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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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他有五个哥哥，四个姐姐，六个嫂子；大哥只有两个女儿，没儿子，又娶了个姨太太，还是没生儿子，又生了个闺女。姐姐们都已出嫁，两个大侄子也结婚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聚齐时能有四五十口子。梁父制订了这样几条铁打不动的家规：不许赌钱，不认干亲，晚饭以后，大门落锁。
诗人朱湘一生最富有的日子是在安徽大学教书时，月薪300元。那时他已结婚，甚至有闲钱收藏一些古董，如陶马、郑板桥的墨迹等，曾吟出“黄土的人马在四周环拱”的诗句。他与妻子霓君经常争吵，动辄把家里的东西乱摔一气，第二天和好了，再去买一套新的。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上海极司菲尔路张元济家门口，车上跳下五条汉子，敲门后，佣人刚开门，这伙人便蜂拥而入，持枪冲上楼梯。当时张元济正和家人在二楼吃饭，见一群人上来，刚想问话，一绑匪已用枪顶住身旁的侄子张树源。另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张元济说：“不是那个，是这个。”于是绑匪不容分说架起张元济就走。上车后，绑匪用黑布将张的脸蒙上，汽车开到郊区，张被关进一间破房子里，有三人看管。张元济在这里待了六天，绑匪起初开价20万赎人，经反复谈判，绑匪也逐渐明白此君并没多少油水可榨，最终以一万元赎票。张元济在拘禁中写了十首七绝诗，始终神情自若，并坚持私了，终平安归来。
叶浅予与罗彩云结婚后并无共同语言。他们之间最常见的交流是罗对叶说：“钱用完了，拿钱来！”叶则回答：“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
学者谢六逸娶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鲍咸昌的女儿为妻。鲍小姐是神州女学的音乐老师，英文很好。两人婚后生活简单却充满乐趣。谢很喜欢孩子，有很多孩子，他给他们准备了小桌椅，每逢周末必与妻子儿女去看一次卡通电影，痛享天伦之乐。
一次，上海巨富周扶九去女儿家，发狠坐了一次黄包车，事先讲明车钱四角。到了地方他只付二角。车夫自然与周吵了起来。亲家听到门口有人吵架，断定是周来了，便让账房拿一块钱给车夫，车夫欢欣而去。而周看女儿，所带东西也不过一包花生米，离一块钱相去甚远。周家每顿饭必在一起吃，周居首，儿孙在一边奉陪。老人一放下筷子，大家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吃各自的小厨房。周在卧室中构筑一夹壁，每晚从上孔投入金条，其儿孙便从下脚把金条挖走。及至周一去世，家财也就散落殆尽了。
傅斯年夫人俞大回忆说：“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指傅斯年）面前抬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很快乐。”
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说，在家里谁也比不上冯先生，冯友兰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
学者梅光迪一次在家里举办盛大宴会，招待吴宓等同事。席间梅让妻子以水果待客。其妻当时尚不知道把水果去皮去核，切成薄片，插上牙签再端上来。而是将水果洗了洗码在盘子里就端了上来。梅觉得很没面子，随后就将妻子送回了老家。
抗战时期，李长之在重庆经人介绍认识一女生，他听说此女至孝，甚满意，不久即成婚。孰料婚后家庭战争连绵，从重庆打到北平。李与季羡林关系不错，一日两人同访梁实秋，请梁调解李的家庭纠纷。起因自然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当天早上李妻出门买菜，李伏案写作。李妻回来把菜篮子往桌上一扔，里面的豆芽白菜等正好扔到李长之的稿纸上，连湿带脏，一片糊涂。李长之大怒，遂起争端。梁实秋劝道：太太冒着暑热出去买菜，乃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场，归来一同洗弄，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要一分体贴。
