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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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听取了考尔关于僧崇战斗情况的报告。大家都认为他的报告是绘声绘色的，富于主观想象的。在他第一个发言后，会议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就不清楚了。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即使想把这次关键性的会议实况作片断性的描述，也需要把各种不同说法中的共同点凑在一起。考尔描述了克节朗河的局势之后，会议请他提出建议，他并没有主张把第七旅撤回，反而提议印度应当请求美国给予迅速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尼赫鲁显得有点生气地拒绝了这个意见。考尔接着提议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据考尔自己讲，他当时的确曾建议把第七旅从克节朗河撤回到战术上较有利的位置。但是别的与会者都说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当时的内阁秘书S。S。凯拉说：考尔建议“守住克节朗河的阵线，并固守章勒”，考尔还接着讲，“如果以后有机会能过河去干一家伙，我将提出报告。”看来会上出现的一致的意见是要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当然更没有正式撤销这个命令。讨论接着集中在第七旅到底应当留在克节朗河还是应撤回过冬的问题上。军人们的意见似乎有分歧。塔帕尔和森主张部队仍留原处。考尔说他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不管中国部队所占的优势，继续集结力量，发动进攻；第二，撤销进攻的命令，但第七旅仍留在沿河岸的阵线不动；第三，撤退到比较有利的位置。事实上，采纳让部队留在沿河一带的第二个方案是势所必然的。现在，里窝那作战行动的成败已关系到许多文武官员们的声誉。所以不能把部队的主力撤回来，那样就会明显地表示放弃这一行动。根据许多人的叙述，尼赫鲁对在场的军人说，这样的决定应当由他们来做，叫他们把意见统一后向政府建议该怎么办；塔帕尔和森第二天早晨对梅农讲，第七旅应留在原地。这种说法也可以从尼赫鲁本人的讲话里得到证实。印度惨败之后，尼赫鲁对议会说，军事上的重大决定是“在政府同＇陆军＇参谋长以及其他有关的高级军官进行充分磋商并根据他们的内行的意见作出的。关于陆军在一九六二年十至十一月间不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前沿阵地撤出的决定，更是如此。”总理在另一处也提到，有人告诉他，前方指挥官们希望把第七旅留在克节朗河。尼赫鲁告诉议会说，文官当局并没有命令军人们“在情况不很有利的地方固守下去”，“但我们的军队自己不那么愿意撤退，他们坚守到底使他们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就印度处理边界争端的军事方面而言，看来尼赫鲁一直是很注意让军人们自己作决定，至少他一定自认为他是在让他们自己作决定的。但是，由于尼赫鲁本人长期以来公开宠信考尔，因此助长了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歪风邪气。到了一九六二年，他所打交道的不再是职业军人，而是一班阿谀奉承的人。因此，当他希望得到从军事角度作出的决定时，他所听到的只是他的军事顾问们认为他愿意听到的意见；而他又向他们保证中国不会“大干”，这也就给了军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政治指导。这种互相欺骗的行径就使得十月十一日的会议作出了第七旅应留在原地的决定。
第二天早晨，尼赫鲁去锡兰作三天访问——一切如常。他特别注意不暗示在边界上正在发生很富有戏剧性的或危急的情况。他一向是愿意同记者接触的。所以他在机场上同记者们说了几句，当然这就成了一个临时记者招待会。到那时，政府证实中国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消息已有一个月了，半个多月前报纸就报道了陆军已奉命把他们赶走的消息。报纸不断报道塔格拉山脊下发生的小冲突，总是说印度部队打退了中国的进攻。前一天报道过僧崇的战斗，说是战斗激烈，是中国部队进攻了印度的一个阵地。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真已命令陆军采取攻势。所以，在机场上向尼赫鲁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给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下达了什么命令？
尼赫鲁回答说，“我们的指令是要解放我们的领土。”记者接着问：“什么时候？”尼赫鲁说，“我不能定个日期，这完全是陆军的事。”随后他指出“寒冷的冬季在＇塔格拉＇地区早已开始。中国部队阵地很坚固，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处于更高的地势。再者，他们在边界的中国那边的主要基地距离他们的阵地也很近”。记者然后又问到大家关心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想让尼赫鲁保证政府无意同中国开始会谈。尼赫鲁说，“只要这次侵略＇即中国部队呆在塔格拉山脊的南坡＇继续存在，看来就没有进行会谈的机会。”
印度惨败之后，人们批评尼赫鲁公开肯定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并且指责他蓄意误国。他的话确实是给人们造成了错觉；毫无疑问，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只有叫他在答复时发誓，他才会说：因为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是印军力所不及的，因而已经暂停执行，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局势才会改变。可是，如果尼赫鲁承认这种种事实，那他过去所谈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军事方面的情况就全都是虚假的。此外，人们也还有理由相信，考尔在前一天晚上曾怂恿尼赫鲁告诉公众：在适当时候是会把中国部队赶走的；有一个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人声称他听到考尔这样讲过。尼赫鲁后来为他的机场讲话进行辩护时也说，这不是他个人作出的决定，“这也是军人们的看法。他们要那样做。否则我决不敢说那样的话。”尼赫鲁提到了冬季的寒冷气候和中国在地势与给养方面的有利条件，这就很清楚暗示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印度军队所面临的不利条件，通过这些话，他确实也企图使他的回答包含一定清醒的看法。
假如尼赫鲁的意图是要强调不利形势，要公众注意到军队在塔格拉下面所面临的困难，公众是不会听的。官方发言人一直保证说，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切都在印度控制之下，所以尼赫鲁警告公众的言词现在就没有什么分量。就在那天早晨，报界把前一天晚上的会议描述成是印度总理同文武顾问们进行“令人宽慰的磋商”。其实尼赫鲁本人也并不真正相信印度军队面临的种种困难，这表现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在科仑坡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又回过头来使用欺骗的政策，说在东北边境特区一切物质上的有利条件都在印度一边。
