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光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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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实行察举与考试相结合。汉代选拔统治人才主要通过察举，但是并非不要考试，而是察举与考试相辅而行。察举是否得其人，还要经过考试，而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还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材，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此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及博士弟子也要依照规定进行教育。不过，汉代察举制度下的考试，在西汉并不占重要地位，察举为主，考试只作为区分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这和后世的科举截然不同。有时竟有不经考试而直接授官的，这在西汉更为普遍。东汉时，为纠正察举之滥，始重考试。左雄建议严加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体制，而且考试的成份有日益加重的趋势。
汉**试方式有对策、射策。对策就是提出问题，令应试者口头或书面作答，也称策问，或策试；射策类似一种抽签考试。对策多用于考试各类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汉代的考试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皇帝策试。依诏令特举之士，皇帝亲加策试。始于文帝，成为定制。二是公府复试。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材，到京师之后，依科目被举人的情况，由公府分别考试。此制行于东汉，后又依左雄建议，凡举吏者先试之公府，又复试于端门，创立了复试制度，表明东汉对考试的重视程度更提高了。三是博士三科。博士本由察举、荐举，征召而来，既为博士之后，仍须经过考试，以分高下。东汉时，竟有博士考试为争高下，而行贿，私改经书文字的，只好将五经文列于后，作为考试的依据，避免因经书文字不统一而发生争议。四是博士弟子课试。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博士员以后，博士弟子通过考试，选补官吏，成为定制。博士弟子由郡国选送，或以令诣太常授业的，也有因父任而入的。既为博士弟子，定期参加考试，视考试成绩，授以不同官职，屡试不中，“辄罢之”。西汉时，博士弟子较少，规制较严；至东汉人数大增，规制松弛，考试不严，弊伪丛生，质量遂降。在察举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两汉察举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以察举为主，辅以考试，是两汉选拔人才制度的基本特点。
2。察举取士的主要科目和内容
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目的是选拔各方面的人才，以应各级各类统治人才的需要；同时，通过科目的设立，也体现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在提倡什么，崇尚什么，以鼓励人们按统治者意图争相进取，并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汉代许多察举科目的设立和确定，往往以此作为基本出发点。汉代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茂材、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童子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
孝廉。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汉惠帝吕后都曾有诏举“孝悌力田”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从此以后，岁举这一途径就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之举。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选拔统治人才特别重视人的品德。根据儒家的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被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成为汉代察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科目。察举孝廉原为两个科目，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举孝一人，察廉一人。然而终两汉之世，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于一科。被举者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被举后，没有官职者授以官职，原为小官者升为大官。
汉代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自汉武帝之后，至于东汉，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起了“化元元，移风俗”的社会教育作用。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较清明。东汉中期之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察孝廉父别居”的大笑话，这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
