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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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见第一章第一节 ＇
）；如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能这样做，那么陆军承担的任务应当只限于两个营，部署在多拉哨所以南和地图上所标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以对付中国军队进一步的推进。
九月十二日，森将军前往提斯浦尔，亲自向乌姆拉欧·辛格、普拉沙德将军（第四师师长）以及其他军官重述了上级的命令：必须把中国军队赶回到塔格拉山脊那边去，因为政府不允许越过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侵犯。不要再去怀疑塔格拉地区的边界走向，也不要去管陆军地图所提供的证据——边界就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如有中国武装人员进入印度境内，军队可以伺机开枪。为了备案存查，乌姆拉欧·辛格再次说明他自己的以及师长、旅长们关于赶走中国部队的任务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看法，并且指出，如果企图这样做，只能使达旺失去掩护。然而森将军重申了上级的命令。
与此同时，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在伦坡集中，并于九月十四日凌晨出发前往多拉哨所。新德里在九月八日发出命令后，只有这个营能够迅速依令行动——该营当时实际兵力也只有半个营，编制是八百名步兵，而当时只有四百名。这些旁遮普士兵是在去年冬季进驻达旺的；虽然他们由于缺乏供应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却已适应了当地的气候。这个旅的第二个营，即第一锡克联队（1
Sikhs），驻在色拉（山口）以东的德让宗，因为如果它也驻扎在达旺，补给问题就不好解决。第三个营驻在平原上的米萨马里（Misamari），正准备上火车到旁遮普去驻防。这个营，即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1/9
Gorkha
Rifles）是一支有赫赫战功的精锐部队。不过他们在东北边境特区过了艰苦的三年，已经疲劳不堪，盼望着住到营房里，能够心安理得地休息一番。然而，他们却掉过头来并且奉命开往塔格拉地区。
所以，当第七旅奉命在四十八小时内进驻多拉哨所时，实际上只有一个营，而且兵额只有半数。如果塔帕尔和森两人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不是他们就是参谋局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或者是双方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九月十四日旁遮普部队开始从伦坡前往多拉哨所时，陆军总部接到报告说，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的数目，比最初估计的要少得多，实际上只有五、六十人。多拉哨所的指挥官把中国部队最初行动的人数说成是六百人，这是决定印度的反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假如报告的数字比较符合实际，说是六十人左右，印度的反应很可能就不会是那样的强烈。然而，即使现在报来的中国部队的数目大为减少，新德里仍然无意取消赶走中国部队的行动。相反地，陆军总部直接向旁遮普联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在九月十九日以前占领塔格拉，并在山脊上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两个山口上修筑工事！这项命令在九月十九日那天才下达到旁遮普联队，当时他们已在沿克节朗河的几英里长的前沿阵地上展开。克节朗河是一条水流湍急、河床很深的山溪，多拉哨所就建立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沿河的中国部队得到山脊后面大部队的支援。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来执行上级的命令。如果部队要进攻固守的阵地并获得胜利，那么进攻的部队就应当至少有三比一的优势兵力，当然还要有充足的弹药和一些火力支援。旁遮普联队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他们可以看得见的中国部队——很明显，中国军队的主力还在山脊后面——而且他们只有子弹带里每人约五十发的子弹。达尔维准将那时刚到多拉哨所地区，他后来说，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服从这个命令，而且就这样上报师部。师长同意他的意见，并向第三十三军提出了抗议，三十三军则要求东部军区撤回这项命令”。
