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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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军，由一位新的军长指挥，这个军应负责立即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梅农、塔帕尔和森既要不动声色地把乌姆拉欧·辛格弄掉，又要使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立即开始，这就促使他们集中了所有可以采取的办法中的最不利的因素。如果按照通常的建制调整进行这种变动，那么就会给予几个星期，最好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来组成一个新的军，并使它把任务担负起来。而在一夜之间白手起家组成一个军，并且一组成就要担负一项重大的作战行动，这在军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个新的军，番号叫第四军，起初只是一个空架子，是使梅农、塔帕尔和森所允诺的行动能够很快兑现的一种对外联系的政治工具。他们要能够很快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而又要避免在诸如敌我的力量对比、弹药和食物的供应之类的琐碎枝节上继续扯皮下去，这样做是唯一的办法。
他们想出成立一个新的军的主意后，就物色一个能对作战计划不抱怀疑的人担任指挥。这样的人倒是现成的：考尔将军从九月三日起就在克什米尔休假。梅农本来是反对这位参谋局长在边界形势如此紧张的时候度假的。但考尔指出，尼赫鲁、莫拉尔吉·德赛以及梅农本人都拟于九月份里离开印度；他又讲到，形势不会真是那么危急，并坚持要休假。在陆军奉命要把塔格拉山口下面的中国部队赶走的时候，塔帕尔虽然担心中国会作出剧烈的反应，也没有把他的参谋局长找回来。考尔也认为没有必要在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缩短假期。不过尼赫鲁十月二日要从国外回来的消息似乎使他感到有必要打断他在山里的假期，到首都来呆几天。十月一日，他回到新德里。第二天，塔帕尔就抓住他，叫他重新管起参谋局长的工作来。到了十月三日深夜，又决定由考尔去负责新成立的第四军。
在这样的时刻派参谋局长去当军长，是不寻常的。如果重大的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作为陆军总部关键人物的参谋局长，是起着与军长一样的决定性作用的。只有在参谋局长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出色指挥官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才合乎道理，而前面说过，考尔的情况决非如此。可是他自己一定是把指挥一个新的军看成是一举成名的机会。作为前进政策的创始人，考尔也深信中国不会对印度的挑战作出大规模的反应。当他刚回到参谋局，森和参谋们向他介绍情况时，一定把里窝那作战行动说成是极为简单的事，只是因为乌姆拉欧·辛格及其下属在前方的军官作事拖拉和胆小怕事才没有必要地被耽搁下来。考尔从未亲自指挥过部队作战，这是他的经历中的一个缺陷。他手下的联络处的人员为他所做的掩饰，虽然在政界人士和公众眼里可以蒙混过去，却绝对骗不了陆军里的任何人。眼下他有机会去负责一项关系重大而又痛痛快快的作战行动；这个行动可以迅速地、戏剧性地完成，使他能满载胜利，回到对他深表感激的首都。这真是考尔得意洋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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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考尔自己在叙述这些事情的经过时说，他接受第四军军长的任命是有疑虑的，不过作为一个尽职的军人，他同意了。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告诉作者说，考尔是自告奋勇的。当作者问梅农为什么要任命考尔时，他回答道，“只有他一人自告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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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和梅农一定是把考尔看成救星。有了考尔担任指挥，他们就可以指望在议会复会时或者复会后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他们两人都深信这将是个痛痛快快的行动，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一边是尼赫鲁和梅农，一边是塔帕尔和森，他们一起表演着幻想四重奏。这两位将军深信，如果中国不作出反应，里窝那作战行动可以迅速地胜利完成；尼赫鲁和梅农则深信中国人不会作出反应。这两种幻想融合成一个信念：只要物色到适当的指挥官，很快将大功告成。尼赫鲁从国外归来（从伦敦返国途中访问了加纳和埃及），仍一如既往深信不必担心中国会进行重大的报复。当塔帕尔向尼赫鲁表示他担心中国可能在西段进行反击时，据考尔说，尼赫鲁回答道，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强烈的行动”。
考尔在被指派为第四军军长的当晚去见尼赫鲁。对尼赫鲁当时的想法，他是这样叙述的：
＇他说＇他同意外交部的一些顾问的看法，即我们容忍中国部队入侵我国领土实在太久了，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采取——或者显得是在采取——强硬立场而不计后果的阶段了。他认为，中国用进入多拉的方式来实现对东北边境特区的领土要求，我们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争夺多拉。他希望中国能明白事理，撤出多拉；如果不撤，我们就只能把他们从我们领土上赶走，或者至少是尽我们最大力量试图这样去做。尼赫鲁说，如果我们不去采取这样的行动，政府就会完全丧失公众的信任。
考尔在这些事情上讲话不一定可靠，不过他对尼赫鲁的观点作的这一概括听起来象是真的。尼赫鲁又一次被当时的事态牵着鼻子走。如果事态按照原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军事的灾难；但也可以肯定，如果尼赫鲁这时企图改变方向，“政府会丧失公众的信任”。
十月三日，考尔通宵忙于挑选军部的工作人员，半夜里把他们叫起来。第二天早晨，他就飞往提斯浦尔，这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关头。他的同伴后来在作证时说，他在飞机上告诉他们：各家报纸第二天早晨会把他的任命登作头条新闻；他还说：假如他的使命失败了，政府也就难免要垮台。
当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向着高潮发展的时候，印度同中国进行着外交交涉的最后一个回合。在边界的小冲突发展成为战争之前，他们是否会再次进行会谈？如果要会谈，他们讨论问题的范围将是什么？象以前一样，中国建议举行会晤；象以前一样，印度加以拒绝。
