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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部分

李宗仁回忆录-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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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月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的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的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力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像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促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尽。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才,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省。
  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摩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做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1929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濬、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省份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肖克所盘踞。滋长茁大,卒成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长、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濬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共军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帮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像了。
  (三)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苏、意、英、美、法、捷克等一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枝。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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