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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3部分

强明-第4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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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罢,痛哭流涕,愤愤然责问大臣们:形势如此,朝廷外面没有人力挽狂澜,朝廷的财政又近于枯竭,怎么办呢?你们能为朕分忧吗?

    大臣们一听皇帝打算亲自督师,决一死战,不敢怠慢,内阁首辅陈演抢先表态,愿意代帝出征。崇祯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难以胜任,一口回绝。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丘愉、范景文、方岳贡等人,先后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这时,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起进入内阁的李建泰发言了:“皇上如此忧愤,臣子怎么敢不贡献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况,愿意用自己的家财作为军饷,请求带兵出征。”

    崇祯本来就有意让这个山西人带兵出征,听到他的表态,大喜过望,再三嘉奖,并且表示,亲自在京郊为他饯行,显示“代帝出征”的威仪。

    李建泰何许人也?他是山西曲沃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进入内阁。

    此人常常与同僚谈起家乡遭到战火,愿意捐献家财、出征平乱。看来他的挺身而出并非心血来潮,是有思想准备的。皇帝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家乡一定会殊死拼搏,何况此人是当地巨富,军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正月二十六日,“代帝出征”仪式隆重举行。先是驸马都尉万玮祭告太庙,接着皇帝来到大殿,举行所谓“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与象征权力的节钺和尚方宝剑,一并赏赐给李建泰。然后,一行人等乘车来到正阳门城楼,皇帝亲自主持饯行宴会。一路上都是手持旗幡的士兵,从午门一直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声声,旌旗招展,气氛相当的热烈。正阳门城楼上摆了十九桌筵席,正中是皇帝的御席,东面是文臣九桌,西面是武臣九桌,桌面上的酒具是祖传的礼器,皇帝使用的是镶嵌宝石的金杯,大臣们使用的是一般的金杯。乐声响起,皇帝向李建泰敬酒三杯,动情地说:先生此去,如同朕亲自出征,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

    宴会过后,太监为李建泰戴上红花,披上红色斗篷。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皇帝在城楼上凭栏目送。

    如此隆重的出征仪式,寄托了皇帝与朝廷的厚望。那么,李建泰这个山西汉子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吗?

    山西的情况十分混乱,用“三晋披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流寇还没有到,守军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李建泰应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条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实在有负于皇帝的重托。皇帝亲自调派给他一千五百名京营士兵,并且配备了兵部主事凌、总兵郭中杰、主管西洋武器的传教士汤若望,阵容不可谓不强。进士程源赶往真定寺,鼓动李建泰,赶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还向凌出示了平阳、太原守备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并不想冒着风险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

    山西早已乱作一团,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阳府城门大开,官员们纷纷弃城逃跑,已经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今年正月二十三日,流寇从蒲州抵达平阳,知府张邻投降。五天以后,平阳陷落的消息才传到京城。情报传递如此拖沓缓慢。

    山西地方政府运转不灵,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战略决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为无的放矢的马后炮。

    朝廷方面没有确切的军事情报,把北京的防守重点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线,忽视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线,想当然地以为有重兵扼守,确保无虞。皇帝的决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虑“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还可以征调宣大的军队来保卫京师。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难以确保京师安全,充其量只能抵挡刘芳亮这支偏师。况且李建泰并不想誓死保卫山西,他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虚张声势而已。他带了一千五百名禁军,在保定一带的粮饷补给都要就地解决,地方官害怕他来征兵索饷,都拒绝他的人马进城,弄得堂堂督师大臣威信扫地。在此之前,御史卫祯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在他看来,“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那意思是,不要过于寄希望于李建泰的出征。

    李建泰本人并非忠勇之辈,他请求“代帝出征”,名义上是为帝分忧,实际上是为了挽救自己家乡富甲一方的财产。但是,当他还在从保定府向真定府、顺德府进发,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时,他的家乡曲沃就陷落了。这样,他挽救家乡的动机,完全没有了着落,像泄气的皮球,几天前在皇帝面前所说的豪言壮语,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击石。从此以后,李建泰无心西进,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面,观望形势,敷衍了事。

    对李建泰寄予厚望的崇祯,听说真定已经被流寇攻陷,以为李建泰已经“为国捐躯”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向他核实这一情况。

    张缙彦回答道:“不曾听说。”

    崇祯有点光火:“朕都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隐瞒?”

    张缙彦又答道:“没有看到塘报。”

    崇祯大是恼怒:“真定已经陷落,当然不可能传出塘报。兵部为什么不派人去侦察?”

    张缙彦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侦察,需要钱粮,兵部没有钱粮,无法侦察。”

    崇祯听了这样的回答,气得无话可说,推案而起。

    堂堂兵部掌握军事中枢之职,居然借口穷到无力派遣探子的地步,岂非荒唐之极!不过更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为国捐躯”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这个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议“南迁”,说明他还活着,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灭了。

    不仅牛皮破灭,而且下场极不光彩。刘芳亮指挥流寇,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刘芳亮包围保定城,他没有丝毫抵抗,派遣中军郭中杰出城,宣布投降,自己也当了俘虏,皇帝赐予的敕书、督师大印、尚方宝剑,统统被流寇付之一炬。

    在“代帝出征”失败后,于是南迁的提议又被提了出来。

    李明睿告诉崇祯皇上。在赴京路上听说形势险恶,流寇已经逼近京畿,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从长计议。目前看来只有“南迁”,才是唯一缓解当务之急的对策。

    崇祯鉴于此前他的“南迁”之议胎死腹中的教训,对此比较慎重,敷衍地说:此事重大,不可轻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

    李明睿叹息一声说道:“天命难以预料,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况且形势到了危急关头,不能再拖拉因循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必须当机立断。”

    崇祯四顾无人,向他吐露了内心的思虑:“朕有志于此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相帮,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见,但外边大臣不服从,无可奈何。此事重大,请你保密,千万不可泄漏。”

    崇祯向他细致地询问了“南迁”的具体事宜。

    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说道:“朝廷在军队护送下,可以通过陆路、海路、运河南下。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达淮河。”

    崇祯表示赞许,再次叮嘱此事不可泄漏。

    李明睿见皇帝似乎有所考虑,请求皇上当机立断,离开北京,龙腾虎跃;困守危城,毫无益处。

    午饭后,崇祯与李明睿的对话继续进行。晚饭以后,崇祯感到“南迁”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再次破例,召见李明睿,两人促膝而谈,讨论“南迁”途中的粮饷接济、军队驻扎、动用内帑等具体事项。

    谈话结束,李明睿出宫时,已是深夜二更时分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谈,时间是大年初三,人们还在忙于过年,崇祯却在考虑自己的退路——“南迁”。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

    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

    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正月初九,他向内阁六部大臣提出“朕愿督师”时,大臣们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到“南迁”。

    然而形势越来越紧急。李自成进军山西后,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崇祯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崇祯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崇祯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崇祯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崇祯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崇祯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崇祯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第五百五十章 大明忠烈

    南迁的提议又失败了,现在的崇祯皇帝已经陷入到了孤立无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的地位之中。

    流寇正在一步步的逼近京城。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指挥的流寇到达北京。

    北京局势十万火急,急令驻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入援京师,吴三桂接令后,虽兵发京师,却是行动迟缓。

    这时的吴三桂已经变得举足轻重。

    崇祯目前可以期待的只有两支部队了,一支是宁远的吴三桂,一支是福建的丁云毅。福建离京城太远,况且丁云毅桀骜不驯,崇祯没有成功调动他的把握,于是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了吴三桂的身上。

    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二十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慢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李自成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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