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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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政府对北部边境的政策，同过去英国政府的政策丝毫没有不同。印度在一九四九年利用了锡金一个地方起义反抗大君的机会把军队开了进去，使锡金成为它的保护国，而且使锡金对它的依附程度超过了过去锡金在形式上对英国的依附关系。同年，印度与不丹签订条约，把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的权利接收过来。新德里在尼泊尔的势力依然凌驾一切。一九五O年，印度政府协助尼泊尔国王结束了拉纳（Rana）家族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后，印度的势力更加强了。印度新政府就这样接管了并巩固了寇松称之为“保护国链条”的喜马拉雅山区各小国。
印度一独立就继承了英国对西藏的政策。最后一任英国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居然保留原职代表印度，这就象征着——无疑也加强了——这种连续性。英国驻拉萨代表机构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变成印度代表机构。理查逊后来写道：“这次转变几乎觉察不出来。……原有人员全部保留下来，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换了国旗。”
当时，西藏政府正设法为它从一九一一年起享有的事实上的独立取得合法地位和国际承认，快要完蛋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也无法打消西藏这种念头。一九四九年年中，西藏人把国民党政府人员从拉萨赶走，借口是怕那些人可能是、或已变成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方面怀疑理查逊和印度在这出戏里插了一手。西藏当局因拉萨贴金的木龙嘴里滴水等不祥之兆感到惊慌，可能也对北京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府的前景感到惶恐，因而开始建立军队。西藏请求印度提供武器弹药，印度表示同意，并派遣一名高级陆军军官赴藏，办理军事援助事宜。
从印度的观点看，它继续推行英国怂恿西藏脱离中国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这不仅是由于印度战略的和地缘政治的思想受英国长期的先例所制约，而且印度新政府制订政策的工作也往往仍旧依靠独立前的班底来进行。旧印度文官体系的高级印度籍官员仍然在原部门留用并受到提升，以接替原来的英国上司；因此理查逊从拉萨发回的报告和建议必定很受重视。他所写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一书，清楚地表明他如何为西藏的独立事业而效劳。不管从哪方面考虑，继续把中国的势力从西藏排斥出去，显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旧政府一样，也是以排斥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西藏的势力为目标的。中国也自然把印度的这种政策看作是敌对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前，他们就已抨击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怀有“吞并西藏的帝国主义野心”。
印度政府不久认识到，它所继承的遗产中，也包括了北部边境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一九四五年以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在一系列照会中不断指责英国侵入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中国向印度最早提出的一次交涉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当时他们向刚刚设立的印度驻华使馆提出上述指责。但印度方面予以驳回，声称东北地区的部落地带是印度的领土。驻新德里的中国国民党大使在撤馆时采取的最后的行动是提醒印度政府注意：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认为西姆拉条约无效。
西藏方面希望乘英国将政权交给印度的机会，收复过去一世纪左右被英国夺走的一切领土。一九四七年十月，他们正式要求印度归还从拉达克到阿萨姆，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的一大片西藏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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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发现锡金道吉岭（Dorji…ling）的山村风景优美，认定可以把它当作个躲避印度平原酷暑的胜地。当时还有个政治考虑：英国认为，“在锡金腐败统治的汪洋大海中，如果有一个治理良好的归属英国的孤岛”，将促进英国在喜马拉雅山这一边的地区的利益。一八三五年锡金大君无可奈何地同意把这块地区割让给英国，后称大吉岭。
＇ 印度在答复中却要求西藏保证同意维持它从前同英国政府所保持的那种关系。
印度力图继续推行英国对喜马拉雅山及其以北地区的政策，这虽然可以理解，但却难以成功。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占压倒优势的是英国统治者。英国不仅在当地拥有巨大的权势，它还能在必要时纠集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影响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事实上也曾多次使用上述力量对付中国。一九四七年英国撤出印度次大陆，从而使喜马拉雅山两面的力量对比颠倒过来。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这就确定了上述变化。从此以后，优势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北面，而不是它的南面。中国重新在西藏行使权力，就显示出并证实了这个变化。
尽早在西藏重新行使中央的权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多次重申的意图（已往国民党人也想这样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就宣布即将进军西藏。印度的反应十分强烈。新德里以外交照会警告北京政府说，以印度为首的一些国家正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福摩萨
＇ 译者注：即我国的台湾省，下同。 ＇
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势必损害这种努力。可是，这份照会递交给北京后还没几天，北京就宣布中国军队已奉命进入西藏；紧跟着新德里就提出一项措词激烈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以及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它和西藏的关系问题表示遗憾。中国的答复也同样尖锐：“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并保卫中国边疆。”中国说它愿意继续同西藏进行和平谈判，并责备印度不应扣留前往北京的西藏代表团——但警告说决不能容忍任何外国的干预。关于印度所说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将有损中国的世界威望问题，中国的答复是：如果某些不友好的政府利用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一步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进行阻挠，那只是再一次显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而已。中国认为这两个问题完全不相干。
