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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李宗仁回忆录-第27部分

小说: 李宗仁回忆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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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讨沈拒唐战事正在捷报频传之时,想着刘、杨盘据广州,勾结唐氏,实为我中央政府心腹之患。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我们乃一再密电中央诸领袖,要求翦除刘、杨,我并允于必要时抽调劲旅入粤助战。这时广东第一次东征已克复潮、汕。广州中央各领袖胡汉民、廖仲恺等,迭获我们的建议之后,朱培德、廖仲恺便去汕头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开秘密会议,湘军总司令谭延辏б捕寂纱聿渭印;嶂幸恢峦馕颐堑闹髡牛司鲆庠菔狈牌鄙牵厥κ≡鹧睢⒘酢A率照绞滤煸诠阒萁挤⑸酢⒀钏慷蛴嗳讼な唤尚蹈谋唷P母勾蠡技瘸醒胨诘夭派缘梦榷āC窆哪昶咴乱蝗眨笤Ц苏礁淖槲裾2晌焙弦橹疲酝粽酌⒑好瘛⑺锟啤⑿沓缰恰⑽槌唷⑿烨⒄偶獭⑻费雨'、戴传贤、林森、张人杰、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为委员。并推定汪兆铭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内部政潮的起伏和外围敌人的窥伺初未稍息。八月二十日廖仲恺竟被奸徒行刺殒命,中央的有力领神利用这惨案排除异己,株连极多。至九月底,前代帅胡汉民、前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都先后被迫离粤。于是东江陈炯明乘机再度进犯广州,盘据粤南八属的邓本殷随即响应,企图东西夹攻广州,声势汹汹,不可一世。自四川南来广东就食的川军熊克武部也进驻粤北的连山、阳山一带,和陈炯明暗相勾结,图谋不执。中央既四面受敌,乃不得已而发动二次东征,以蒋中正为总指挥,进剿陈炯明,同时檄调我军赴湘、粤边境截击熊克武部川军。
  熊克武四川人,也是同盟会中的老革命党员,曾任四川军务督办,拥众数万人。民国十三年熊氏在川政争失败被逐出省,东下就食湘西,愿隶中山魔下,继续为革命效力。民国十四年夏季熊乃率师进驻粤北,渠本人并亲往粤垣和大本营商洽,我军也以友军待他,未与为难。讵知熊氏曾暗通陈炯明,至粤后事发,被扣留。时熊部川军尚有万余人,中央应付力量不足,乃电调我军出省解决熊部,遂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率师分三路出省,蔡振云纵队由桂林出连山,钟祖培、夏威两纵队由龙虎关出江华,白崇禧亲率郭凤岗、陶钧两警卫团由全州出马头,断其北窜之路。激战月余,熊军不支北窜,我军乃于十一月十六日大破之于全州之八十山。熊军总指挥罗观光被击毙,部下两旅长一死一伤,我军掳获枪械不少。熊军溃不成军,流散部队遂为湘军所收编。中央政府西部的一大威胁遂从此解除。
  当我军攻击熊军之时,南路的邓本殷和申葆藩也已蠢动,乘广州中央二次东征及熊军叛乱时,进窥粤垣。邓、申俱系粤人,原录陆、谭部下,民国九年第一次粤桂之战时,二人叛离陆、谭,改投陈炯明。民国十二年陈炯明败往东江,邓本殷乃接受北方段祺瑞政府的委派,任粤南八属督办,有人、枪二万,自任总指挥,而以申葆藩为副。在广西无法立足的陆、谭残部如林俊廷等,也纷纷来归。九月间,邓部遂乘广州空虚,分三路进犯西江。邓自任左路,以部将陈德春为中路,苏廷有为右路,分头东进,声势浩大。粤南的阳江、罗定、云浮各县,相继失守,广州动摇。
  中央乃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南路总指挥,南征邓本殷。惟李总指挥以邓逆声势凶猛,自身兵力又嫌薄弱,乃于十月十二日亲来南宁乞援,希望我军自西北两方夹击邓军以毁其老巢,当得我方同意。粤、桂双方乃分四路而下,夹击邓军。第一路由陈章甫指挥,自肇庆向三罗进攻,第二路由陈铭枢指挥,向两阳进攻,第三路由俞作柏指挥,由陆川向高雷进攻;第四路由胡宗铎指挥,由上思向钦廉进攻(以上第一、二两路为粤军,第三、四两路为桂军)。四路大军一时俱下,邓逆疲于奔命,始知末日之将至。