所以，无怪印度公众从尼赫鲁的机场讲话里只听到他们所想听到的——战斗的号召。报界兴高采烈。《政治家》第二天写道：“尼赫鲁先生……清楚地、坚定地把全国人们所盼望听到的事告诉了大家，那就是，武装部队已奉命把中国侵略者从东北边境特区赶走，而在把他们从这一片印度领土清除掉之前，不可能同中国会谈。”在南方，《印度教徒报》的想法完全一样：“全国将欢迎尼赫鲁的声明……。”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赞成尼赫鲁讲话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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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尼赫鲁的政治生涯中——因此也就是在印度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个特点：他显然未经缜密思考而作的声明，多次产生了重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后果。也许最出名的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事件。当时国大党和伊斯兰教联盟（Muslim
League）之间就内阁代表团关于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印度的计划已达成一项微妙的协议，而尼赫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却把它破坏了。当时有人对尼赫鲁一九四六年事件评论说：“历史上有的时刻，应该崇尚慎重行事。保持缄默，将得益非浅。印度的命运正处在危急关头，走错一步就会牵动全局。”上述评语也同样适用于尼赫鲁一九六二年的机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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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印度陆军的英勇善战，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似乎没有一个印度人想到要怀疑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军队是否能够执行尼赫鲁已经证实了的命令。本书作者在发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提到印度有一种把陆军看成是所向无敌的倾向——果阿战役助长了这种倾向——并且提到了陆军对于要他们采取匆促而又缺乏准备的行动的那种政治要求正在进行抵抗。一位同官方有密切联系的新德里的报纸编辑不赞成我的那些报道。他向我传达了一个旨在纠正那些报道的内部消息：据了解，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是“第三流的边防部队”，一旦印度军队发动进攻，他们不会构成什么问题。这个情报大概来源于马立克情报局里的占卜式的推测。这项情报也发给了第七旅，他们倒可以亲自核对它的真实性。达尔维谈到同中国部队的首次接触时说，“我必须承认，中国士兵给我的印象不错。这些人不是蹩脚的边防战士；看来他们是身体结实、穿戴暖和、装备精良、意志坚决的部队。”
然而，印度普遍感觉：克节朗河的印度军队是一支强大的、装备不错的、信心坚定的特种部队，只是由于政府过分的容忍和怯懦，才拦阻了他们去打垮蹩脚的中国部队。尼赫鲁在机场那一番话被认为是宣布让印度军队放手去干，印度正翘首期待它的军队夺回塔格拉的消息。
在其他国家，尼赫鲁的讲话也被看作是一个准备打仗的正面声明。《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论的标题是《尼赫鲁对中国宣战》；《卫报》（Guardian）把这一声明说成是最后通牒。中国得出相同的结论。《人民日报》写道：“尼赫鲁已经公然以印度政府总理的身分，正式宣布授权印度军方随时可以发动对中国的西藏地方的进攻。”社论得出的结论是：“看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向中国领土的大举进犯迫在眉睫了。”社论要“在中印边界上守卫着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百倍提高警惕，因为“印度军队随时可能执行尼赫鲁的命令，来‘清除掉’你们”。中国人也忠告尼赫鲁：“悬崖勒马吧，不要拿印度军队的生命作你的赌注了。”
中国部队当时穿着厚棉衣，他们很舒服，对自己的力量和武器也充满着信心。他们在塔格拉山脊上的坚固的工事里俯瞰着下面河岸上的不幸的印度军队在挨饿受冻，无法抵御冰天雪地和优势敌军。他们必定认为北京对他们的警告是多余的。很显然，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印度发动进攻，但是它有一切理由预料到这一着。印度政府对它的意图并没有保密；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无疑地象印度本国人一样仔细阅读关于要把中国部队赶走的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的新闻报道。印军在克节朗地区所作的部署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守住桥梁是为了要过河，并企图在河的北岸建立居高临下的阵地，以便在最后发动进攻时掩护自己的部队。假如印度的目的是防御性的，他们的主要阵地就应设在他们后面的山脊上，在那上面可以组织有效的火力网阻止中国部队过河，而且他们会把桥梁炸毁，象中国部队已经炸掉过几座那样。中国情报机关看来已经听到里窝那作战行动要在十月十日开始的风声。十月八日，北京外交部召见苏联代办，告诉他印度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据中国方面讲，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对中国大使说，苏联政府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而且说，如果中国受到进攻，中国进行反击是自然的事。中国方面表示：印度在准备发动进攻时使用了俄国的直升飞机和运输机，这种情况损害了中国边防部队对中苏友好的感情。
北京认为，印度十月六日的照会“终于断然关闭了谈判之门”，因为印度坚持在会晤之前，中国部队必须从塔格拉山脊撤回，而且即使进行会晤，双方的讨论也只能涉及中国部队从西段印度提出要求的领土上撤退的方式问题。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最强烈、最明确地警告印度：如果印度坚持其前进政策，中国将进行报复；然而印度对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或者顶了回去，印度军队仍继续步步进逼。早在七月，中国就断定印度政府把中国未对其前进政策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当成是中国软弱可欺的表现。中国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尽管不断在外交上提出抗议，并调动部队，但并没有进攻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于是新德里就把这种情况看成是进一步肯定了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这也鼓励了印度政府把前进政策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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