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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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战斗——请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点——还在前头。下院和政府在这种严重的考验面前，绝不会退缩。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也不惜一切牺牲。　
　　最困难的问题是罗斯福总统和我作出的关于意大利的决定。如读者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我曾竭力主张采取这个决定，其内容是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进行交涉，承认他们是共同的对德交战国，并给予这样的待遇。这一次，正如一年前关于达尔朗海军上将事件一样，又是那一类人激动起来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们可以稍稍衡量和鉴定一下意大利政府的所作所为，它的确是受到意大利国民的认可和赞许的。希特勒先生使我们确信，他认为意大利的行为是极其不忠而又卑鄙的——在这种问题上，他是一个高明的裁判。其他人可能认为，当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党徒，为了物质利益而使用专横霸道的权力，袭击摇摇欲坠的法国，从而变为多年以来一直珍视意大利自由事业的英帝国的敌人时，它已经构成了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这确是罪行。尽管这种罪行已无法挽回，尽管那些听任暴君破坏它们的权利与自由的民族，必然要为那些暴君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惩，然而我却不能不认为，意大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是顺乎自然和合乎人情的，但愿这是一系列自行赎罪行动中的最初的行动。　
　　意大利人民已经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的子弟沦落在非洲和俄国，他们的士兵被遗弃在战场上，他们的财富被浪费掉，他们的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现在，他们自己的美丽家园势必要变成德军后卫部队的战场。更加严重的灾难还在他们的前头。在希特勒的狂怒和报复下，他们还将遭到掠夺和恐怖统治，但是，由于英帝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的进军，意大利人民将从他们的奴役和屈辱地位中得到拯救。　
　　经过一定的时期以后，他们将在现代世界的自由的民主国家中，恢复他们的应有地位。　
　　我谈到意大利的这种情况，不免要受到人们非常恰当的质问，“你这种论点也将适用于德国人民吗？”我说，“情况不同。”在我们的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入了他们旨在扩张与侵略的战争。他们极其恶毒地把军人和奴隶的特质结合起来。他们自己不珍视自由，而看到了别人的自由则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那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但是，我们不是在同这样的民族作战。我们作战的对象是暴政，我们要保存自己，免于毁灭。我深信，在四分之一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的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消耗、危险和生命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无力再怀着积蓄已久的复仇心理和长期策划的计谋来袭击他们。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的两大因素，我们必须彻底予以摧毁。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免于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那么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伯克①曾经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起草一份控告一个民族的诉状”，关于他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所引起的争论，在我看来，都是乏味而迂腐的空谈。现在我们需要对两个明显的和具体的目标开火，即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让我们把每支枪瞄准它们，动员每个愿意战斗的人去攻打它们。我们不应该毫无必要地增加我们的繁重任务，或加重我们的士兵的负担。对于那些遭受威胁利诱的卫星国家，如果它们能够帮助缩短战争，或许可以让它们将功折罪。但是，必须扑灭使我们遭受一切祸患的孪生根源——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除非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否则，不论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在所不惜；即便需要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我还要再说一句：我现在到了晚年，对国家大事已能产生一些影响，因此我愿意表明，如果没有必要，我一天也不会延长这场战争；而且我希望，当英国人民由于胜利的召唤而要分担规划世界前途的重大责任时，我们将拿出我们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表现过的那种沉着和镇静的态度。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论家。——译者　
　　我曾考虑在我的演说中，这次应当提出一个严重的、确切的警告，指明无人驾驶的飞机或火箭即将袭击我们。早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警告，并将此点记录在公开文件中，这总是一种慎重的作法。特别在这种袭击的规模与严重性是难以估量的时候，则更应如此。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应该让这些有利的趋势削弱我们的努力，或使我们设想危险已成过去，或设想战争将要结束。相反地，我们必须预料到，我们现在正狠狠地打击的那个凶恶的敌人，将作出一切疯狂的努力来进行报复。从希特勒开始，德国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都有这种神秘的暗示，即他们不久将试用新方法和新武器来对付我们。敌人为了鼓励他们的人民，散布这种谣言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它的含意恐怕不限于此。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一种新型的空投炸弹，敌人现在已经开始用它来袭击我们靠近海岸行驶的船舶。这可以说是一种由火箭推动的滑翔炸弹，它从相当高的高度发射，然后显然由母机导向它的目标。德国人现在很可能正在发展其他的新式武器，他们希望用它来伤害我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他们每天从我们这里遭受的损失。我只能向下院保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上述可能性，已经保持经常的警惕并大力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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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以及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里正在蔓延的内战的残酷现实，我也简略地谈了我的看法。　
