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军-第6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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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一直到三月中旬才得以改变。3月12日，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加米涅夫和约瑟夫回到了彼得堡，他们首先控制了《真理报》这个舆论工具。使中央局的权威得到了加强。但他们还不认为现在就可以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在中央局会议上的发言颇具代表性。“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但这个时刻会到来的。推迟它的到来对我们并非不利，因为我们现在的力量还不够。”
在3月27日到29日的全俄党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临时政府采取有条件的支持。这个会议上还决定由加米涅夫、约瑟夫、诺根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跟孟什维克就联合问题进行会谈。
如果局势就这样发展下去。俄国真的要变为一个共和国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正在向合法的反对党进展。直到4月初乌里扬诺夫从瑞士破费周折地返回祖国。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才发生了重大转变。
党内高层大人物们考虑和研究的问题距离丘博夫还很遥远，他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小人物，区委员会成员。是彼得堡委员会的干部。因为在二月革命中的表现，丘博夫受到了雅科夫等彼得堡委员会高层的重视。在二月革命爆发支持被捕入狱的雅科夫已经被临时政府所释放，但经历了二十余日牢狱之灾的雅科夫还是很感激丘博夫的提醒，如果他当时听了丘博夫的劝告，也就不会被保安局的密探抓走了，错过了二月革命最激烈的日子是雅科夫的遗憾。在这件事里，雅科夫认为丘博夫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是一个值得信任和培养的工人干部。
顺便说一句，雅科夫在政治立场上跟彼得堡委员会绝大多数人一样，赞同支持临时政府执掌政权。
丘博夫一直跟他真正的“主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他日益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器重，国安总局国际局俄国处加强了对他的控制和培养，他甚至专门被安排在西班牙餐厅他日常的联络点接受了李三才准将的询问和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其实他可以直接到涅瓦大街远征军联络处汇报工作的，但李三才还是遵循了国安总局规定的秘密工作的基本准则，没有让这位已经在国安总局供职8年被证明忠诚度极高的外国特工出现在中国军事机关。李三才在二月革命取得成功后根据总局的意见调整了彼得堡站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将彼得堡站一分为二了，分家后的两个站有着严格的分工，彼此绝不往来。其中崛义郎领导的甲站专门负责布尔什维克派，乙站的工作内容则广得多，军队、政府及其他党派都是乙站的工作范围。
李三才单独向丘博夫布置了工作。李三才首先给了丘博夫中国妻子带给他的信，然后祝贺丘博夫因功晋升为上尉军衔。然后开始向丘博夫布置工作。李三才要求丘博夫尽快脱离彼得堡委员会而投向中央局，在适当场合要公开发表反对和临时政府妥协的观点，鼓吹将战争的性质转为国内战争，而不是积极参加欧战。完全不必计较雅科夫等人的态度，他们将会被历史所淘汰。
“你可能会受到打击，甚至被开除出党。但不要紧，这是必要的。”李三才叮嘱道。而在中央局中，李三才特别要求丘博夫注意那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格鲁吉亚人，即约瑟夫先生。李三才给了丘博夫一些绝密的资料，让他在西班牙餐厅的包厢内背熟后当面销毁了。
“将军，我很难与那些大人物取得直接联系……”对于局长亲自布置的任务。丘博夫感到为难。
“是的，组织上完全明白这一点。”李三才凝视着丘博夫，“会给你创造机会的，但更重要的是你要自己创造机会。你要记住，这位约瑟夫先生不喜欢有头脑有文化的人，你的履历证明你是一个粗俗的人，没念过几天书，寡言少语，贪杯好色……这些缺点在他看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你要展现你的优点，它就是忠诚。无条件的忠诚。要把这个优点努力展现给你准备为其服务的人。”
“我明白了。请组织相信我的忠诚。”丘博夫几乎忘记了自己原来的名字了。但他清楚国安总局的手段。清楚自己在返回俄国后的一切，酗酒，嫖娼，赌博都在组织的监视中。但现在看来。组织并不在意他所犯的纪律。
忠诚？当然。特工组织成员首要的就是忠诚。丘博夫在受训时亲手处决过叛徒。那是给他们上的重要一课。教官强调，组织可以原谅你们所犯的一切错误，除了背叛之外。组织可以饶恕最凶恶的敌人。但绝不会饶恕叛徒。对于背叛组织的人，哪怕他逃到天边，组织也会将其抓回来绳之以法。
“彼得，组织上会妥善照顾你的家人的，适当时候，将会撤出你，回到你真正的祖国安居乐业。”李三才当然不会忘记安慰这位外国特工。但在骨子里，李三才不信任他们。一个连自己祖国都可以背叛的人是不会绝对忠诚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国安总局已经不是龙司令手里的情报处了，它的业务走向了世界。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在彼得堡是很难开展秘密工作的，即使那些从新疆招募的少数民族成员也不行，而丘博夫就完全不同了，他可以顺利地打入布尔什维克而不受怀疑，因为他就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即使他是在远东出生和长大的。
“请将军放心，我会牢记誓言。”
“很好。组织信任你。”李三才摸出一张纸条，“这是你的备用联络站，如果崛义郎这边出了问题，你可以启用这个联络站，它只为你而设，别人不知道它的存在。”李三才看着丘博夫摸出火柴将纸条烧为灰烬，“彼得，俄国局势将进入一个动荡期。你要相信，在彼得堡，你决不是孤军奋战，会有无数的同志在你身边。”
丘博夫不明白上级为何不看好彼得堡委员会而重视中央局的那帮人，更不理解上级为何重视布尔什维克。他是奉命加入该派别的，在他看来，别说是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比，就是和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克也不占一点优势。但命令就是命令，他所接受的训练已经改变了他的性格，在他眼里，国安总局是无所不能的，他所要做的就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办。他已加入了中国国籍，他的中国太太和三个孩子都幸福地生活在中国，他渴望在任务结束后永远留在中国，十几年的经历已经让他爱上了那个国度。
