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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狱中书简-第26部分

小说: 狱中书简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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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也许出自于彼特拉克。圣经所说的“心”不是指内心生活,而是指与上帝相联的整个的人。认为人的生活从外到内和从内到外同样重要的观点,比之于认为人的本质应从内在背景去理解的观点,不啻是南辕北辙。

      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关切的是,不应把上帝逐到某种最后的隐秘地方去,相反,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世界和人类已经 成年,我们不应该贬损人的世俗性,而应让人在其强而有力之处去面对上帝,我们应该放弃我们所有的教士式的遁辞,以及把精神疗法和生存主义视为上帝之先锋的想法。这些人的死乞白赖真是太不高贵了,所以上帝之道不可能与他们结盟。上帝之道是远离这种不信的反叛,这种来自下层的反叛的。它是君临一切的。

      到时候了,我该来具体地说说对圣经术语的世俗解释了。

      不过,这天气实在太热了!

      既然你要把我的信发一些摘要出去,那就这么做罢,可是我自己是绝不会想到要这么做的。当我给你写信时,我只是在出声地思考,以便澄清我的思想。你是我能对之这么做的唯一的一个人。但是,你就随自已的意去做吧。我们很快就要回想1941年时我们一起作的旅行,就要回想我的最后一次讲道了——这是一个暗号;指的是东普鲁士;那里是希特勒的总部所在地,在那里;谋杀希特勒的那次尝试很快就要付诸实行。

      7月9日补记。现在必须封上了。我想我们不久定会重逢的。





       1944年7月16日

       咋天我听说你又再次调动了。我希望很快就能知道你现在情况如何。那里的历史氛围听起来真够吸引人的。十年之前,我们可能会很难理解,皇帝与教皇之间为牧杖与戒指而起的争执,怎么能导致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说到底,他们不都是相冋的吗?可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不论亨利四世当时去朝拜卡诺莎是出于真心还是外交手腕,1077年的事件都是这么一个事件,对它的回忆一直在欧洲历史的深处燃烧。它的影响要比沃尔姆斯协议大得多,尽管那项协议以亨利所希望的方式正式结朿了这场争端。在学校里, 老师告诉我们这整个事情是一场欧洲的灾难,然而在事实上,它却是使欧洲伟大的那种思想自由的基础。

       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天我在无线电里听到一些卡尔奥尔夫的歌剧片断(有卡米娜·布拉纳等人)。我认为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歌吧家,那么湥拢敲次掼Γ敲疵骼省!】ǘ露蚧拱衙商赝诘母杈绺谋喑闪斯芟依郑闾穑课一固搅撕嗟露拇笮嗲矣忠淮挝湫Ч鸷常裨凇豆惆濉防镆谎溆行У卦擞昧死┱估志洹F渲杏幸恢质至钊丝砦康亩鳌1绕鸢秃绽矗嗟露宰约旱奶谝刈⒌枚唷K哺匦淖约旱囊衾值男ЧU蛭绱耍;竦靡恢纸ㄖ锩琶嬉话愕男ЧK囊衾值暮竺嬗心持挚桃庾非蟮哪康模馐怯氚秃詹灰谎模皇锹穑�

       我发觉《死者之屋》极其有趣。它激起了在屋外的人们对其居住者的同情——完全摆脱了道德顾虑的同情。这种非道德 性,即宗教性的产物,不正是这个民族的基本特性吗?而这不是会提供一点认识最近事件的线索吗?顺便说说,我正在尽自己的能力所允许的,作一些写作,写一些诗歌。我已给你说过,我有时候能在晚间得到些机会,去做我们以前常常做的事情,那是一个获益和享受的源泉。否则就没有任何事情可报告的了。……我很高兴知道现在情况良好。好长的时间他都受到压抑——此指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运动。但是我相信,他所有的忧愁很快就会过去。我非常希望如此,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整个家庭。

       如果你在最近的将来要进行一次布道,我建议你采用这样一些经文:《诗篇》62:2、119:94a、42:6;《耶利米书》31:3: 《以赛亚书》41:10、43:1;《马太福音》28:20b。而且,我要让自己注意某些单纯但至关重要的思想。一个人要知道基督如何“成形”在其中(《加拉太书》4:19),就得长时间地住在一个教区里,对于你可能要拥有的那种教区来说,尤其如此。
现在,再来谈谈有关我们讨论的主题的一些进一步的想法罢。我发觉,着手提出一套对圣经术语的非宗教解释进行得很慢,而且这项任务远比我此时能够做到的宏大得多。在历史方面,我应该说,有一项伟大的发展,导向了世界自律的观念。 在神学当中,在切伯里的赫伯特爵士的著作里,在他肯定理性是宗教认识的充分工具的说法中,可以第一次看出这一点。 在伦理学当中,在蒙田和博丹的著作里,在他们用道德原则取代十诫的做法中,这一点笫一次显示出来。在政治学中, 则有马基雅弗利,他使政治学摆脱了道德的监护,并建立了“国家理性”的学说”。再往后,尽管像马基雅弗利那样有人类社会自律的倾向但又十分不同的,还有格老秀斯及其国际 法,他的国际法作为自然律,是一种仍将有效的法则,etsi deus non daretur——拉丁文,“即使上帝不存在”或“即使没有上帝”。这个过程在哲学当中得到了完成。一方面,有笛卡尔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像一部机器,不需上帝的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则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将上帝等同于自然。最后,康德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是泛神论者。在这条路线上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 即肯定人和世界的自律。

