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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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1）
本书研究的是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19年）农业的发展。正是在汉代，中国的统一在经过秦朝的短暂统治后得到了巩固；也是在汉代，中国文明似乎才确定了它发展的方向。因此，着眼于汉代，来考察中国历史所呈现的基本现象之一——悠久的农业文明，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中国人自从走上了农业文明的道路，似乎就没有背离过这一方向。进步与变革时有发生，但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国的发展定向于斯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混乱年代中，始终存在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即发展出一种主要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当时，庞大而繁荣的市场中心随处可见，赚钱赢利与契约互惠的市民心态非常流行，这两个条件都是重商主义发展的沃土。甚至在汉朝最初的一百年内，汉政府也一直在与颇具影响的城市首领进行斗争，因为他们的社会实力构成了对政权的威胁。
我试图寻找出在两汉时期促成中国转向了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汉之前，也就是战国时期的农业状况。
战国时期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成就是铁器的普及。近年来，在对古代聚落与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在当时的冶铁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铸造铁器的泥范。出土铁农具的形制在不同地域略有区别，并且被冠以了各种各样的名称，但大致来说，可分为锹、锄、镰、犁、刀、斧和凿等类。它们的形状和尺寸表明它们适用于农耕活动的不同阶段。考古报告中记录的锄和锹的数目，揭示了除草和碎土可能要占用农民在播种与收获之间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说，战国铁农具是当时已经开始采用精耕细作的物证。铁斧与铁凿在伐木开辟农田方面效果显著，铁犁铧的出现则意味着耕作可能已开始用畜力牵引，这是在使用耒耜类农具进行手工操作基础上迈出的一大步。尽管铁农具比木石蚌制农具锋利耐用，但战国铁农具都还是用泥范铸造的，而且相对来说仍然比较小、比较轻。辉县发现的铁犁铧，只是缚系在木制犁床上的V型小铁块，没有犁壁，而且呈钝角。这种犁铧仅仅只能用作木犁的锋刃，不能深耕。因此，即便战国的农耕已经精细化了，而且可能还使用了畜力，但比起汉代农业来，它还只是达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战国时期兴建了一些灌溉渠系，有些规模还相当大。但比起秦汉时期的灌溉和治水工程来却只能算是小型的，而且只分布于渭河河流、漳水流域、山西部分河流沿岸及淮河流域的小部分地区。例如，黄河流域东部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灌溉系统是天井堰（大约兴建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它所覆盖的不过是漳水沿岸不足二十里的区域。工匠郑国在秦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规模是天井堰的十多倍。而公元前95年，汉代在泾渭流域修建的水利工程白渠，流经的距离达到了二百里。直到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才开始广泛兴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汉代的这些努力导致了可耕地的扩展，木村正雄称之为“第二次农地”的形成，他认为这是古代帝国形成的条件。正如考古材料所显示的，汉以前农业用水可能主要来自农田附近的小型陂池与水井，而不是大型灌溉系统。不过，尽管战国时期的灌溉工程无论是规模，还是分布范围都比汉代的要小得多，但也的确为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汉以前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稷（粟）、黍、麦和稻。稷和黍都起源于中国，是中国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主要食粮。直到战国时期麦和粟才取得了基本食粮的地位。这时菽也逐渐流行，对于山区更是特别重要的作物。稻的种植局限在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那里的沼泽地区为人们提供了具有丰富水资源的天然稻田。因此，在中国北方，即当时意义上的中国，所有的主要作物都是旱作作物。这种作物类型决定了灌溉对于它们不像在水稻种植中那样至关重要。
战国时期出现了几项对中国精耕细作农业一直非常重要的农作原则。其中之一是对农时的强调。孟子所论述的儒家学说中的理想政府，是一个不会妨碍百姓适时耕作的政府。孟子认为，在农田内适时耕作更胜于拥有利器良具。他曾经一再强调，“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国家亦会有充足的粮食，足够消费。荀子在很多方面对孟子进行过激烈批判，但对不误农时的重要性却没有异议。他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在中国北方，霜冻来得早，并且春季水分蒸发迅速，人们确实必须抓紧农时迅速耕作，以便作物有最充足的生长时间。
古人还特别强调深耕的必要性。当然，我们应该明白，古代的深耕是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的。汉语“深耕”可能译成“deeptilling”更为恰当。在古代文献中深耕这个词后面往往跟着细作，意思是“通过碎土和除草来彻底整治农田”。在中国北部地区，农田在翻耕之后，如果不把表土层打碎成可以覆盖耕地地表的细小颗粒，干燥的黄土层就很容易散失水分。同时，种子深播于土壤中，也更容易吸收来自地下的水分并获得矿物质和无机物的滋养。中耕贯穿了农作物的整个生长过程，包括除草、松地、给作物培土，以及加深畦间平浅的排水沟。它要求农民全身心的投入，中国农民在这类农活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在播前耕地与收割上所花费的加起来还要多。出土战国农具中，锹和锄占了绝大多数，有力地说明了利用这些农具中耕是当时农作最重要的程序。
