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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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以前，在今陕西省、黄河中下游地区、淮河与汉水流域以及四川盆地都兴建过大规模的水利系统。汉代的水利工程大多也建于这些地区。229

　　　　有三项早期水利工程很好地适应了当地土壤与作物的需要。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芍陂，它位于安徽北部的淮河支流上。芍陂是楚庄王时（前613年－前591年在位）的楚相建造的，中间一度遭到毁弃，但在距其建成一百年时整个工程又得到了修复。现存历史记载，特别是5世纪时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描绘的可能都是大规模修复后的工程。不过，修复后的芍陂的基本特征与最初修建时仍然是相同的，都是通过拦蓄两条河流的水分来灌溉100万亩稻田。芍陂有五个水门用于进水、放水，周长超过了120里（文献四，14、15）。淮河流域位于稻产区，芍陂保证了稻田水分的供应。因此，这一水利系统的主要功能在于保证供水的稳定。

　　　　漳水流域的灌溉系统有不同目的。或许是魏文侯时（公元前424年－前387年）的西门豹，或许是魏襄王时的史起，也可能是他们两个人相继从漳水引水灌溉农田，从而使“终古斥卤”之地得以改造成能种植稻、粱的良田（文献四，16、17）。与此类似，位于今陕西境内、以主持该工程的工匠命名的郑国渠，也是为了将盐碱地改造为良田而开凿的。利用规模宏大的灌溉渠系从富含泥沙的泾水引水灌田，使水流挟带的淤泥在贫瘠的土地上沉淀下来，形成肥沃的表土层（文献四，18）。邺与郑国渠所在的关中地区都位于黄土地带，在这里充足的水源既可以溶解冲洗掉土壤中过多的盐分，而且能够促进毛细作用，将黄土深层蕴含的矿物质输送到地表。不过，其土质构造也容易造成土壤中养分的流失。而每年汛期洪水带来的泥沙沉淀，则是对这种土壤肥力最好的补偿。

　　　　第三个水利灌溉工程是公元前4世纪李冰在四川盆地修建的都江堰（公元前306年－前251年）。早期文献记载，修建这一治水工程的主要动机在于改善水利交通，将有岩石和瀑布阻塞的河道分成两条水道，引水灌田只是附带功能。不过，现在灌溉已经成为了都江堰的主要功能。虽然已经存在了大约2300年，这一工程仍然保存完好，并且仍在得到充分利用（文献四，19）。四川盆地的气候与土壤条件适宜水稻生长，都江堰则方便了将源自石质山地的不含泥沙的水流引至成都平原的稻田。因此，这一工程的性质更接近于芍陂，而不同邺地的水利系统。

　　　　尽管很奇怪，农田灌溉似乎并非汉代兴修水利最初或最主要的出发点，但汉代的治水工程与之前的工程实际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汉代第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建于公元前130年，当年开挖了一条渠道，以缩短谷物从帝国东部地区运往人口密集的畿辅地区的距离。数万劳力用了三年的时间开挖了这条长300里的渠道。同时，运河两岸的上万顷农田也因水源伸手可得而受了益（文献四，20）。几年后，从东部向都城大规模输送粮食的困难又迫使人们考虑新的解决办法。与畿辅地区隔黄河相望的河东郡太守建议引水灌溉5000顷（或者说50万亩）畿辅边缘的土地，这样畿辅附近地区也能产粮，从而能消除或减少必须从东部运送的粮食。在他的计划中，必须开挖一条渠道从黄河及其支流汾河引水，灌溉河岸边原本用于放牧与种植草料的废弃土地。不过，该工程由于黄河改道而失败了（文献四，21）。在这一事件中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河岸的土地为何还需要专门灌溉。一种可能是这些土地实际上是位于先前的河道，它们是由于早先的河流改道而形成的。现在也是由于河流的再次改道而使得开挖的渠道失去了作用。另一种可能是那里的土壤容易滤失养分，因而有必要补给淤泥，让其沉淀形成新的表土层。五年后，另一地区的盐碱地也得到了灌溉，水流在这里是通过一系列地下渠道（井渠）输送到了农田的（文献四，22）。这种灌溉方式不会带来淤泥形成表土层。在这一事件中，兴建该工程所预期的高产之所以能实现，不仅是在于冲洗掉了土壤中的碱性物质，而且也在于为水稻之类喜水的高产作物提供了水源。当地在汉代确实有水稻种植，不过现在陕西已经不再是重要的水稻产区了（文献四，23，参见文献四，30）。