  惟当三路大军顺利前进之时,第二路陈铭枢部忽被突破,逆军迫近四邑,威胁广州。这时我军吕焕炎纵队正奉命经大乌至玉林出高州,向俞作柏增援。到了东线告急,我遂急调吕焕炎回师向陈铭枢增援,将敌军堵住,广州人心始定。
  我军三、四两路在数度血战后,已迫近钦廉。十二月五日胡宗铎部已达石船,黄旭初部到达陆屋,俞作柏部到达合浦,黄玉书部占领防城。邓本殷、申葆藩知大势已去,乃通电下野,林俊廷也只身逃往安南。残部由杨腾辉率领于十二月七日向我投诚。南路遂平。
  这时广州二次东征之师也已凯旋。陈炯明所部除刘志陆、陈修爵率残部三千逃窜闽南外,完全覆灭。一时烽烟俱息,革命策源池的两广,乃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今日反观史实,固知我们消灭陆、沈,统一广西,力拒唐军东下,并出师讨伐邓、申和截击熊克武,实为助成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二)
  广西既告统一,军、民、财、建、教各政在我们积极整顿之下,渐上轨道。
  在统一广西各战役中,我军除少数训练有素的基本部队外,其余多系收编而来,良莠不齐。因此纵在作战期间,我们便已开始整训。尚足以应用的部队则进行改编、改造,其不堪使用的部队,便缴械、遣散。这工作说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也时有惊险场面出现。
  例如我军肃清陆、谭残部时,陆荣廷悍将之一的陆福祥被击伤,所部陆得标、许辉生两团乃向我投诚,请求改编。许辉生为讲武堂出身,治军尚粗有法度,其为人也还知时势、识大体。所以收编后,我乃以许氏为团长,仅整训其所部。
  陆得标却是行伍出身,初任陆福样的马弁、副官等职,为人粗野,毫无现代观念和军事学识。渠所部都是陆荣廷的心腹,器械精良而骄横成性,官兵已不堪造就。然而我如下令遣散,全团必定哗变而流散为匪,收拾不易。因此我在收编后,未加任何整理工作,只调其前来南宁郊外驻扎。驻防月余,我乃调该团来南宁督办署侧的箭道内点验。陆得标即问要否带武器。我说:“带。”陆才放心。在他想来,既带武器,谁也奈何他不得。陆乃率其全团荷枪买弹至箭道集合。所谓箭道,是一长方形的操场,可容数连人同时出操,为前清时试箭的所在,故名。
  陆团集合之后,我便出去训话。训话毕,我便喊“立正”,再喊“架枪”。全团架枪之后,我又喊“退后三步”、接着我便叫一名副官宣读我的命令,略谓:“广西兵燹经年,民生凋敝已极,人民实负担不起偌大的军费。本团官兵转战经年,亦应休息。本督办现命令全团官兵解甲归农。”副官宣读命令之时,我声先布置的军队遂在操场四周出现,以示该团不可抗命。
  命令下达之后,我便命令陆得标随我到督办署去领取遣散费,并令其副团长率领全队徒手官兵返回营房,以便分发遣散费。于是,草木不惊,陆得标全团便悉数被缴械、遣散。
  当我作缴械计划之时,幕僚都认为太危险,劝我不必亲去训话。我则认为我如不亲自出马,反易发生危险,因我亲自去发布命令,事出仓卒,使他们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遵命缴械。当全团缴械之时,旁观的官兵部目瞪口呆,而我则丝毫未改平时的从容态度。
  北伐龙潭战役之后,我曾用同样方法,在南京大较场将不听调度的王普的第二十七军全军缴械。此是后话。
  广西对部队的整顿极为迅速而有效,冗兵汰尽,则所余的全系劲旅。我更竭力革除我国军人派系分歧的恶习,严禁军官因出身的不同而划分派系。信赏必罚,大公无私。所以全军上下一心,进攻退守,足可收指臂之效。
  再者,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军政之外,我们对民政也大加整理。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初成立,自顾不暇,对省政尚无划一办法,而“省长”一辞,又系北洋政府所用的名称。不得已,我们乃自创一名称曰“广西民政长”,由黄绍竑担任。黄氏于民国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就职。当时的组织,最高级为“民政公署”,署内设“政务会议”,为本省最高的财务机关。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由粟威、苏绍章、甘浩泽、盘珠祁分任厅长。