郁达夫回忆说：“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指张凤举、徐耀辰）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上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总务长周辨明家过着相当欧化的生活。例如吃饭，每次都由主妇先在饭桌旁用一个小铃铛摇几下，然后家人或客人再来落座。
鲁迅曾对许寿裳说起原配夫人朱氏：“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养她。”
胡风一次到鲁迅家，见鲁迅正捆着一包准备邮寄的书。鲁迅告诉胡风，这是《啼笑因缘》，寄给母亲的。又补充一句：“她的程度刚好能读这种书。”接着笑了笑说：“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
鲁迅晚年，每个周六的晚上是他与三弟周建人团聚的时候。当时周建人夫妇有三个女儿，每次带一个来鲁迅家。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回忆说：“我总是带着孩子先到鲁迅家，建人下班后从商务印书馆直接来。有时候建人来晚了，鲁迅总要焦急地楼上楼下跑好几趟，嘴里说着‘怎么老三还勿来？’直到建人来了才放心。建人来了以后，兄弟俩就要上楼去谈天，我们则在楼下帮许广平做饭。晚饭，由许广平烧几样广东菜，炖只鸡，有螃蟹的时节总要吃螃蟹。兄弟俩总要吃一盅酒有说有笑。晚饭后上楼吃点心，吃水果。一边喝茶，一边谈天。谈谈天下大事，风土人情，也谈小时候绍兴的事。谈到有趣的地方就哈哈大笑。总要谈到11点多钟，电车已经没有了。鲁迅就去叫汽车，预先付了车钱，把我们送回家。”
胡适从上海回到北平后，家里用门房一人，厨子一人，打扫杂役两人，女佣一人，司机一人。胡适夫人江冬秀每天上午在家打理家务，下午两点后去亲朋家打麻将，晚十时汽车接她回来，再去接胡适。胡适弟子罗尔纲说：“胡适住在米粮库这个家，比抗战胜利后他住在那座曾作为大总统黎元洪府邸的东厂胡同一号舒服多了。”
徐志摩任北京大学教授后，1931年初到北平，借宿在胡适家。当时汪原放也常住胡适家，傅斯年还是单身，晚上闲得无聊，几乎每晚都来胡家打麻将，罗尔纲也经常参加，但徐志摩从不加入。徐志摩除了教书就是工作，罗尔纲说：“想不到这个蜚声文坛的大诗人竟与书呆子相类。”
徐悲鸿离家十年后，与妻儿回乡探亲，第二天即辞别母亲回上海。蒋碧微回忆说：“老太太把我们送到船上，眼看船只带着她的儿子、媳妇和孙子，缓缓离去，没有挥别，甚至于连徐先生和寿安（徐悲鸿之弟），也始终不曾说过一句什么时候再回来的话。知子莫如母，以她对徐先生的了解，我知道她心里不会有多大的指望；我从船窗探出头去，回望徐家破旧简陋的门庭，以及木然站在河边的那个矮胖身影，我仿佛见到她又恢复了持续几十年的忧愁面容，一喜一惊，她一生的快乐高潮，仅仅只有迎接我们抵达和开宴欢饮的那三四个钟头。”
徐悲鸿长子伯阳小时候深得父亲的钟爱。某日伯阳睡觉，徐悲鸿抽出纸笔给儿子画了一张素描，蒋碧微说：“神来之笔，使睡态可掬的伯阳，活脱纸上。”
上世纪30年代初，徐悲鸿一家迁入新居。蒋碧微说：“恢弘的新屋，美丽的庭院，得力的佣人和舒适的环境。徐先生从事他所感兴趣的艺术教育，在绘画方面也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正所谓日正中天，前程似锦。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温暖和乐的家庭，不使他有内顾之忧，膝下，又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在承欢色笑，以一个中国画家来说，在当时，他的境遇应该算是最好的了。”但不久两人便出现感情危机，徐悲鸿对蒋碧微说：“我知道，能够娶到你这么一位太太，我应该满足，但是你未免遇事过于挑剔，使我无法应付。”
1934年12月，鲁迅在回答萧红和萧军的一些提问时说：“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了。”
1935年6月7日，鲁迅致信萧军：“寓中都好。孩子也好了，但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接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自然，这邻居也是擅长警告的邻居。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
