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盈余-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吐昀觯堪玻∕ary Ann）谁更可爱更糟糕。
第17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2）
戴夫？希基（David Hickey），一位反传统的艺术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在1997年写了一篇《和打酱油者搞浪漫》（Romancing the Looky？Loos）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听众。这篇文章的标题来自于他父亲，身为音乐家的父亲把一群仅仅去消费的特殊听众叫做“打酱油的人”（looky？loos）“looky？loos”是一个人造词，用来指只围观、不参与的人，故用中文新词“打酱油者”译之。——译者注。要做一个打酱油的人首先得去参加一场活动，尤其是现场活动，但他们和你在电视上盲目地收看这个活动的效果一样：他们在门口买票入场，但对活动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没有给予活动任何肯定或否定，让你可以与之结伴或者反对他们。
而参与者却不一样。参与是一种行为，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出席很重要，让你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东西时觉得自己的回应也是活动的一部分。希基引用了音乐家韦纶？詹宁斯（Waylon Jennings）在讨论为懂得参与的听众演奏是怎样一种感觉时说的一段话：他们从小酒吧里发现了你，因为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于是你便觉得自己是在为他们演奏。而且如果你做错了，你马上就会知道。
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即使在活动结束后，参与行为还能进行得如火如荼——对整个社团的人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
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这种单一事件就是消费。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曾经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由三种不同的活动组成：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我们总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电视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一种。
电视是不平衡的，如果我拥有一个电视台，而你拥有一台电视机，那么我可以跟你说话，但你却无法跟我说话。相反，电话却是平衡的。如果你购买了消费手段，那么你也自动获得了创造手段。当你购买电话时，没有人会问你只用来收听还是也会用来打电话这样的问题，参与行为固有地存在于电话中。对于电脑来说也一样，当你买了一台可以消费数字内容的机器时，你同时也购买了一台可以创造内容的机器。此外，你还能和你的朋友分享这些素材，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消费、创造和分享的事物。这些并不是它的附加特性，而是基本要素中的一部分。
第18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3）
日积月累的迹象表明，如果你为人们提供了创造和分享的机会，那么他们有时会和你辩论，即使他们此前从没有过那样的举动，即使他们对此并不像专业人士那样精通。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将停止盲目地看电视，它仅仅说明了消费已经不是我们利用媒介的唯一方式。对于我们每年消耗的一万亿小时的空闲时间来说，任何转变——不管多么微小，都可能是很大一部分时间。
将我们的关注点拓展到包括创造和分享在内，并不需要通过个人行为的大幅度转变来使结果发生巨大变化。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试想一下，99％的事物都和原先一样，人们仍像以前那样消费着99％的电视资源，但那些时间中的1％发生了变化，开始被用于创造和分享。相关人群每年仍然会花多达一万亿小时的时间来看电视，而这些时间中的1％就比每年用于维基百科的时间的一百倍还多。
规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盈余需要能够被累积起来。对于像Ushahidi这样的工作，人们必须同心协力贡献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创造认知盈余，而不仅仅是完成一系列微不足道而又彼此分离的个人行为。累积规模一部分和受教育人群如何利用空闲时间有关，另一部分则取决于累积行为本身，和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单一的分享型媒介空间内彼此互联有关。2010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一起的人口即将超过20亿，手机用户更是早已突破了30亿。因为全世界大概有45亿成年人（全球人口约30％的年龄在15岁以下），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对大多数居民来说，作为全球范围内互动组织的一部分已经变得再正常不过。
规模能区分大小盈余作用之间的不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原理是在30年前。那时父母为了给我过16岁生日，送我去纽约城找我的堂兄。我的反应和你们眼中被扔进那种环境的中西部孩子很像，我心中充满了对高楼、人群和喧闹的敬畏。但是除了那些大事以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件小事——切片比萨，它改变了我对于可能性的观念。我曾经在我家乡一家叫做肯氏的比萨店里打工。在那儿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顾客要比萨，你做比萨，20分钟后你把比萨交到顾客手上。这个过程很简单，也可预测。但是切片比萨却完全不同。你不可能知道谁会要一角，因此你要提前把馅饼做好，因为顾客的全部要求就是在20分钟之内进来拿了切片比萨后走人，而且他们拿的只是一小角比萨，而不是一整块。
在我16岁时，那个启发了我的切片比萨，它所蕴涵的意义是：当群体足够大时，不可预知的可以变得可预知。如今任何一天你都不必知道谁会来买比萨，只需要确定一定会有人来买就行。一旦对于需求的确定开始远离个人顾客，而向集体顾客回流，那么崭新的行为种类便成为可能。如果我16岁那年有更多的流动资金，那我也会在观察雇出租车和等公交车两种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同样的原理。更普遍的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发生的次数和频率的或然率。在我长大的地方，顾客在下午3点购买一小片切片比萨的可能性太低，因此我们不会冒险提前做好一整张比萨。而在34号大街和第六大道的拐角处，你就可以做上一整张比萨来等待生意上门。任何人类活动，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在人群中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规模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就是不同。
第19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4）
