些问题上连我都帮不上忙,你得孤军作战。”布朗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平静的语调慢慢地说道:“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从象你这样的人的角度看,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是它对你将是一种挑战。在一定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人一生可能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这是那天晚上奥尔登·布朗关于医院的最后几句话。此后他俩谈了些别的问题。他们谈到欧洲,谈到下届选举,谈到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布朗是广泛旅行、知识渊博的人。晚间,布朗开车送欧唐奈到飞机场,在舷梯上握手告别。奥尔登·布朗说:“对于我们的这次晤谈,我很感快意。”欧唐奈表示他也有同感。这是真的,不是客套。他上了飞机,心想从此就和伯林顿告别了,这次旅行不过给他增加了一次新的阅历,如此而已。
  在返航的旅途,他拿起了一本杂志,那上边有一篇他感兴趣的网球锦标赛文章。但是,他的脑海里仍然浮想着三郡医院,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那里需要做的一切。杂志上的文章一点也没看进去。忽然他开始反省自己从事医务的动机来了。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反躬自问: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所追求的成就是什么呢?我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最后我能留下什么呢?他还没有结婚;可能他不会结婚了。有过几次恋爱——其中也有发生过性的关系,都没有持久下去。他回想自己的履历,从哈佛到长老会医院、巴特医院……究竟最后落脚到哪里呢?突然,他有了答案:他的岗位就在伯林顿的三郡医院。这个决定是坚定的,无可挽回的,努力的方向一下子定了。在拉加迪亚飞机场,他马上给奥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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