　　墨索里尼被伞兵救出后，逃往德国，企图组织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并想依靠德国的武力，把法西斯枷锁重新套在意大利人民的脖子上，这当然就要引起意大利的内战问题。为了普遍的利益以及意大利的利益，必须把意大利国家生活中的一切残存力量团结在他们的合法政府的周围，同时也必须使一切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支持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只要这些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能够抵抗法西斯党徒与卖国贼的联合，从而创造条件来帮助把这种凶恶的联合逐出意大利的领土，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它就地消灭。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拯救和解放意大利。［一位议员插话说：“你不能使意大利人民在那些变节者的旗帜下起来抗战。”］我想，这位尊敬的议员，可能还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减轻我们士兵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的重要性。……政府确实准备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促使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抵抗德国人，并将他们逐出意大利。我们不会因为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不采取行动。英国议会不是以全体一致的原则作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并不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则行事。它们根据多数的表决采取行动。这就是它们办事的方法。　
　　我希望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现在正努力把意大利内部最坚强的力量团结起来，以抵抗德国人及墨索里尼—吉斯林—法西斯党徒三者的结合。　
　　我最后一段话不太礼貌，但却是老实话：　
　　要想获得灵活性，最好的办法是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准备三四个计划，并详细地拟定所有的细微末节。然后看风使舵，从一个计划转到另一个计划，这就容易多了。　
　　这些论证说服了下院，因此，没有再提出任何有力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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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发表这个长篇讲话的同一天，财政大臣突然逝世，这是我和我的同僚们遭受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和出乎意外的损失。我在22日清晨醒来后才听到这一消息。最近几年来，金斯利·伍德已成为我个人的亲密朋友之一。1938年他进入空军部以后，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工作。我给他以充分的支持；而他对皇家空军能够作好准备来应付1940年巨大的灾难这一方面，无疑地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从我奉召出来组织联合政府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大臣的职务，而且政绩卓著。他的第三次国家预算案，数达五十七亿五千万英镑，收支平衡，这符合战时财政的一切最健全的原则。收入的半数来自税收。我们的贷款利率非常低。我们不再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抵押加百分之六利息”的口号，而在这次战争的第五年中，以百分之二的平均利率成功地借到了巨额款项。生活费用的上涨，与战前水平相比，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量入为出”的原则，是金斯利·伍德在逝世前几星期中日夜考虑的问题。就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还希望在下院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我在1940年曾要求他为那些在闪电战中个人住宅与商业遭到摧毁的人们提供补偿，他根据他所设想的一种周密的保险计划，以最高的效率实现了我的要求。当天，在下院开会以前，我费了几小时撰写追悼他的诔词，这篇诔词已载入记录中。　
　　我感到当时担任枢密院长、最重要的内阁委员会主席兼我国参加“合金管”①工作的首席代表约翰·安德森爵士，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继任者。约翰·安德森曾任国内税收大臣，并担任内政大臣达十年之久。但是他所具有的广阔的眼界，不是从任何一个部门所能获得的。在爱尔兰的骚乱中，他虽然不断地冒着生命危险，却处之泰然；当他担任孟加拉总督时，有人企图对他进行谋害，但他仍然镇静如常。他的见解敏锐而有力，他的意志坚定不移，同时对于各种广泛不同的职务又有长期的经验。他的任命在9月24日宣布。　
　　①原子弹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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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归航途中，除了在甲板上攀谈几句话以外，我很少见到达德利·庞德爵士，因为他经常呆在舱房里不出来。在乘火车前往伦敦途中，他给我一封信，正式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这个繁重的职务，当他在华盛顿病情加剧时，我已经为他解除了。关于他的继任者的问题，需要仔细地考虑。　
　　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推荐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是一个明显的人选，因为他在地中海的各次战役中赢得了声誉。另一方面，许多事正在向前发展，而且各个战役正在扩大，在这样的时刻，他能够离开现场吗？当时担任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弗雷泽海军上将是一位在海上享有极高威信的将领，而且对于海军部的行政事务和参谋工作，又有长期的经验。我首先请他担任这个职务。弗雷泽海军上将说，毫无疑问，不论将他派往何处，他都会服务，但是他认为安德鲁·坎宁安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相信，我获得了我自己的舰队的信任，”他说，“坎宁安却享有整个海军的信任。”他要我对这件事多作考虑。我回答说，他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于是经过再度的考虑和商洽，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且决定正视更换地中海作战指挥官这一严重问题。因此，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被选中了。他的副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继任了他的职位。10月4日，当我发表下面这封致达德利·庞德爵士的信时，我向至今还不知道庞德患病的公众和海军界，宣布这项人事更动。这封信内容如下：　
　　你由于健康原因感到必须辞职，因此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共事四年便告结束，这确实使我感到惋惜。你在海军部和参谋长委员会任期内，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军事方面的胜利所作的贡献，只有我最了解它的价值。你对海战方面的各项知识渊博而又精湛，你在忧患与灾难纷至沓来的时期，坚忍刚毅，你在为获取胜利所必须承担的风险中，足智多谋而又从容不迫，所有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使你在皇家海军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令人怀念的第一海务大臣。　
　　你是在这样的时刻离开我们的：地中海的支配权实际上已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意大利的舰队在马耳他岛港内已向我们投降，更重要的是，潜艇的威胁已被削弱到这次战争中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成果对于你的国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你所作出的卓越的贡献，为你的名字增添了光采。　
　　庞德活了仅仅两个星期。由于另一次更严重的中风的发作，他完全瘫痪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