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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部分

李宗仁回忆录-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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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当时唯一可用之兵,便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所部的两个军。傅作义不但是一员战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个人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他在卢沟桥事变前即享有抗日令誉。抗战期间,拱卫绥远西部和北部大青山地区,敌人卒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第十二战区内政治的修明、人民的安居乐业均有足多者。所以傅君的防地虽和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比邻,中共终无法渗透。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急于打通对苏交通,曾集中兵力猛攻十二战区,然终为傅部击溃。是以中共虽视傅作义为眼中钉,但对他却十分畏而敬之。
  傅部虽堪一战,然抗战期中受中央歧视,得不到补充,全军装备窳劣,人数有限。最后大势已去,中央才用他来澄清华北,就难免有蚍蜉撼大树之感了。
  三十五年春夏间,政府和中共谈谈打打,中共态度强硬,政府也不甘示弱,各地冲突日多。到是年秋季,内战的扩大已不可避免,中央乃决定先收复张家口,截断共军关内外的交通,再及其他。我深知傅作义的部队可用,遂训令傅作义向东移动,向张垣进攻。另以李文总司令指挥中央石觉、牟廷芳、侯镜如等部自北平北上,夹击贺龙的主力。经半月的战斗,傅作义部终于十月十一日占领张垣,是为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但因李文所部逡巡不前,未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迅速向左翼延伸,截断共军“西窜”的退路,致战果未达理想,美中不足。
  张家口是个战略地区,我军克张家口,便将在东北与华北的共军腰斩为二。当时中央统帅部估计错误,认为张垣既克,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必可次第肃清;关内隐患一除,便可徐图关外,中共将不足为大患了。
  以故国民政府于张垣收复的同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召开制宪国大,蒋先生颇想再立一下军威,以醒国人耳目,因命陈诚携带亲笔手谕飞平,召集军事会议,企图打通平汉线。
  陈诚在抗战后便继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军委会撤销,国防部成立时,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就名分上说,国防部部长的职位高于参谋总长,但是论实权,则军政和军令权概操于参谋总长之手。所以陈诚实是当时策划指挥“剿共”军事的实际负责人。
  三十五年十月九日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在平召集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和军长、师长多人,以及行营高级将领的全部。
  会议中,首由参谋总长宣读蒋主席手令,略谓“国大”召集在即,为安定民心,鼓励士气,平汉路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云云。陈诚读毕手令,即训话式地叙述今后用兵的方略,然后询问与会将领的意见。奇怪的是尽管大家面面相觑,孙连仲和李文等都说应该执行主席命令,于三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傅作义则以平汉路不在他的战区之内,未表示意见。
  最后,陈诚始问我的意思如何。我说,论军人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若以现有兵力来打通平汉路,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实是梦想。我们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贸然用兵,不特平汉路打不通,恐怕还要损兵折将,为天下笑。
  陈诚说:“德公,你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我说:“照我看,以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说:“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复命呢?”
  我说:“辞修兄(陈诚),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说:“德公,您是老前辈,能否用你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我说:“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说完,我便要王鸿韶参谋长立刻起一电报稿,向蒋先生报告。略谓,奉手谕后,曾召集各将领讨论,深觉以目前兵力,断难完成任务。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莫若养精蓄锐以待有利时机再行动云云。
  这电报发出后,陈诚如释重负。他也深知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为不可能,但又不敢拂逆蒋先生的意旨,如今有我出面负责,他也落得轻松一番。翌日,他便乘机返南京复命去了。不久即奉到蒋先生复电,大意说,接德邻兄来电,考虑允当,前令着即暂缓执行。在平将领闻知此电,都如释重负。李文且亲自来对我说,如没有德公负责打电报,这事就糟了,我们有谁敢说半个“不”字,真要听命发动攻击,岂不准吃败仗无疑。
  平汉路虽未打通,但是“制宪国大”却于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准时开幕,制定宪法。我本人也当选为广西省国大代表,然因北方情势不稳,未赴南京出席会议。
  国大开会期间,国军战事虽尚平稳,但是内战延长,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的痛苦日甚一日。感觉敏锐的青年学生遂集会游行,呼吁停止内战。学潮先自南京开始,逐渐蔓延各地,势如野火。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为马首是瞻,此次学潮自亦不能例外。
  国、共两党此时在北平各大学中都有职业学生从中活动。国民党的学生甚至身怀手枪,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扬威,颇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并且引致一般青年同情的,总是在野党的言论。以故学潮的扩大,事实上即系公开的反政府的集会。各地军警、特务竟认为学生甘心为共党利用,不惜用武力弹压,重庆、昆明、武汉、南京等地血案频生。军警压力愈大,群众反抗愈烈,学潮的蔓延也愈广。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忽然面色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营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李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2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的。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销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捉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独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市政府与河北省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适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市长撤换(后来天津市亦复如此),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营(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二章: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与筹备经过
  (一)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制定宪法。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元旦遂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政府并声称从速召集“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好让国民党还政于民。
  直至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大”开幕之日这一段期间,国内战局表面上似乎政府军尚占优势,但是我则深知此局面的不可久。
  就政治上说,最高当局的私心自用和各级行政部门的贪污腐化正与日俱增,毫无改善的可能。从军事上看,东北国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正在各个据点为共军逐一消灭。一九四七年八月中熊式辉去职,由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但是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才。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于三月间虽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华北平原泰半已入中共之手,并无斗志的国军所占的仅系少数大城市。华北终将为东北之续已可预见。
  经济的彻底崩溃更是致命伤。法币贬值,日泻千里,城市里的工商界、乡村的农民以及靠薪金度日的公教人员均无以为生。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军事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三十六年七月下旬魏德迈将军衔杜鲁门总统之命以特使身份来华,八月初旬飞抵北平,曾与我长谈。魏氏问我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我便坦率地告诉他说,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值,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氏颇以我言为然。
  在这种环境中,我既无补时艰,便时时想洁身而退,但是蒋先生又偏不让我辞职。不特此也,当东北局面于三十六年夏秋之交已不可收拾,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之下,势在必撤的时候,蒋先生竟异想天开,要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为此曾数度衔蒋先生之命来北平“促驾”。由于我竭力推辞,蒋先生才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
  我虽幸免于介入东北,但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泰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印障蚬簿督德穑看耸露戏俏依钅橙四茏龅贸隼吹摹A偈碧幼呗穑课沂鞘赝劣性鸬姆饨罄簦扒碧樱晒āJ录蓖糖棺圆寐穑课沂稻跣挠胁桓省R蛭宜湮本罡叱す伲沂率瞪衔茨苄惺刮矣τ械闹叭āH绻鼻樾蔚呐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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