旁遮普联队在九月十五日一早就到达了克节朗河。从伦坡到克节朗河有两条路。一条比较短，要经过海拔一万三千五百英尺的哈东山口（Hathung
La），有时要爬陡坡（有些地方要用绳子拉脚夫上去），或沿着长满青苔、很容易滑倒的大圆石的陡坡提心吊胆地往下走。 ＇
注：通过这种困难地段的部队感到恼火的是非但靴子不够，而且用于加固鞋底的平头钉和小铁片也很缺乏，背着很多东西的士兵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摔下来，而且摔得很重。
＇
旁遮普联队背着很少的口粮和子弹带里的弹药向前运动，把重武器、炮弹和挖工事的工具都留在伦坡，经过二十四个多小时的强行军，才到达了前沿。那些还不能适应气候条件的部队，要花两整天才能到达河边，再有一天才到多拉哨所。背着东西的脚夫也要花上三天的白天时间才能赶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深谷里，太阳落得很早，在那个季节下午四点过后不久天就黑了。）这条经过哈东山口的路线的不利之处是：部队向克节朗河运动时，中国部队能够观察得清清楚楚。另一条路是从背后绕到多拉哨所去。但是这条路要通过更高、更难攀登的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嘎坡第一山口（Karpo
La
1）。与其说行军，不如说是危险的爬山。这两条路上当然都没有蔽身之处。部队要在旷野露宿。旁遮普联队还算有冬衣——虽然不是供下雪天和零度的天气穿的——而其他各营是穿着布军衣在十月里越过那些山口的，挡风的只有薄薄的毛衣，每人只带了一条毯子。
克节朗河因雨季涨水，河面宽达二十到五十英尺，无法涉水而过。象这一地区大部分高山里的溪流一样，河床很深，陡峭的河岸有二、三十英尺高。有几处用两、三根圆木捆在一起架了桥。印度部队溯河而上时，自东至西，把桥编了号。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在第二号桥处，在河流的两岸碰上一个连的中国部队。
中国部队里有一个中国文职官员。他们用印地语喊道：印度部队应当从南卡曲（照他们的叫法是克节朗）地区撤走，因为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们说，印中人民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应当被小小的边界事件所破坏。他们问道……为什么＇印度方面＇调来了正规部队？他们声称他们只是中国的边防战士，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最后他们要求＇印度方面＇派＇他们的＇当地文职官员来讨论边界的确切位置，以便友好地解决问题，避免开枪和流血。
为了响应中国方面的最后那项要求，负责该地区的印度政务官出发前往会晤他的中国对手。但是他到达伦坡时，却接到不要同中国人进行讨论的命令。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上报给尼赫鲁的那个建议。
旁遮普联队奉命到达河边去为多拉哨所解围；如果通往哨所的补给线被切断，就要设法打通，并防止中国进一步入侵。因此印度指挥官就把一营人沿着河散开——两个连在下游的各桥旁，还有一个连在靠近第三号桥的多拉哨所附近。他派了一个排去到海拔一万四千五百英尺的居高临下的章多（Tsangdhar），那里有一块平地适于安放大炮或重迫击炮——假如这种武器能够运到这里来的话。旁遮普联队的各个阵地并不是互相呼应的，而且实际上在将近七英里地段铺开，走路就要化两天。守住这些阵地的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更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止越界。
在九月十三日晚上达尔维准将得到命令，要他从驻达旺的旅部前往克节朗河。普拉沙德将军从提斯浦尔打电话给他，狠狠地训斥他没有“到前方去”，命令他“立刻”前往。对于命令的后面一点，达尔维置之不理。当时早已天黑，他对师长说，由于静电杂声的干扰，听不清楚普拉沙德的命令。据后来透露，是森将军叫普拉沙德好好训达尔维一顿，命令他到前面去的。这种非要高级军官到前方去不可的固执做法，贯穿在整个塔格拉山脊战役的军事集结中。普拉沙德以后也受到同达尔维一样的屈辱。后来竟从军部派了一名负责礼仪、薪金、年金、福利和军纪的高级参谋在战斗前夕来第七旅报到，这是上述做法荒谬到了极点的表现。达尔维对叫他到克节朗河去的命令有很恰当的评语：“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旅长的任务不光是赶往‘发生情况的现场’，应当要求他们在一定的距离以外指挥和掌握整个部队，否则他们只会在战斗的混乱中迷失方向，对战术形势不能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他们应当经常到前线去，熟悉地形和战斗形势，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亲自担任指挥。这完全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他们的上级来决定。”他在几个月之前，曾亲自到兼则马尼…克节朗河地区进行过视察。
