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诊断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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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他自己的眼泪在往下淌。他轻柔地耳语道：“这是很难说的……
我们俩都还在嘛。”
他又搂了她一会儿，她在轻声地抽泣着。他觉得她动了一下，并且小声说：“手帕。”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条递给了她。
“我没什么了。”她在擦眼泪。“就是……一阵子。”
他对她说：“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吧，亲爱的。什么时候想哭你就哭。”
她苦笑了一下，把手帕还给他。“恐怕我把它都弄脏了。”然后，她用变成正经的声调说：“约翰……我躺在这儿……在考虑。”
“考虑什么？”
“我要你去上医学院。”
他温和地反驳她说：“你瞧，亲爱的，我们经历了这一场……”
“不。”伊丽莎白止住他的话。她的声音还微弱，但带着很坚决的味道。
“我一直要你去，现在柯尔门大夫也说你应该去。”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我知道。可是我可以找个工作。”
他温和地说：“带着孩子还工作？”
一时她没回答。过一会儿，伊丽莎白小声说：“我们也许没有孩子呐。”
门轻轻地打开，韦尔丁护士进来了。她瞅了一下伊利莎白发红的眼睛，赶紧避开眼神，对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可以带你去看孩子。”
窦恩伯格大夫在护理室和约翰·亚历山大分手之后，就向婴儿室走去。
婴儿室的位置在一个长长的、光线充足的走廊尽头，走廊是用各种色调粉刷装饰起来的。这部分建筑是两年以前重修过的，反映了要求宽敞、要求光线充足的新风尚。窦恩伯格走近婴儿室，和往常一样，听见婴儿的啼哭声，有的用大嗓门放声嚎叫，有的用假嗓子哇哇地叫几声，时断时续。他走到这里总要停住脚步，向那有三面厚玻璃隔墙的婴儿室里张望张望，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和往常一样，小床几乎都满了，产科的生意是一向如此兴旺的。他向那排得整整齐齐的小床看了一下。
他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健康的生物，他们已经打胜了生存的第一仗，几天之后即将进入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世界。他们将走向家庭、走向学校、走向生活斗争、走向争名夺利的社会。在他们当中，有些会品尝到成功的快乐、失败的痛苦；他们将闯过七灾八难，将享受青春的欢乐，接受中年的负担，然后，无可奈何地衰老下去。为了他们，会设计出来更高级的、更华丽的汽车，为了他们，飞机会飞得更快、更远，他们的同辈会以五花八门的商品来满足他们各种各样新鲜的爱好和欲望。有些人会凛然面对吉凶未卜的未来，多一半的人会担着心，惴惴不安，勇敢的是多数，怯懦的是少数。也许，他们之中有的人会冲破外层空间的障碍，进行宇宙航行；又有的人能说善辩，散布悲观情绪，煽动起人们的愤懑，或者使他们灰心丧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将在二十年之内发育成熟，遵循着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到这个人世间的相同的规律，遵循着那永远不能理解的男女之间交合的最原始的情欲的要求，播下情种，生下也是这样啼啼哭哭的婴儿。在这里的都是胜利者——他们已经生了下来、嗷嗷待哺。他们第一道关口已经攻克了，生活的其他战斗尚未开始。
在门厅对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婴儿室。那里边是安静的，是一个一个单独装在婴儿保温箱里的早产婴儿：这些孩子出师不利，第一仗没有打赢，前途未卜。窦恩伯格从大婴儿室转过身来，进入了早产婴儿室。
当他看了看他的最新的病人——一个小得可怜的难以保活的人影——他撅起了嘴唇，摇了摇头，随后和往常一样，很有次序地写下医嘱。
窦恩伯格从一扇门出去以后，韦尔丁护士带着约翰·亚历山大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
凡是接近早产婴儿室的人，对他们都一样要求：都要穿上消毒外衣，戴上大口罩。婴儿室内部有空气调节、湿度控制，人们只能站在大玻璃板的外边往里看。他们站住以后，韦尔丁护士往前探身轻轻地敲了几下玻璃板，一个年青一些的护士抬起头，冲他们走过来，口罩上边露出的一副眼睛象是询问的样子。