施肥在战国时期也很普遍。可能早在商朝，人与动物的粪便就是使用最普遍的肥料。以至粪便成了肥料的代名词。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但“凶年粪其田而不足”。荀子和韩非在讨论施肥和灌溉时，都曾解说过《老子》中的“走马以粪”，“粪”“灌”两者都可以推进农业生产、增加财富。
早在《诗经》的时代，人们就已经祈祷田祖消灭蝗虫和其他害虫。但在这首祈祷诗中也提到了火，因此当时的人们很可能是把害虫捕捉来烧死，或者在耕种土地前先烧田除虫。在很多世纪内，中国农民在进行田间作业以消除土壤中的害虫时，依靠的完全是他自己的双手。
《吕氏春秋》是由秦国丞相吕不韦招徕的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其中《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对战国时期的农业技术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从文章提供的信息多少有些支离破碎看，这三篇应该出于对田间劳作没有第一手经验的文人之手。尽管如此，这些知识可能代表了当时最为成熟的技术，因此甚至理论家也把它们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记录了下来。这三篇文章原文非常简略，一些部分讹误又比较严重，需要古典文献与农史研究专家的大量努力，来恢复其原意。
《任地》开篇假托传说中的农神后稷之口，提出了十个问题。“子能以洼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藋荑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圆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这些问题揭示了战国晚期农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从垦田、中耕、播种、保墒，一直到农作物的灌溉。然而，创造作物生长最适宜的条件还必须依赖适时耕作。因此，《审时》整篇讨论的都是作物种植得时与否对生长状态造成的影响，涉及的作物有禾、稻、黍、麻、菽和麦。概括地说，《审时》指出作物生长“得时”比“先时”或“后时”的收获量要大。适时耕作的农民比起那些耽误农时的农民来，能够生产更多的谷物，而且这些谷物分量更重、味道更好且更有营养。篇中简明地描述了六种作物的生长情况，指出作物播种太早容易植株高大却籽粒小而不饱满，而播种太迟则会使籽粒没有时间充分发育。
《任地》和《辩土》篇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讨论的问题大致都是农田的整治与土壤的改良。在提出十个问题后，《任地》紧接着指出农民其实能够改变农田状态，为庄稼提供更好的土壤环境。“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当然，这些原则大都涉及到了土壤的改良。施肥是改良土壤的手段之一，《任地》明确指出通过施肥与灌溉可以增强土壤肥力，但仅仅如此尚不足以让土地达到理想的状况。中耕在这方面同样是有帮助的，经常翻耕土地也能使土壤肥沃、松软。“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坚硬、黏质的土壤水分较难保存，必须优先耕种）。这种农作物的确需要人们早在播种前就付出大量劳力。
《辩土》的作者提醒人们注意，意想中的好收成可能会因三种情况而被毁掉。（1）种植没有行列，使禾苗过于拥挤而互相妨碍生长。（2）甽做得大而用于播种的亩做得小，造成农田的浪费。（3）放任杂草掠取土壤肥力。作者接着建议农作物应一排排的平行种植，每排之间间隔一尺。高田旱地庄稼应种于垄沟，从而可以受到两侧垄脊的保护避免风吹，也能更好地吸收沟底的水分。低田湿地庄稼应种于垄台，以防止水分过多。除了因地制宜外，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和充足的生长空间对农作物也是有益的。本篇还指出好的收成取决于植株的合理密度。如果超过三棵禾苗长成一簇时，必需“长其兄而去其弟”，将那些弱小的连根拔掉，以给强壮的留下更多的空间和养分。
绪论 绪论（2）
当然，很难断言战国时期这套先进的农耕制度是否已经在各地得到了采用。尽管如此，撰写这些文章的学者必定是从现实的农业生产中抽象出了他们的理论。
所有这些关于农业技术的著述，表明战国农业正在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直到今天，中国农民仍然继续在发展与改良这一技术。精耕细作农业的采用，即便在战国农业那种相当初步的水平上，也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与此同时，《孟子》和《荀子》等古代文献都假定每个农户的标准土地拥有量是一百亩（4。765英亩）。每个这样的农户被认为包括有年迈的父母，一对夫妇和四个小孩，即一家八口。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家庭要种植全部自用的蔬菜，自己饲养家禽、家畜以获得肉食，纺织家庭所需的丝绸（以及或许更为重要的麻布）。在孟子提倡的井田制理想中，他设想了一个由八个农户组成的农业共同体，每个农户可以从君主那里获得百亩农田和另外五亩用于居住、种植桑树以及饲养家畜的土地。作为徭役，这八个农户必须集体替君主耕种其保留的百亩份地。这种土地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孟子财富平均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土地来自恩赐，劳役则是一种回报的形式。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明显暗示了一种在规模不超过主干家庭的小农户内部进行的小规模农作形式。这种情况显然有别于西周典籍《诗经》中描述的农奴。农奴虽然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居住，但他的生活用品，包括衣服甚至食物，都要从贵族那里领取，他们在贵族管家的监督下，成百上千的在贵族的土地上结队耕作，生产的粮食全部要收入贵族的粮仓。假如这是西周的实情，周代的封君可能仍然在扮演军事殖民者与征服者的角色，他把当地的居民作为奴隶使用，掠夺当地的粮食作为自己的收入，当然其中一部分必须上交至他自己领主的粮仓。到战国时期，封国已被领土国家所取代。当封建社会瓦解，封建贵族再也无法占有采邑和农奴时，自耕农就出现了。自耕农的出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铁器的使用使原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获得了开垦，以及旧封建贵族在国内外权力斗争中的逐渐衰落。国君成为他所有臣民的唯一主人，不管他们是官吏还是农民。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虽然摆脱了封建贵族的控制，但没有脱离国家的控制。在孟子宣传他的井田制理想时，他似乎认为国家理所当然拥有合法的权威，有权力改变私有土地的大小并且把它们划分成均等的地块。利用战国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