　　　　公元前111年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开凿了六辅渠，以灌溉高处的农田（文献四，24）。公元前95年又开凿了一条更重要的渠道，使畿辅地区的农田灌溉面积又增加了4500顷。这部分农田种植的农作物被指明是禾黍，泾水带来的大量淤泥在其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献四，25）。

　　　　公元前1世纪之前与期间，畿辅地区修建水利工程的主要目的逐渐发生了改变（文献四，26）。从为了运输需要转变成为开发土地，最后转向了灌溉农作物。在开凿六辅渠时颁布的一道诏书，强调了水分对粮食作物的重要性，而且水稻作为畿辅地区的作物被特意提及了（文献四，24）。为确保畿辅地区人口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最初的解决办法是从东部输送粮食，然后是通过扩大农田面积来增加当地的粮食产量，最后是在特定地区通过灌溉来提高粮食亩产。

　　　　稻麦等喜水农作物的普及，必然与灌溉需求的增长有重要关联。何炳棣引证了不同农作物水分蒸腾系数的区别，他的发现见表11（略）。

　　　　从表中可以看出，诸如麦、豆之类的旱地作物，对水分的需求比粟、梁要高出一倍。230水稻作为一种水生植物，需水量更大。在本章开头，我们提到过麦、豆，加上粟是汉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稷的重要性则不如以前。所种作物对水分需求的增加，可能是自然灾害记录中旱灾数量明显增加的原因。关于先秦与秦汉时期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为止的大旱灾的频率，见表12（略）。

　　　　不过，洪灾的增长，尤其是在第3与第4时期间的急遽增长，与旱灾增长的原因有所不同。231对于洪水频率增加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由于人口增长，接近洪水多发地带的边缘土地也逐渐住了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了水土流失（文献四，27）。

　　　　西汉畿辅人口的大规模增长，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压力。西汉时期的畿辅地区包括京兆尹及其两个邻郡，有人口七百万。名门望族、富豪、有影响力的人及政府官员经常被强制迁居至这一地区。皇帝在开始为生后预建陵墓时，通常都要新设立一个陵县，供他那时的世家大族居住。232为供养畿辅地区的常住人口以及轮番来此驻守的卫戍部队，每年必须输入粮食四至六百万石。仅仅只是由于当地的人口压力，就要求而且能够刺激农业的发展，包括兴建花费巨大的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以及引进新作物。233在内乱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后，原来长安附近的畿辅地区不再是各种活动的中心，人口减少了，旧有的灌溉系统也因遭到忽视而逐渐湮没。公元前181年的一块碑文就提到一个陂池如何起不了作用，结果使一个城镇遭受了洪水（文献四，28）。

　　　　新的基本经济区逐渐发展了起来。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为这条富含泥沙河流的经常泛滥所困扰，但人们也继续在利用洪水带来的大量肥沃淤泥。由于居民日益在过于靠近河岸的地方耕种，由于引水灌溉导致了黄河流速的减缓，黄河的水患变得越来越严重（文献四，27、29、30）。黄河支流及淮河沿线的水利系统最为发达，当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凿了灌溉渠道234（文献四，31）。据冀朝鼎统计，两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兴建的56处治水工程，有18处位于陕西，19处在河南，4处在山西，5处在河北，还有1处在安徽。235黄淮流域的大多数水利工程都是在东汉兴建的。236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水工程出现在公元69年，当年政府组织了数十万劳力，在一段长达千里的距离内筑堤、挖渠（文献四，32）。

　　　　汉水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南阳、汝南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这里的降水比原来的畿辅地区关中要充足得多，气候总体上是处于稻产区与麦产区交界线附近的状态。因而水利灌溉在决定农作物的选择方面非常重要。237这一地区在汉代修建了许多不同规模的陂池。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召信臣最早在当地大兴水利。南阳郡有数十处农田因渠道的开通而受益。不过，虽然总的灌溉面积颇为可观，达到了3万顷，各个分散的独立工程的规模却并不大。现存最早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是一块关于为避免纷争而规定如何分配水源的碑文。郡府官员在此似乎只是起到了仲裁者的作用，而没有直接介入管理（文献四，33）。