八月份，印度通知北京说，他们乐意在新德里接待一名中国代表来讨论双方共同从西段有争议的地区撤出的问题。这就是一九五九年印度所建议的双方撤至对方所主张的边界线以外，而且，如同尼赫鲁现在再次向议会保证的那样，“很显然，这包含＇中国人＇撤出一个很大的地区，我们撤出一个很小的地区”。按照印度照会中的用词，这个建议所提出的措施可以“恢复近五年来被武力更改的该地区的边界状况和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以便为举行和平的讨论造成适当的气候”。
＇ 注：见第二章 ＇
所以印度的立场是首先讨论在西段共同撤出的方式，就是中国从印度提出要求的一切领土上撤出，而印度仅仅从最近设立的前沿哨所和早些时候在碟穆绰克设立的哨所撤出。一旦上述撤退完成后，印度准备在一九六O年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会谈。不过会谈将不涉及全面的边界的解决，只涉及“国际边界”——即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的次要的、细微的调整。
北京在九月十三日的复照中指责印度在“寻找借口拒绝……讨论边界问题”，指出印度在西段的军事行动变本加厉，印度的政策，即尼赫鲁所说的双重政策，等于“假谈真打”。如果真想谈判，中国是欢迎的；但是“打，中国是要抵抗的”。北京再次提出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首次提出的建议，即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极力主张两国政府应该迅速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中国政府正式建议，两国政府指派代表轮流先在北京，后在德里从十月十五日起开始进行这种讨论。有关细节，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双方看来在再次进行讨论问题上有所接近。然而双方所建议的讨论内容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是关键性的。
九月十九日，新德里表示同意按中国提议的日期在北京开始会谈——不过要进行的是印度所建议的会谈，而不是中国所建议的会谈。新德里的复照说，“印度政府准备在适当的级别举行进一步的讨论来制定恢复近年来被武力改变了的西段状况的措施，并且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果中国表示接受印度的提法，就可以安排在十月十五日举行会谈。这时，旁遮普联队已进入沿克节朗河的阵地。但印度的建议只是谈西段问题；印度根本拒绝讨论东段问题。
十月三日中国答复时，克节朗河一带的形势变得象西段一样紧张。中国认为印度的建议，即“中国从自己的大片地区撤退，然后才能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中国方面说，他们反对会谈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并不反对讨论印度方面可能提出来的任何问题。他们因此建议印度代表在已经协议的十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方都同意讨论对方愿意提出的边界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且明白表示中国会提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问题。这样，如果中国的建议被接受的话，两种迥然不同的会谈可以并在一起。
印度政府原来同意讨论从西段互相撤退的问题，然而它在十月六日的复照中甚至连这一点也翻悔了。照会宣称，“不在胁迫下或在不断的武力威胁下进行任何会谈和讨论”。只有在中国部队撤出塔格拉，而且北京明确同意只谈双方从西段撤退的问题之后，印度才能谈判。中国把印度这种态度描述为“终于……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在印度看来，中国是利用对东部边界进行一次新的蓄意的入侵，使麦克马洪线列入会谈的范围，从而导致成为全面谈判。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它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绝不能重新谈判，所以，他们拒绝讨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是理有必至，甚至事有必然的。印度的公众对政府迟迟不能使麦克马洪线不容侵犯的诺言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由于这种不满，舆论更加坚决反对同中国举行任何会谈，而且政府如果同中国重新会谈，不管新德里的说法如何，舆论肯定会把这事看作是对中国的姑息，从而对政府进行猛烈抨击。八月间，北京曾撇开印度提出的先决条件，而采纳新德里关于双方进行讨论的想法，
＇ 注：见第二章 ＇ 这就使印度政府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但印度政府在十月六日的照会里翻悔了原议，使自己摆脱了这种窘境。
印度断然地、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会谈，可是它在照会中却又谴责中国阻挠会谈，硬说拒绝谈判的是北京。这样，印度翻悔了暂行同意举行会谈十天之后，又在一个照会里指责说，“中国政府不仅拒绝举行会谈和讨论……而且在东段……制造进一步的紧张和冲突。”这里说的东段就是指塔格拉山脊下面。象往常一样，大多数旁观者接受印度的说法，特别是因为尼赫鲁到最后还表示他是愿意并且随时准备会谈的。他在返回印度后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是准备举行会谈的，只要对方是正经的，对我们是合乎自尊的。我从来不拒绝同任何人谈。”
考尔离开新德里的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很灵地应验了他在飞机上所作的预言。
成立特种部队赶走中国军队
考尔将军亲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
印度陆军待命大举出击
有两家报纸的报道说，考尔受政府的特别委托去执行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另一边去的任务。《印度时报》把考尔描绘为“一位有非凡的勇气和干劲的军人”。那两篇报道都用了“特种部队”的字眼。考尔本人或是他的部下在他的指示下，根本不顾考尔的任命和新军的组成是最高军事机密，向两家主要报纸的政治记者介绍了情况。事已至此，国防部只得予以弥补，在当晚证实这些事实，但是指出：成立新军是一种通常的行政性的改组，并不存在成立特种部队的问题。他们说，麦克马洪线上的形势完全在印度掌握之下。人们原来乐观地期待着陆军会很快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土地上把中国部队赶走。当然，国防部的这种搪塞的说法一点也没有减低这种期待的心情。
考尔和他亲自挑选的一批军官在十月四日快傍晚的时候抵达提斯浦尔。森将军在机场迎接他，这种把部队礼仪规格颠倒过来的作法正说明了当时存在的实际情况。名义上，森是考尔的上司，但是事实上考尔却是统帅，他是受尼赫鲁本人的委托来执行一项重大的作战行动，并直接向新德里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