钱昌照曾是蒋介石多年的心腹，他头一次见蒋，正赶上蒋的离婚再婚，钱晚年回忆说：“北伐军到上海，黄郛当上上海市长，就职时，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出席讲话。有一晚在黄郛家吃饭，除黄郛夫妇外，在座的有黄前妻生的女儿和女婿，我和性元（钱昌照之妻），蒋介石和陈洁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觉得此人城府很深，说话不多。那时蒋已决定和宋美龄结婚，经商定，由蒋出钱送陈洁如出国。陈一向不问政治，大家都叫她蒋夫人。就是在黄家吃饭的那天晚上，蒋介石把陈洁如送到一个住处，从此不再与陈见面。过了几天，我去照相馆取与性元订婚的相片，碰见陈洁如，她跟张静江的女儿在那里拍照。她对我说，正在准备出国，先赴加拿大。陈洁如出国后，蒋就和宋美龄在大华饭店结婚了。”
作家丽尼婚后不久，妻子怀孕，因为穷，养不起孩子，两人决定自行堕胎。妻子服用奎宁后，腹痛难忍，丽尼则慌了神，不知所措。此时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好在有人及时到来，把病人送往医院抢救。
林语堂的女儿们常说：“世上找不到两个比爹妈更不相像的人。”林语堂说：“翠凤外向，我内向！我是气球，她是压载物，我们就如此互相恭维。她有条理，生性严肃，随时穿得整整齐齐，喜欢做该做的事情。”而林语堂则恰好相反，他举例说：“餐桌上，她总是挑方方正正的腿肉和胸肉，不吃肫肝之类的玩意儿。我一向喜欢翅膀、肝肠、脖子……我魂不守舍，乐观，对人生抱着顽皮的看法。我讨厌一切拘谨的象征，讨厌领带、裤腰带和鞋带。”
傅雷性格暴躁，但他有幸娶了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朱梅馥。傅雷夫妇的朋友杨绛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大大小小、里里外外之杂物，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个折扣的吧？”
潘光旦是优生学和家庭问题专家，他本人的家又是一个什么样子？《潘光旦传略》有这样一段话：“家庭极为和睦。夫妇特别亲敬，彼此公开以‘三姐’、‘光旦’相称。女儿年幼时在家没有受到过父母打骂。父亲有时还不免挨打，一手接住女儿小拳头，呵呵直笑。全家人在亲友和各自同事中，总是被亲近和尊重的。真是个难得的从来没有家庭问题的家庭，真像是一位研究和讲授‘家庭问题’的人的家庭。”
1935年，《清华暑期周刊》的学生记者去潘光旦家采访，写成一篇《教授印象记》，当中说：“潘先生现在有三位女公子，资质都非常的聪颖。大的今年才五岁，剪一手的好图案。潘先生特地在上海给她买花花绿绿的颜色纸，潘太太专备给她一把剪刀，梅校长夫人，看她剪得好手艺，送她两本贴簿。假如你到潘先生的家里，好运气碰着她在的时候，她会拿出她的成绩来给你看。你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总是贴着十分美丽，手工精细的，长方形的，四方形的，圆形的，八角形的，六角形的，人形的，动物形的，五花八门的可爱图案。”
1927年3月，康有为在其上海豪宅“游存庐”过七十大寿，各路贺客云集。门生梁启超所赠寿联为：“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全联集《史记》、《汉书》和《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将康有为比做孔圣人。清逊帝溥仪则派人送来亲题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寿诞贺礼。这让康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并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1000份分赠前来祝寿的宾客。
清华校长梅贻琦夫人称潘光旦的三个女儿“好比宋家的三姊妹一样”。后来又添一女，成为四姐妹。其中之一的潘乃穆回忆说：“父母对我们一视同仁，没有偏向。乃谷回忆：最有趣的是母亲如有糖果分配给我们吃的时候，采取长幼有序的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