农业资源　水利灌溉（2）

　　　　另一个重要的陂池是汝南的鸿隙陂。它初建的年代已不清楚，但大约是在公元前15年，后来它由于自身引发的洪水而遭到废弃（《汉书补注》卷84，第20页）。人们抱怨说这个陂池的毁弃使他们只能以豆、芋为食，表明这一陂池原本是给比豆、芋需要更多水分的作物提供水源的，这种作物很可能就是稻。大约50年后，这个陂池又得到修复。据说在东汉大部分时间内，汝南都是一个水利灌溉非常发达的地区。水渠、陂池与水门构成了这一水利系统的主要特征，它的功能可能就在于灌溉稻田（文献四，35、36）。

　　　　修建水利工程的做法在各地得到普及。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更南方，远至主要种植稻谷的今越南，都开凿了水渠、兴建了陂池，用于灌溉（文献四，37、38、39、40、41）。然而，粟麦产区同样没有忽视水利，原有的灌溉系统不时得到维修。例如，中央政府在公元2世纪就对今山西境内的水利工程进行了修复（文献四，42）。北方之所以需要水利灌溉工程不仅是为了弥补降水的不足，而且也是为了改良盐碱地（文献四，43、44）。

　　　　汉代人民的治水技术已经非常精致。例如，白渠在水流到达大坝前有一段至少五十里的输水道，在这段水道上修建有提高水位的滚水坝，从而能确保水流有相当距离的冲程，同时也使能重浊的泥沙沉淀在这段水道中。238汉代水利工程的精致在天井堰的设计中也得到了体现，天井堰建有一系列墱，通过它们水又能回到原来的水渠（文献四，45）。另一个水利工程能在大雨时节阻止池水的外流，而用灌溉渠道排泄农田中多余的水分（文献四，46）。即便是水流在农田内部的分配，也是通过相当复杂的沟渠系统完成的（文献四，47）。机械设施在汉代也有了发展，在需要将水从低处引往高处的地方，已经开始使用翻车与渴乌。这两种设施现在在中国的农村还看得到（文献四，48）。

　　　　水利灌溉工程的规模当然相当悬殊。大型的工程都是由国家下令建造的，需要数万劳力修建好几年。小型的工程则由地方官府组织修建。某个工程就用了四万个工作日（文献四，49）。某些地方工程由官府组织，而由民间出资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文献四，50）。西汉时期中央有专门负责水利的部门，由它向各地派遣主管官员。不过，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却下令负责水利的官员改归郡级行政部门管辖。239这一管辖权的变更，与其说是官僚结构的改变，不如说表明兴修水利已经变得相当普遍、平常，从而有必要将建造它们的主动权交予地方官员。

　　　　事实上，民间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况也不罕见。正如南阳樊氏所做的那样，富人会修建陂池来灌溉自己的农田。虽然樊重是皇太后之父，但其陂池是在东汉建立前修建的，因而属个人行为。240有则碑文记录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有个小里邑的居民集体开凿了一口义井来获取地下水，有九十一个人捐了钱，总额是几十万钱，但捐款者的名单中没有一个被标明是官员。可见，兴修水利不仅是政府关心的问题，而且也为普通百姓所关心，他们联合起来主动行动，共同分担开销与负担，并享有其效益（文献四，51）。

　　　　大约二十年前，考古学家在洛阳出土了九十七个陶井模型，它们大多分别单独出自八十六座汉墓。这种现象表明汉代每个农户可能都有各自的水井。陶井通常都是狭长形，并配有滑轮、辊子与吊桶。井架正下方建有水槽，水槽的另一端有出口。因此，整个组合显得不仅仅只是用于汲取饮用水。那对并列于狭长井口的吊桶，能够轮流卷上卷下，有出口的水槽更像是一道灌溉沟渠的开端处。241

　　　　总之，汉代农民利用水资源的途径不止一种，不过总的趋势有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