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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珍藏版大全集-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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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

    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

    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

    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

    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

    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

    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

    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

    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

    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

    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

    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

    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

    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

    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

    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

    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

    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

    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

    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

    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

    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

    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

    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

    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

    “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

    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

    晋国重振雄风

    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

    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

    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

    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

    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

第112章 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3)() 
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

    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

    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

    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

    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

    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

    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

    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

    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

    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u)居,以待形势明朗。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

    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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