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说过：“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 当你把某样东西累积了很多时，它就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而我们新的媒介工具正在以一种空前的规模累积我们创造和分享的个人能力。想想下面这个问题，其答案在近年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你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能遇到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这种概率很小，小到让人难以察觉，并且从个人角度来推断的话，总体概率似乎也很小。
我们认识新的媒介工具所带来的文化变革非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惯于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看待事物，而这是错误的路径。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仅仅和事件目击者人数以及他们中带着相机的比例有关。第一个数字会根据事件不同展开上下浮动，而第二个数字——带着相机的人，从2000年的数百万人上升到如今的超过十亿人。照相机现在已经被植入了手机中，因而提升了随时会携带相机的人数。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新情况产生的作用：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件、2006年泰国政变、2008年奥克兰警察杀死黑人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案，以及2009年伊朗大选后出现的动荡局面——所有这些和数不清的更多事件都被相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事件会有目击者看到的可能性。
规模上的变化意味着曾经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曾经不太可能的事情变成了肯定。我们曾经依靠专业的摄影记者来记录那些事件，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彼此的基础设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分享或许比较冷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陌生人随机决定分享的内容来了解世界，但即使这样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泰坦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s）中借主角之口说出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用处。”我们融合认知盈余的方式会让这种命运不太可能马上到来。
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媒介”这个词代表着什么。“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般现代。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定义则是，过去数十年中另外一种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素材、用特殊的方式来赚钱。
第20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5）
如果我们仅仅使用媒介来指代这些商业形式和素材，这个词汇就会变成一个时代错误，而妨碍当今发生的事情。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认知盈余，一种全新的资源
在这本书中，我讲述了随着全世界累积的自由时间不断聚集而产生的新资源。使我们有权使用这种资源的最重要的两个转变已经产生——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的每年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公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它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能够利用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这两个事实适用于本书中所有的故事，从Ushahidi这样的富有启发性的分享到像“大笑猫”那样仅供自娱自乐的活动。认识到这两种变化，认识到它们和20世纪媒介的不同，仅仅是理解今天会发生什么和明天可能发生什么的开始。
我在之前写的《未来是湿的》一书中，讲述了社会化媒体历史性的崛起，以及随之产生的群体行为环境的改变。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我们的认知盈余只是一种可能，它自身并不代表任何事物，也做不了任何事情。为了了解我们能利用这一新资源来做什么，我们不仅要了解那些可以利用它的活动种类，而且要知道如何以及在哪里利用它们。
当警察想要了解某人是否会采取特殊行动时，他们会寻找一些手段、动机或机会。手段和动机是指怎样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特殊行动，而机会指的是在哪里行动以及和谁一起行动。人们有能力、动机和机会来利用不断累积的自由时间做一些事情吗？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回答能帮助建立人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把这个问题放大来阐述的话，手段、动机和机会能帮助解释社会上出现的新行为。了解一件因为我们的认知盈余而变得可能的事情，意味着理解我们累积自由时间的方式，利用这种新型资源的动机以及我们事实上正在彼此创造的机会的本质。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具体阐述怎样和为什么要利用认知盈余，以及在认知盈余背后存在着什么。
尽管花了这些篇幅，我仍然没有描述我们可以利用认知盈余来做什么，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去做事情，这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要想从共享的自由时间和才能中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必须彼此协作，因此利用认知盈余并不仅仅是个人喜好的堆积。不同用户群体的文化对成员间的互相期待以及成员如何一起工作的影响巨大。文化会决定我们从认知盈余中获得的价值中有多少仅仅是公用的（munal），被参与者所欣赏，但对整体社会没太多用处，而有多少是公民的（civic）。（你可以把“公用”和“公民”的对比看做是“大笑猫”和“Ushahidi”的对比。）在第2章第4章阐述完手段、动机和机会后，我将会讲述用户文化的问题以及公用价值和公民价值的对比。
最后一章作为全书推理性最强的一章，具体阐述了我们从对认知盈余的成功利用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指引我们，因为更多的认知盈余正在以更重要的方式被利用着。尽管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包含了不同的主动参与者的情况下，这些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