“亚历山大的孩子！”韦尔丁提高一些声音好让对方听见，然后指了指约翰。那个护士点点头，打手势让他们往前走。他们走过一扇窗停下来。里面的护士指了指那十二个保温箱中的一个，然后把这个保温箱向他们这一边倾斜过来一些，好让他们往里看。
“哎呀，我的上帝，只有这么点儿大！”约翰脑子还没想就叫出来了。
韦尔丁护士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说：“是不大，你瞧。”
约翰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孩子。”
他站在那里往伊索莱特保温箱里边看着。这还算是个人的样子吗？这么小，象猴子样的抽搐起来的东西，比他的两个巴掌大不了多少。
那孩子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闭着，只有那小胸脯轻微的起伏说明他还在呼吸着。甚至这专门为最小的婴儿设计的保温箱也显得有点大，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里边象是很孤独，无依无靠的样子。这么层弱的生命居然还能存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年青的护士也走了出来，韦尔丁问她：“生下来多重？”
“三磅八盎斯。”年青的护士对着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你知道我们怎么照料你这个孩子吗？”
他摇摇头。他觉得他甚至连一秒钟也不能把他的眼神从这个小孩子的身上移开。
那年青的护士合情合理地解释着：“有些人愿意听听，听了似乎有点好处。”
约翰点点头。“是的，请给我讲讲吧。”
那护士指着保温箱说：“里面的温度总是保持九十八度常温，空气中增加了氧气——大约百分之四十。氧气可以帮助孩子呼吸。他的肺太小了，出生的时候还没长好。”
“是的，我知道。”他的眼睛又回到那微微起伏的胸部。在这个动作继续的时候，就意味着那颗负担过重的小不点心脏还在跳，那奄奄一息还没断绝。
护士接着说：“你这孩子还没有嘬奶的力气，所以我们得用输液的办法。
你看见那个小管子了吗？”她指着从保温箱上部通到婴儿嘴里的一个空心塑料管。“它直接通到胃里。每一个半小时输一些葡萄糖和水。”
约翰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遇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护士严肃地点点头，似乎已经知道下面的问题了。他注意到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赭红色的头发抿在白帽子里边，显得很年青，最多二十岁，但是却带着一种很熟悉她的专业的味道。
“你认为他能活得了吗？”他又通过玻璃往里边看了一眼。
“那可说不准。”那个年青的护士皱起了眉头。他感到她是在尽量告诉他真情，不让他失望，可也不给他什么幻想。“有些能活，有些没活下来。
有的时候一些孩子似乎有一种要活下去的意志，他们在与死亡搏斗着。”
他又问：“这个——在搏斗着吗？”
她谨慎地回答：“现在还很难说。如果不是早产了八个星期，那就好多了。”她轻声地接着说：“这会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
他的眼神又转向那个小生命那里去了。他突然第一次想到，这是我的儿子，我自己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突然，他对这个孱弱的肉体，在这个温暖的小箱子里孤军作战的小生命，产生了满腔热爱。一时他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想对着玻璃墙里边喊：“你不是孤单的，孩子；我来帮你来了。”
他想跑到保温箱旁边去说：“这儿是我的手，你拿着作为你的力量。这儿是我的肺，你用它来代你呼吸。千万不要认输，孩子；不要认输！来日方长，咱们在一起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只要你能活下来！听我话，坚持住！我是你的爸爸，我爱你哟！”
他感到韦尔丁护士的手在握着他的胳臂。她轻轻地在说：“咱们该走了。”
他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他俩临走之前，他又回头看了最后的一眼。
露西·葛兰杰敲了敲门，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约瑟夫·皮尔逊正坐在办公桌后边。戴维·柯尔门在屋子一头看着一份记录档案。露西进来的时候，他转过了身。
“我把费雯·洛布顿新拍的片子拿来了。”露西说。
“看出什么来了吗？”皮尔逊立刻关心起这件事，把一些材料一推，站起身来。
“恐怕没有多少东西。”露西走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X光片展示箱那边，两个病理医师也跟了过来。柯尔门伸手拨了一下开关；一两秒钟之后，展示箱里边的荧光灯亮了。