  当时我们虽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然事实上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过问广西的军政事宜。因此广西在此全国政局动荡之时,竟形成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一切法令、规章悉由我们自行拟定。直到民国十五年夏,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后,民政长制度才取消,黄绍竑才由国民政府明令特任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之职。
  在此过渡期间,关予县长的遴选,官吏的委派,我们全以三个大原则为根据:一曰廉洁,二曰能干,三曰守法。因我国官吏往往廉洁的未必能干,能干的又未必守法,守法的又未必能干。所以我们遴选官吏的标准,一定要三者兼备,缺一不可。
  再者,我国旧官场往往派系分歧,门户畛域之见极深,相互摒斥。我们的新作风则是绝不任用私人,严禁派别。我自己以身作则,深幸黄、白二人也颇能体会斯旨,与我一致。我们更利用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和经常举行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不时告诫部曲。身正则令行,所以全省上下,风气焕然一新。
  广西的财政,在全省统一之前,制度颇为纷歧。我在玉林五属时,一切税收都由我委派专人征收。这种方式在政治未上执道时,弊端极大。因旧式的下级税收人员,在前清多为世代相传的,其最低级的估价员叫做“签手”,都属斗霄小人,其子孙照例不许参加考试。其上则有稽查、书记、文案、局长之流。向例以多报少,视为应得的利润。经他们层层剥削之后,国家税收多入私囊,政府所得仅他们的唾余而已。我在玉林时,深知其中弊窦,故力改此陋规,虽不无成效,但已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绍竑在梧州时,戎马控偬,未暇计及改革,渠仍循广东革命政府的旧例,招商投标,包办税务。其办法即由行政高级机关,估计某地每年约可征收税款若干,规定一税收总额,公开招商投标,出价最高的得标,并预先缴两个月税款。至于征税细则,虽有明文规定,也等于具文而已。因商人志在谋利,因而百般勒索商民,政府为增加收入,竟亦漠然置之。
  统一后的广西,全省税务改由财政厅划一办法,精选廉洁干练的税务人员,公平征收。一时商民称便,贪污之风顿戢,政府收入也因之大增。
  统税之外,我们对田赋也大加整顿。因我国田亩已多年未经丈量,漏税极多,纳税人既感不均,国家的损失也大。广西统一后,我们遂设立清理田赋总局,重行丈量土地,改订税额。这种工作虽一时不易完成,但在进行期中,全省田赋收入已大有增加。
  综计广西在统一之后,因积极兴利除弊,使生产和消费两者日有增加,更因税收机关的改善和贪污的澄清,使全省税收逐年增加。计民国十五年的收入约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小洋左右。至于军政公务人员,在节衣缩食,努力奉公之下,也粗可维持。
  我们对于整顿广西的教育也不遗佘力。民国十五年冬间,黄绍竑即在梧州筹办省立广西大学,勘定校址在梧州三角咀蝴蝶山,新建校舍,聘请前省长马君武为校长,以盘珠祁副之。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正式开学。后来迁往桂林,为西南重要学府之一。
  至于中学教育和国民教育,我们也全力以赴。不过我国教育界以前有一种恶习气,就是门户之见。各立派别,互不相让。这种情形,广西也不能免。当时有三大派:桂林省立师范派,广东省立师范派,及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派。中学校长和教员多为这三校出身。三派暗斗倾轧很烈,一派得势,则凡属本派的贤与不肖一概任用,真是“刘公得道,鸡犬升天”,至于他派中的分子,不论其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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