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真相-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华为一直处于凶猛无比的扩张中，任正非自比为“狼”，媒体则把华为与跨国公司的竞争比作“土狼与狮子的战斗”。因此，华为必然不是一个均衡的企业，俗话说“歼敌一千，自伤七百”。任正非也承认，“压强战术”的运用，浪费是惊人的。华为到底是什么样的，让数以百计的有勇气的被访者告诉你，华为的真相是什么……
上编 华为真相
实事求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成功者总是少数。华为的经历揭示一条：真正的实事求是是震撼人心的。
真相
这一编，全面介绍华为的战略战术。不过，我的立场，是在此基础上找出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华为的战略、战术、手段、方法，眩人耳目，但都是“当时当地”的起码三种以上因素组合导致的必然选择。因此，在以下各章中，当你连续不断对华为表达惊讶的同时，要不停地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这个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技术策略的误读
华为从来不以技术先导为目的，它的唯一目的，是在市场上迅速削弱、打击、消灭竞争对手。技术只是完成这目的的手段之一。针对不同对手、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开发不同层次的技术。这就是华为的技术策略。
C＆C08机：撬动市场的支点
众多的研究资料都认为，华为在通信设备核心技术方面的第一次突破，是1994年推出的2000门网用大型交换机设备C＆C08机。C＆C08机的研制始于1992年。这一年，华为的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利润上千万，平均在每个员工头上，有近百万的利润。但是，任正非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资亿元研制C＆C08机。关于任正非的这一决定，不少文字资料做了如下描述：1992年前后的深圳，知识无用论盛行，房地产、股票泡沫正浓，很多人一夜之间暴富，更多的人沉浸在发横财的梦想之中。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投机取巧之风。真正做实业、做研究的企业却受到了很大冲击。于是，大量企业转做赚钱快、相对容易的行业。但是，华为公司没有为浮利所惑，始终专注于交换机产品，没有加入这种潮流，也没有单一地做代理，而是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充满风险的自主研发的道路。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后的经济，进入恢复性的高速增长。但由于投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导致经济过热。
上千亿的房地产资金“飞蛾扑火”般地投向南方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北海300亿，惠州150亿。迅速掀起了一场房地产狂潮。“到处在开工，房子还没有盖，甚至就是一张图纸就进行转让。项目转让了一手、二手、三手。开发的人还没有炒作的人赚钱快，开发的可能赚500元一个平方，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赚1000元…2000元一个平方。”一位曾经身临其境的人说，“那时候甚至国内各省的政府部门都筹集资金到海南来捞一笔，一个人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而在距海南不远的深圳，上演着另外一种疯狂。1992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日起，有超过100万的全国各地的准股民涌进深圳，在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准备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在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维持一定的秩序，但后因一些网点组织工作出现问题，造成秩序混乱，并发生冲突。其间一张认购证被翻炒到上千元，到8月10日上午，抽签表全部售完。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市内深南中路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并形成对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面。这就是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8？10”风波。
当时声名显赫的四通集团大踏步多元化，其中就包括房地产。而讲究“想好了再做”的柳传志也在惠州投资地产，结果不得不改变计划，以“国际电脑城”的名目进行招商，最后则用作自己的南方生产基地。柳传志在回忆历次自己头脑发热的情形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很可能还会这样选择。可见华为的第一次转折是在多么狂热和疯狂的环境中完成的。任正非后来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向中国电信调研团的汇报以及在联通总部与处以上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中提到了那个时期：“大家知道，深圳经历了两个泡沫经济时代，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票。而华为公司在这两个领域中一点都没有卷进去，倒不是什么出污泥而不染，而是我们始终认认真真地搞技术。房地产和股票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但是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
尽管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任正非在1992年是否涉足过股市和房地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身处深圳那个特殊环境中的任正非，一定受到过那种非理性群体意识和行为的冲击，甚至动摇过。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在第二届中国基金市场国际研讨会上说：“有家企业，银行帐户上有稳定的大量的资金余额，但这家企业的老板是极端厌恶风险的，甚至厌恶证券，一谈到股票他就害怕，就生气。我就碰到这样一位。他就是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我跟他谈过两次，他一谈到股票，就极端厌恶，他说股票纯粹是不务正业。他说我的公司永远不会和股票打交道，永远也不会和证券打交道。为了说服他，我讲了很多道理，试图说明资本市场将会更有利于他企业的发展，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最终还是未能说服他。”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任正非为什么这么讨厌股票？我想，也许不应该排除他曾经涉足股市，并且吃过亏。当然这仅是一种怀疑。关于任正非为什么不惜血本，孤注一掷投入C＆C08机的研制，还有文章做了另外一种解释：任正非后来在一篇回忆性文章中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速度，不断地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一时间合资合作浪潮此起彼伏。