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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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口巨大的黄铜锅，场地上散布一些黄澄澄的铜碗和小铜锅。这口几间房屋大小的铜锅可谓中国“锅王”。一架木梯搭在锅的边沿，一队红军战士依次传递一只只水桶，将清水哗哗的灌入铜锅。整棵的松树在锅底熊熊燃烧。进了寺庙大门，里面的场院极宽敞，四进套院，大殿雄伟。殿堂菩萨塑像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护法天神威严狰狞。场院两侧各筑一幢巨棚，数十根石柱支撑起沉重的棚顶。寺内大殿和大棚里都住满了红军伤员。我们这群娃娃就在场院的角落里露宿，整整一天的山地行军，小伙伴们都累坏了，大家用脚踢开石板地上的铜锅铜碗，相互拥挤在一起，躺倒大睡。
第二天天刚亮，庙门外人喊马叫。我闻声跑到广场上，只见三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站在悬崖边上，正在检查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红军战士的行装，发现谁背有银元袋子，就命令解开布口袋，将银元倒下峡谷。驮马队缓缓地走过广场，几名战士用刺刀划开骡马驮架上的包囊，银元像流水哗地涌出，叮叮当当地落入万丈深渊。我暗自惊叹：“真可惜，这么多银元啊！”
一队肩扛迫击炮炮筒、炮座和炮弹箱的红军炮兵走来。“好啦，把迫击炮从这里拽下去吧！”听到这道命令，炮兵们迟迟不肯动手。火炮就是炮兵的命呀！那几个红军首长又喊又叫：“同志们，只要有人在，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炮呀！”
从山下来的红军源源不断地走了十几天，被服厂、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机器、硝酸坛子都从悬崖上推入云雾峡谷。
太阳从对面山巅升起，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我离开悬崖，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只沉甸甸的铜碗，用衣襟擦了擦碗口的灰土，走到大铜锅旁，站在木梯上的红军用木勺给我舀了一碗米粥。
卫生队的小伙伴一人捧一只铜碗，呼呼地喝大米稀饭。一个男孩翻来覆去摆弄手中的铜碗：“队长，我们把铜碗铜锅带上一个，将来革命成功，也是个纪念。”
我说：“随你！”这个娃儿，比大家都有远见，还知道收藏纪念品！
卫生队协助医生们护理寺庙里的伤员，给重伤员喂水喂饭。伤员一批批运来，经过简单治疗，又一批批运走。一只手掌炸掉四根指头的伤员，坐在大殿的台阶上发牢骚：“这个医院领导呀，比起王坪总医院的张琴秋院长可差远啦！”。
我赶忙问他：“你知道张琴秋现在哪里吗？”。
伤员瞥了我一眼：“听说她当了妇女独立团的团长。”
总部联络参谋领来五十多名小战士，大都与我们年龄相仿。他们都是从各部队集中上来的，加入了我们的卫生队。同时又派来三女一男成年人组成卫生队的炊事班。
杂谷脑寺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喇嘛庙，红军借庙栖身，喇嘛们每天诵经作法，与红军相安无事。杂谷脑兵站也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兵站。从此，我们每人背起了干粮袋，开始风餐露宿的行军。
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在杂谷脑喇嘛庙一月余，队伍又出发了。
接连五六天在原始森林里行军。森林中朽木横七竖八的拦住我们的去路。森林中宿营，炊事班架起行军锅，点燃取暖的篝火，行军锅里煮起满满一锅蘑菇汤，小伙伴们吃一把干粮袋中的炒米，喝上一口鲜美的汤水。饭后，大家齐唱红军战歌。
那天出发不久，林木渐渐稀疏，山势愈加陡峭，林中的光线愈加强烈。小伙伴们互相牵挽手臂，艰难地在崎岖山路上登攀。我和伙伴们气喘吁吁地在岩石上攀爬，矮小弯曲的岩松匍匐在地面。正当大家口渴难忍之时，岩石山坡背阴地出现片片点点的白雪。大家兴奋的叫喊：“雪啊！有雪吃呀！”俯身去抓积雪，手指刚刚触到那雪片片，雪一下子溶化了，情急之中，我趴下身子用舌头去舔岩石上的积雪，只感到舌尖冰凉，却不能从石头上吮出水来，我望着片片积雪难解口中之渴，好恼火。
终于爬上地势稍稍平坦的山顶，总部的联络参谋走过来，他说：“卫生队上来啦，你们去喝水吧。”听说有水喝，伙伴们精神大振，一齐向前拥去。只见两位藏胞背着猪腰子形状的木桶，一个汉人拿一只瓷碗，从木桶里挖水，随后递给跑在前面那个小娃儿，这汉人大声吆喊：“喝水啊！从这里下山还有一天的路，没有水，要渴死人哟！”有个人从一只大布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喊声：“来一碗！”话音未落，银元扔进那卖水人脚下的竹背篓里，发出清脆的叮当一声。天爷！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我喊出口令整顿队列，约束小伙伴们不要拥挤。一队队红军战士肩扛步枪，背负背包，瞥一眼买卖泉水的场面，抿抿干渴的嘴唇，从我们身旁走过。红军没有那么多的银元给每位战士买水来喝。
一块银元买来的一碗清水，喝入口中，格外的凉爽，此后，我再也没有喝过如此贵重和甘甜的水。