他们一对一对地比较了两套片子。露西照贝尔医师那样指出了作活检造成的骨膜变化。在其他方面，她报告说，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皮尔逊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下巴，瞅了柯尔门一眼，说：“恐怕你这主意没有灵。”
“显然是的，”柯尔门故意用无所谓的口气说。不管怎么样他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没统一起来。他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下一步要怎么办。
“试一试总还是值得的。”皮尔逊总是把最普通的肯定的话说得不那么好听，可是柯尔门估计，他说这话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掩盖他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的犹豫心理。
现在，老头子几乎象是讽刺的样子对露西说：“那么放射科是没有办法的了。”
她沉静地回答：“我看你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就瞧我——我们病理科的了？”
“是的，约，”她轻声地说，等着回答。
皮尔逊大约沉默了十秒钟，然后清楚地、肯定地说道：“我的诊断是：你这个病人得的是恶性肿瘤——成骨肉瘤。”
露西和他一对眼神，问：“十分肯定吗？”
“十分肯定。”这位老病理医师的声音里没有任何犹豫的迹象。他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从一开头我就确诊了。我原来设想这些——”他指了指X光片子，“可以提供一些旁证。”
“好吧。”露西点头接受了他的诊断。她马上在考虑着下一步该做的事。
皮尔逊顺理成章地问：“什么时候截肢？”
“我估计明天早晨。”露西把X光片收拾起来，向门口走去。他冲着包括柯尔门在内的这两位大夫说：“我看我得去把这消息通知病人。”她作了一个苦脸。“这又是一个很难通知的诊断。”
当门在她身后关闭以后，皮尔逊转身冲着柯尔门，出奇地用很有礼貌的口气说：“反正得有个人作决定。我刚才没有问你的意见，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对这个病例有怀疑。如果露西·葛兰杰知道这种情况，她只好对那姑娘和她的父母讲出来。他们知道以后，就会要求把手术推迟。人们总是这样的；你没法怪他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成骨肉瘤手术推迟会造成什么结果你是知道的，用不着我说了。”
柯尔门点点头。他对皮尔逊作这个决定没有什么意见。正象刚才这老头子讲的，总得有个人作决定。可是，他仍然怀疑明天早晨的截肢手术有没有必要。当然，最后他们会知道到底是什么病的。当截下的腿送到化验室进行解剖研究之后，这个恶性肿瘤的诊断是否正确之谜就可以解开了。不幸的是，那时候如果发现是错误的，对病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外科有许多好的办法截肢，但却没有什么办法再把截下来的腿接上去。
从伯林顿飞来的下午班机四点刚过在拉加迪亚飞机场降落。肯特·欧唐奈从飞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曼哈顿。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他靠在汽车椅背上歇了一会儿，几天来第一次能有一点休息时间。他一坐上纽约的出租汽车就想休息，主要是因为不能往外边看。只要一想看看外边来来往往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或者看看自己坐的这辆汽车在穿梭似的汽车中驶过，就使他陷入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很久以前他就决定应该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你最好豁出去准备出车祸，如果居然没出事，你就可以祝贺你自己运气不错。
在汽车上休息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和医院外都开足了马力加紧工作。他把他的预约门诊时间延长了，每天手术也多排了几个，这样好挤出四天时间到纽约来。两天以前，他还主持了三郡医院医务人员的一次特别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参考哈里·塔马塞利给他准备的材料，宣布了号召在本院随诊的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为医院扩建基金捐款的比例金额。不出所料，对这个建议的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