      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过程似乎开始于库萨的尼古拉和乔尔丹诺,布鲁诺及其关于空间无限的“异端”理论。古典的宇 宙是有限的,正像中世纪的受造世界一样。一个无限的宇宙, 无论怎样设想它,都是自存的,etsi deus non daretur (即使上帝不存在)。确实,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的无限性并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不过它也并未回到早先的那些宇宙有限概念上去。
现在不论在道德上、政治上还是科学上,都不再需耍上帝来作为一种起作用的假设了。在宗教上或哲学上(费尔巴哈语)也不再需要这样一种上帝了。在理智上诚实的名义下,这些起作用的假设都将被抛弃或省棹。企图提供教诲的科学家或医师,乃是某种混血儿。

      在这里,神经紧张的人就会开始发问:那么,还有什么地盘留给上帝呢?由于不知道答案,他们一笔勾销了把他们带到
了这个关口上的整个事态发展。正如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有形形色色的安全出口被设计出来以对付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得加上返回中世纪的凡人哑剧,它的基本原则是教权主义形式下的他律。但即是一种自暴自弃,得到它要付出的代价,只能是心智上的诚实。它使人想起这一首歌:

                         返回童年的世界的道路,该是多么漫长啊,

                         可我要是能够知道那条道路,该有多好啊!


      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条路,无论我们怎样有意放弃自己在心智上的诚实,也没有这种道路。唯一的道路,是《马太福音》
第18章3节的道路——这一节的经文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即通过忏悔,通过终极的真诚。而要真诚的唯一途径就是承认,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etsi deus non daretur (即使上帝不存在)。这正是我们确实看到的东西——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的成年,迫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了我们与上帝面对面的处境。上帝实际上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作为没有他也能过得很好的人而生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马可福音》15:34——这一节经文是,“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用他作为起作用的假设而生活的那位上帝,就是我们永远站在他面前的那位上帝。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在一起, 我们正在不靠上帝而生活。上帝允许他自己被推出这个世界,被推上了十字架。上帝在这个世上是软弱而无力的,而且这正是他能够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的方式,唯一的方式。《马太 福音》第8章第17节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基督帮助我们, 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这一节经文是:“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找们的疾病!’”。

      这就是基督教与一切宗教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所在。人的宗教性使他在自己的苦难中企望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他 把上帝作为一个Deus ex niachina——拉丁文;意为在人力不及时出来解决问题成改变事态的神——然而圣经却使人转而看到上 帝之无力与受难;只有一个受难的上帝,才能有助于人。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世界借以成熟的那个过程,就是放弃一种虚假的上帝概念,就是为圣经的上帝而扫清地面,这个上帝凭着自己的软弱而征服了这个世界中的强力和空间。这必须成为我们的“世俗”解释的出发点。




                                       我是谁?

      
                            我是谁?他们常常向我说,

                            我从我的单人囚室走出来时,

                            安宁、愉悦、坚定,

                            像一位绅士步出他的乡间别墅。

                            我是谁?他们常常向我说,

                            我总是对我的看守们这么说话,

                            随便、友善、清楚,

                            似乎在此发号施令的是我。

                            我是谁?他们还这样和我说,

                            我承受着这些不幸的日子,

                            是那么平静、乐观、自豪,

                            犹如一位惯于获胜的勇士。


                            那么,我真是别人所说的那样呢,

                            还是只不过如我自知的那样?

                            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

                            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咽喉,

                            眷恋着色彩、鲜花、鸟儿的歌唱,

                            渴望着亲切话语,有人作伴,

                            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辗转反侧,

                            为无限遥远的朋友而无力颤栗,

                            祈祷、思索和行动都感觉有疲倦空乏,

                            怯懦软弱而准备告别人世?


                            我是谁?是前者呢,还是后者?

                            我今天是一个人,明天又是另一个人吗? 

                            还是同时兼为二者?在他人面前是个伪君子; 在自已面前又是个愁苦不堪的可怜虫?

                            或者在我心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像一支败军,仓惶溃逃,丢掉了已到手的胜利?

                            

                            我是谁?它们在嘲弄我,这些寂寞的问题。

                            上帝啊,不论我是谁,

                            你知道,我永远属于你!








         1944年7月18日

        我不知道我们的信有多少在对慕尼黑的轰炸中被毁了。你是否已收到了那封附有两首诗(《我是谁》和《基督徒与不信者》)的信?它正好是在那天晚上发出去的,信中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神学论题的初步评论。关于基督徒与不信者的那首诗 体现了一种你能看出来的观点:“基督徒在上帝的受难中与他站在一起;那就是把他们同异教徒分开来的东西”。正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问的:‘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此为耶稣受难前夕在客西马尼园里对门徒说的话。这恰恰是有宗教性的人期望于上帝的东西的反面。现在人受到的挑战,是要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的手里参与上帝的受难。

        因此,人必须投身于一个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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