山顶休息后，卫生队继续前行，山脊像被刀切似的裂成两瓣，形成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一根长约十米的圆木横架在两面悬崖之间，圆木被砍凿出一道手掌宽的平面。红军战士口中念叨：“摔下去的，该死！走过去的，命大！”个个无所畏惧地踏上独木桥，山风吹起战士们的衣襟，似翻飞的双翅。
站立在云雾中漂浮的独木桥前，我胆战心惊，久久地不敢迈腿，卫生队的小伙伴期盼地望着我：“队长，我不敢走过去。”
几经犹豫，我心一横，说：“死也要过去！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我们‘骑马过桥’。”我双腿骑在独木桥上，双手向前抓住圆木，身子一弓一伸慢慢地向前蹭动，两眼紧紧盯着桥木不敢向下张望，只觉脚下冷风飕飕。全队的小伙伴学着我的样子，骑上圆木，蹭过凌驾险峰的独木桥。
独木桥头，红军首长赞叹不已：“你们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们之前，有战士摔下丧了命……告诉后面的部队，不要逞强了，没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们学‘骑马过桥’。”
我们翻下这座险峰，沟谷里溪水清清，红军中的成年人和妇女儿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声响成一片。
在毛儿盖，与朱毛红军会师
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百八十里，是一个藏民聚居区，约有几百户人家，平缓的山坡上布满石块砌成的平顶方型的碉楼。田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红军开始收割青稞。在毛儿盖，我第一次遇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插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一见到洋姜的茎叶和根块，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反胃、呕吐。
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天天来卫生队，监督我们吃洋姜，尽管每人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他也不许我们吃一粒。他说，下面的路还很远很远，洋姜也莫得吃，现在要吃了炒米，今后就要饿饭，甚至饿死人。大家老老实实地强忍呕吐，吞咽洋姜，谁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个多月的洋姜。就在这个地方，傅连璋在联络参谋的陪同下，来卫生队检查工作。双方介绍认识后，他问我全队有多少人，会不会包扎伤口，换药，有多少卫生包，有多少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傅连璋又巡视了整个卫生队，还很满意，他说：“小同志们精神饱满，健康活泼，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傅连暲。不久红军离开丹巴继续西行。
百丈关火线救护
1935年11月，红军攻克邛崃公路上的重镇百丈关。百丈关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四川军阀刘湘老巢难保，组织二十余万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拼命向百丈关反扑。红军历经七昼夜战斗，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严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百丈关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关。
百丈关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卫生队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马蹄声轰响，一个红军骑兵连急驶而去，骑兵人人佩挂马刀、冲锋枪、驳壳枪。一会儿，又有三十多名红军首长纵马而来。警卫班的战士悄声地指指点点，哪个是朱德总司令，哪个是张国焘总政委，哪个是徐向前总指挥……总部首长走过不久，又有一连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缓缓随行。
百丈关战斗最激烈之时，总部联络参谋命令我带领卫生队参加救护伤员。红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从火线上抬下来，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时在山顶上爆炸。山坡下，数百名红军伤员躺卧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鲜血染红了一丛丛稻草根。卫生队全体小护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奋战，为伤员擦洗血迹，简单包扎，喂水，招呼担架员向后方转移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