而当时中国还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许多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国内工业体制、技术改造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合资合作的结果是让出了大片市场，使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劣势中。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代价太大了！他认为，技术自立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强。因此，任正非一开始就给华为定下了明确目标：发展民族工业，立足于自己科研开发，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目标是占领中国市场，开拓海外市场，与国外同行抗衡。更有甚者说：“在华为诞生不久，任正非就提出‘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并且逢人就传播这个狂想。这个想法在当时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他被人称为‘任疯子’。”
我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是典型的“结果论”。其实，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会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在资本积累时期，活下去是硬道理。任正非个性偏执人所共知，但再有科技报国的理想，也得服从活下去的需要。很简单，一个企业要活下去就要有利润，而利润产生于其产品在市场上换回来的销售额。我认为，1992年华为决心研制C＆C08机，是被市场逼进了死胡同。
在研制过程中，由于李一男和郑宝用都是学光通信出身的，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二人建议开发组使用光纤作为交换机的连接材料。此前，国外的万门交换机都是通过电缆连接的。电缆的最大弱点是对维护技术要求高，在用户过于分散的地方铺设成本过高，不适合远端市场，而光纤最适合远端，适应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需求。
当时，国内光纤通信技术（SDH）尚不成熟，没有一个统一的通信标准。华为自己搞了一个标准，采用光纤作为交换机的连接材料。华为的这种交换机母机设在县电信局，维护系统、计价系统都是在县局统一进行，而远端运行模块设在乡镇里，中间通过光纤连接。后来，
刘平又设计了RTU系统，把终端由乡里拉到了村里。这样，中国广大农话市场有了一套完整的实用的解决方案。华为的这套基于SDH架构的独特的农话系统一下子打开了中国广大农村的市场空间，为后来进入城市打下了基础。华为这套适合远端的SDH架构后来形成了华为的接入网HOTNET概念。当时，城市里是从电信局拉一根电缆到小区，再从小区到用户家里的。由于光纤容量巨大，一根光纤相当于一捆电缆。华为采用光纤直接从电信局拉到了用户家里，节省了很多成本。在无线通讯方面，华为最成功的还是ETS，这是对交换机的一种补充。当时，中央提出村村通计划，要求农村各地都通电话。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住户非常分散，拉电缆成本很高。华为的ETS产品是利用已有的交换机，加上无线接收设备开发的。具体地讲，就是在乡镇与村委间通过无线设备进行对接，再从村委拉有线电话线到各个农户家里。华为的这种产品在渔民众多、居住分散的海南、广西等省份得到了广泛应用。1998年发洪水的时候，华为捐赠了一批ETS产品到抗洪前线。洪水把原来的有线通讯设备都冲坏了，这批无线通信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视察抗洪前线的时候，还在现场使用华为的这种电话。
技术里程碑——北京研究所
1994年年底，郑宝用派一个秘书去北京筹建北京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周磊（后从华为出走创业）。1995年6月，北京研究所决定做数据通信业务，对数据通信领域里比较熟悉的刘平就被李一男派到北京研究所任所长。北京研究所从1995年成立到1997年前，一直处于漫长的积累期，期间没有什么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是，任正非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投入巨大。每年投入8000万元乃至上亿的资金用于技术开发，不惜冒“将全部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将所有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通信这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业中去。后来，任正非又将每年“收入中至少拿出10％投入到技术研发”，写进了《华为基本法》。这种一脉相承的思路，充分体现了技术对通信行业的苛刻要求。
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领域，而几乎不可能进入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领域，原因就在于作为稀缺资源的资金，在配置过程中，受所有制的限制，无法提供给民营企业。因此，国内许多民营企业没有朝技术方向发展，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资金支持。而华为在饱受资金匮乏的困扰下，仍能保持对技术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投入，坚持不懈地进行技术储备，自然令业界震撼。
STP是当时华为关系重大的一个产品。那时，国外同类产品是五六百美元一个端口，价格异常高，邮电部也很支持华为开发自己的STP产品。刘平在北京招聘了一班人马开始研制。研制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有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大家差点都失去信心了，但最终产品还是研制出来了。但是，就在国家邮电部即将派人去测试的时候，那台设备却发生了死机的现象。经检查，发现是某个部件出现异常高温所致，一时无法排除。测试那天，技术人员灵机一动，在那台机器的后面放了一台风扇，照着那个部件猛吹，温度还真降下来了，过了邮电部测试这一关。邮电部人员刚走，技术人员马上开始寻找原因。大家把设计图纸和各个部件都仔细检查了一遍，又反复测试，还是找不到原因。研发人员干脆搬到实验室里吃住。一天，偶然的一次机会，技术人员发现一个电容焊反了，调整过来后机器运行就正常了。故障终于排除了。此时，技术人员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宿舍睡觉了。
技术“拿来主义”
许多人羡慕华为的技术优势，但是却没有认识到，华为“高投入、高产出”的技术研发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不久前，一心想做“高科技联想”的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前去华为访问。任正非实言相告：联想想发展成技术型的企业，难。华为一年投入几十亿元的研发费用，才赚几十个亿。我们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业务模式已经形成。联想想做足研发费用，但如果卖不出高价，短期不受益，股东和投资人不答应，还是难。
柳传志的另一员爱将郭为，也曾经到华为向任正非“取经”。任正非则劝他根本不要做研发：“你不要做研发，研发没有什么用，你的长项不是做市场吗？你把销售做好了，我的产品研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