二月革命爆发时，乌里扬诺夫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在苏黎世。他跟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想到彼得堡会发生革命。但革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并且在所有人的瞠目结舌中取得了成功，统治俄国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塌，杜马掌握了国家政权，临时政府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了。乌里扬诺夫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在俄历3月3日给挪威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工人们血战一个星期，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却掌握了政权！完全符合欧洲的旧模式……不过这没什么，这个阶段既不是最后一个阶段，也不会仅仅是俄国的革命……如果我们的人要同齐赫泽之流团结一致，那就是莫大的不幸！”
当他在国内的同志们还在就政治立场的表述以及如何制定对临时政府的策略而争吵时，乌里扬诺夫已经将未来的原则确定了。
他急切地寻找回国的途径。他让先期回国的同志转告彼得堡的同志们，“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临时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我们要做的事是把工人武装起来，绝不和其他政党接近。”他以《远方来信》的形式给《真理报》写文章，表达他对时局和党的策略的看法。
但他那些国内刚结束流放生涯的绝大多数同志不接受他的观点。他的来信只有一篇刊登在《真理报》上，而且还删去了激烈抨击临时政府、孟什维克的文字。
乌里扬诺夫在得到了德国允许后，乘火车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经瑞典、芬兰，在4月初回到了彼得堡。他对前来迎接他的加米涅夫说，“《真理报》上刊登的是些什么东西？我看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们！”次日，在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合会议上，乌里扬诺夫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的报告。核心思想是解决政权问题，即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乌里扬诺夫的回国，彻底扭转了布尔什维克之前确定的方针，开始谋划用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政府了。
乌里扬诺夫4月4日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参加会议的孟什维克代表不必说了，布尔什维克派别的著名人物，布哈林、约瑟夫都表示乌里扬诺夫的策略太空洞了，没有可以支撑其观点的东西，完全不合实际。就连在中央局持强硬态度拒绝与临时政府合作的莫洛托夫也对乌里扬诺夫的讲话表示怀疑。接下来，就是乌里扬诺夫表演的时候了，他开始频繁地召集会议，做党内同志的思想工作，或者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说服他的战友们支持他的观点。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乌里扬诺夫的地位是公认的，至少在理论方面，大家承认他是绝对的权威。随着乌里扬诺夫艰苦细致的工作，赞同他观点的人多起来了。
乌里扬诺夫为什么急于夺取政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必须承认，就俄国一大帮政党而言，对于政权的认识高度，还没有超越乌里扬诺夫的。在另一个时空里，一位著名的元帅曾讲过，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位元帅的语言体系是特别的，经常说出一些令人瞠目的话，比如，在我们这个体系下，谁说真话谁就得垮台。但他却一语道破了政权的核心。
大概是二月革命给了乌里扬诺夫启示和信心，临时政府的力量无论如何也大不过沙皇，但二月革命用百十条人命就推翻了沙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时局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只要有信心，有手段，取得政权并不是一件难事。
第十三节俄国战略
薛晓才少将一个月前正式被任命为远征军副参谋长。但他第一集团军参谋长的职务并未被免去。实际上，自王明远到来后，他干的就是参谋长的差事。
1917年的头三个月，各大战场都没有严重的流血事件，基本沉寂着。直到3月下旬，中国远征军第1集团军负责的战线上发生了几次较为激烈的战斗，逐渐发展到战役规模，第5军的三个师和9军的一个师都卷进去了。德国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没有选择俄国人的地段，反而找上了中国人。郭海昌指挥的第5军在航空兵和重炮兵的支援下守住了战线，经过第二阶段的反击（9军27师参加了反击战），将第一阶段丢失的大约40平方公里的失地夺了回来。远征军总部根据北京的指令，没有继续向德国人的阵地发展进攻。至4月初，战线终于平静了下来。
这是远征军第一次依托既设阵地抗击德军的攻击。算是领教了欧战爆发以来主流模式的战争，熊勋上将是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官，运用了总参提倡的“弹性防御”战术，在摆兵较少的第一线阵地失守后没有让部队反击失地，而是退守第二线阵地，用既设阵地逐次消耗德军，减弱德军的攻击强度，积攒力量做最后的反击。战役的结果证明“弹性防御”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在第一阶段，战损比是惊人的一比三，华军的伤亡主要产生于反击阶段。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在大炮和机枪的条件下，用步兵攻击夺取敌人既设阵地是不明智的行为。熊勋上将在战役检讨会上坦承，根本就没有必要做战役规模的反击，那些夺回来的土地跟我们有屁的关系？别说退上十几公里，便是上百上千公里也退得起。
战役结束的那天，正好是美国对德宣战的日子，从王明远以下，远征军颇感振奋。高级将领们意识到，这场战争切切实实要胜利了。军师长们希望继续发展进攻，但远征军总部却叫停了战役。无心打下去了。
英法美和俄国临时政府还是对罗兹以东的这次战役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因为自尼韦勒取代霞飞出任法军总司令后，一直策划的西线进攻战役就要开始了。罗马会议确定了1917年西线进攻的基本原则后，这次承载了尼韦勒希望的进攻因各种因素一直被拖延，其中主要是俄国局势干扰了协约国领袖们的决心。德军在罗兹以东的突击自然引起了英法美等国的高度关注。他们担心华军挡不住德军会引发连锁反应。根本的担心是东线整体的崩塌。那样将“解放”出六七十个师的德军，在美军尚未抵达西欧前，这股力量是决定性的。
但华军再次表现出色。证明他们在传统的阵地战中完全可以和德军抗衡。所以。在罗兹战役（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