到这时为止，印度政府的态度看来是：一方面承认过去西藏和中国在法律上的关系比较密切，另一方面又希望北京满足于在西藏享有类似印度在不丹享有的地位，即容许西藏人管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而中国只要求西藏不得同中国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府发生关系。印度在其照会中，使用“宗主权”这个名词形容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印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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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九五O年印度的几个照会中提及中国对西藏的意图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德里发表的印度照会文本里是使用“宗主权”的字眼，而由中国政府发表的文本里却出现“主权”的字眼。这是印度政府由于它对西藏的政策已经遭到攻击，为了给国内看而在发表时修改了用字呢？还是象后来印度国内很多人所怀疑的那样，是印度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在北京递交照会之前把“宗主权”改成“主权”？还是中国在发表印度照会时自行改换了字眼？如果是最后这种情况，印度就理应竭力反对，可是印度却没有提出反对。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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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看来，印度希望西藏享有半独立地位，这是阴谋的第一步。印度的阴谋是企图把西藏从中国拉出去，并把它纳入印度的影响之下。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质问道：印度政府“对不丹已经主张了自己底宗主权，那末，在宣布了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之后，还不会肯定宣布自己底宗主权对于西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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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校者注：原文两处应为“的”的地方都作“底”，扫校时未做修改。后面章节中这个时期的中国方面资料引文有相同现象，扫校时都保留原样，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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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推论并非牵强附会，也不是不公允的。喜马拉雅山区的中印边境地带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国竞争的场所，双方都用尽软硬兼施的手腕，以求达到扩大或确立他们自己势力的目的，并在可能时排挤掉对方的势力。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双方很容易把对方的行动看作是奸险或恶意的。因此，当印度对中国军队进入西藏采取外交行动时，中国就感到愤慨和怀疑；当中国重新回到了西藏的时候，印度也感到愤怒和恐惧；而当中国后来和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时，印度更感到十分狼狈，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竞争者进入了从前本是印度的外交禁区。
面对着一九五O年中国恢复了在西藏的权力的既成事实，印度政府的反应是实用主义的。印度原想在西藏扶植某种程度的独立，以保持西藏的某种缓冲作用，现在这个打算落空了。在实际上，印度不可能有所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后勤困难太大，并需承担对华作战的风险，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考虑。
＇ 注：印度政府在一九五O年是不是想对西藏进行武装干涉呢？负责印度东部防务的最后一任英国司令官，陆军中将弗朗西斯·图克（Francis
Tuker）爵士曾经在一九四七年献计说，“与其听任中国占领西藏，不如印度自己准备去占领这个高原。”另据一个作者的叙述，杜鲁门总统曾表示愿提供运输机帮助印度保卫西藏；“当时估计印度只消派一旅部队进入西藏，中国就会躲开。据传杜鲁门曾同意这个看法，并表示愿意提供所需要的空中运输。”（见夏赫（A。B。Shah）所著《印度的国防与外交政策》（India's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ies）一九六六年孟买Manaktala出版，第87页）在朝鲜战争期间，使中国卷入一场对印度作战的第二战场，也许适合华盛顿的利益。但如果美国提出了这项建议，新德里必定是看出了这场步荣赫鹏后尘的远征，风险很大，又不会有什么成果，因此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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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只能在以下两者间作出抉择，要末支持毫无希望实现的西藏独立事业，要末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对中国友好，过去一直是尼赫鲁的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这个选择不难作出。印度没有支持西藏向联合国提出的呼吁。中国在西藏的权力确立了，印度关于中国是否有权留在西藏的矛盾心情消失了，作为中印之间邦交恶化的起因之一的西藏问题也随之消失。中国没有把印度抗议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一事，作为一个问题公开加以宣扬。他们公布了外交上的来往照会后，就让它悄悄过去了。
四十年前满清再度在西藏确立权力，曾经震动了英国人；同样地，一九五O年中国权力达到印度的北部边境，也震动了印度的政界舆论。印度右翼势力最为惊慌，他们最害怕的是中国政权的共产党性质，他们攻击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默许中国军队开进西藏。这就意味着，最尖锐地批评尼赫鲁对华政策的人，正是在内外政策的各方面都反对他的那批人。这种情况似乎最初使尼赫鲁能够更加强硬地顶住这批人，而到后来却使他更加不愿意得罪他们。
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在议会里遭到猛烈攻击。尼赫鲁的头号政敌，副总理瓦拉卜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在一九五O年十一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批评。帕特尔在信中含蓄地提到，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是被中国人蒙蔽了。他指责中国背信弃义，心怀叵测，是潜在的敌人。他还警告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使印、藏之间的一切边界和商务协议化为乌有，而这些协议是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行事的依据”。帕特尔含蓄地指责尼赫鲁因循自满、举棋不定。他建议彻底重新估价印度的对华政策，包括重新部署印度部队以守卫可能引起争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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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封信于一九六八年第一次公开发表在一家孟买周刊上。该信作为附录刊载于达尔维（Dalvi）所著的《喜马拉雅的失策》（Himalayan
Blunder，孟买Thacker&Co。一九六九年出版）和库尔迪昔·内雅所著的《两线之间》（孟买Allied
Publishers一九六九年出版）两书中。 ＇
尼赫鲁对这封信的答复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