达尔维从一九六二年初起指挥第七旅。他当时四十二岁，毕业于印度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步兵在缅甸服役，受过表扬。大战以后，他的经历是广泛的，提升是正常的；他曾任驻西段军部的参谋，对前进政策在西段所造成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有切身的体会。后来，他自告奋勇提出愿负责指挥第七旅。
当印度军队十分吃力地在克节朗河集结时，在这条小河另一边的中国部队却毫不费力地与他们齐头并进。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同原驻在多拉哨所的阿萨姆步枪队那个排会合时，在这条小河与塔格拉山脊之间似乎只有两个中国步兵连。但是第二天又有一个连从塔格拉那边下来了。据情报说，还有一营中国军队驻在塔格拉后面的勒村；到了九月二十日，又有情报说中国方面在该地有两个团（相当印度的两个旅），师的炮兵和师的其余部分在错那宗，该宗在塔格拉北边，距塔格拉只约二十英里，有一条公路几乎可以直通塔格拉。此外，还有人看到，中国在棒山口（Bum…La）集结部队，达旺的古时商路即通过该山口。新德里的陆军总部收到了这些情报，但在十天至两个星期后才转到前方各级指挥部，如果要对制订计划和采取行动起什么作用的话，就太晚了。前方各级指挥部得到的情报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加以适当评价的，也是不及时的。陆军本身的情报系统已经萎缩，而政府的情报局又不起作用。
印度的军事情报机关（简称M。I。）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末期。一九四七年以前，印度军事情报机关里没有印度人，因此一九四七年后，它的全部人员都是新手。而且，许多事都由警官组成的情报局（简称I。B。）来处理。军事情报机关的作用也缩小了。情报局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长，而军事情报机关则逐渐萎缩，它的一些高级职位渐渐变成闲职或是往上爬的垫脚石。前面讲过，在现任局长马立克的领导下，情报局在政府举行核心会议时讲话很有分量。这种影响，归根结蒂来自马立克同尼赫鲁的关系。在那些年代里，同总理接近和得到总理的信任，是在政府中具有影响的先决条件，而马立克充分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他原先是一个警官，能说会道，机敏过人。他掌握尼赫鲁的许多同僚和对手的档案材料，而情报工作在印度国内政治斗争中又很重要，这也使他同尼赫鲁关系密切起来。
到了六十年代，马立克对印度国内政治的某些方面的意见愈来愈受到重视，而他对中国的行动的预言也几乎被当作事实一般而为人们欣然接受。他曾判断——还不如说他曾预卜——印度哨所一经设立，中国不会加以干涉；这是建立前进政策的信心基石。现在他又认为，如果印度对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使用武力，中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种看法同样地加强了文职领导人和新德里的军人们贯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决心。奇怪的是，这种无需担心中国方面会有强烈反应的信念，甚至否定了情报局本身提出的关于中国部队在麦克马洪线北面的一些地方加紧集结的报告，而且，这种信念也当然使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充耳不闻北京在外交照会中明确地、反复地提出的警告：中国将作出反应，而且会作出最强烈的反应。马立克所依靠的显然是他的感官以外的知觉，而不是依靠搜集与分析情报的正规的工作规则。而尼赫鲁及其同僚们之所以那么过分地、不合情理地相信他的预言，其原因之一无疑的是他专拣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所要听的话讲。
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是多么地相信这种认为可以不费很多周折就能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的看法，这可以从麦克马洪线已被越过这条消息所引起政治反应的强烈程度来测量。这则从提斯浦尔发来的消息，由一家通讯社在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