茂材。茂材也是汉代察举的一个重要科目。西汉时，原称为“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为茂材，或作茂才。茂材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茂材异等”，或“茂材特立之士”。察举茂材，始于汉武帝。西汉时，茂材属于特举，东汉光武帝改为岁举。此后，茂材和孝廉皆为岁举，往往并称。不过孝廉为郡举，茂材则为州举，因此茂材的数目远少于孝廉。以茂材被举者多为现任官吏，属于对有特异才能品行和突出贡献的官吏进行升迁和提拔，可见，茂材比孝廉任用重。汉代察举茂材常与皇帝派人体察民情，览观风俗、考核吏治相联系，其目的一是得人才，二是敦风俗、善吏治，既是选拔统治人才的措施，又是一种宣教活动，这和察举孝廉是极为相似的。
贤良。汉代察举贤良属于特举。此科具体名称不固定，一般称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察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此后，两汉屡有诏举贤良方正之令。有时贤良方正连言“能直言极谏者”；有时单举“能直言者”。有时贤良方正连言“可亲民者”，即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有时贤良方正又与“有道术之士”相联，于是，“有道”曾为东汉察举的独立科目。在汉代，贤良方正常与文学相连称，有时以贤良与文学并立为二科，有时则连称为贤良文学。实际上，贤良与文学相似，都是指通经达变之士，文学实指经学。东汉灵帝时曾立鸿都门学，也以“文字”诏举，专尚书画、尺牍、辞赋，然多为士林所非，视为滥进。此后，诏举贤良不再与文学连称。汉代诏举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主要是表示广开直言之路。按照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人世帝王的谴告，灾异降临，表明帝王有过，必须自我检讨，并下诏书求贤，征求意见，匡正过失。所以诏举贤良方正多在日月之蚀，冰雹虫害、瘟疫流行之机。所以，贤良之举属于特举，非为岁举，但与其他特举科目相比，则是察举次数较多的科目。
察举贤良是依照皇帝诏令的规定，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有时一策即毕；有时还有二策、三策，如董仲舒即连对三策，而授以江都相。每诏贤良对策者常达百数人。在汉代所有察举科目中，皇帝对贤良方正一科极为重视。有人说，论轻重以贤良为重，论得人以孝廉为多。这是有根据的论断。
童子。汉代察举专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年龄在12岁至16岁之间，能“博通经典”可以入选，“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察举童子是选举天才儿童的方法，表明我国早在汉代就曾注意到对才能特异儿童的破格举用和特殊培养，这是令人惊异和赞叹的。不过，这种制度，过分鼓励儿童在幼小时期就钻进经学圈子，束缚思想，影响健康，造成儿童的早熟速衰。同时助长一些人强制儿童机械背诵书本，甚至隐瞒年龄以**起仪，这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后世对童子科称誉者有之，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所以，此科时举时废，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应当客观地分析，给以科学的评价。其他特举。汉代察举还有许多偶尔一举或仅有几举的科目。这些科目的确立，多是为了提倡和鼓励某些才能的发展、某些知识的掌握、某些品德的发扬；或是以应某种临时需要；有时还因某一皇帝的特殊嗜好而设立。其一为：明经，就是察举通晓经学的人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两汉各科察举都重经学。特立明经一科，表明对学习儒经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西汉时，有不少人以明经举为高官。由于明经科的设立和举明经者得授官职较高，使汉代讲习儒经成风，社会影响较大，其二为：明法，就是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材。
汉代政治“本以霸王道杂之”，儒法兼用，所以，选拔人才除重视儒生外，也把明习律令文法者作为重要科目。汉代以明法被举者也有多人，使研习法刑律令者也有被选仕和升迁的机会。其三为：尤异。在汉代，各级官吏治绩最好者称为“尤异”。察举“尤异”，就是鼓励官吏忠于职守，精于政事；也是从现在官吏中选拔高级官吏的一种措施。考察政绩作为升迁的依据，调动了各级官吏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一部分官吏有基层工作的锻炼机会。其四为：治剧。在汉代，郡县的治理困难易分为剧、平，能治剧就是能治理最难的郡县。特立治剧为察举科目，目的在于鼓励郡守、县令到最难治理的郡县任职，这样，使一些条件艰苦，易出乱子的郡县得以治理。其五为：兵法，就是察举勇猛知兵法之人。勇猛知兵法之举多在所谓“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有时也是为了鼓励勇士猛将保卫边疆。其六为：阴阳灾异。汉代君臣深受“天人感应”之说影响，相信阴阳灾异和国家治乱安危有联系，当出现社会动乱，阴阳错谬，风雨不调之时，就求助于迷信，举明阴阳灾异之士。
除上述数科之外，还有不少临时特定的科目，如：哀帝初诏举吏民“能浚川疏河者”；平帝元始五年，王莽秉政，曾举行过一次规模巨大，范围甚广的荐举，“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等等。汉代选官，上述诸科，都是依照朝廷的诏令由公卿大臣和州郡按规定察举。此外，还有公府与州郡辟除，就是由高级官吏选任属员；皇帝直接征聘；私人荐举；任子为官；纳赀及其他多种途径。有的属于察举的变形，有的则是沿袭旧制。总之，是以察举为主，多种途径并行的选拔统治人才的制度。
南阳郡古代的冶铁技术
一、生产工具的铁器化与冶铁业的发展
战国以后，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社会上对于铁器需要量的增加，铁矿的开采，铁的冶炼和铸造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因此，冶铁业开始发展起来。在战国时代开发的铁矿已经不少，战国时代的著作《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载产铁之山就有37处，记录属南阳的就有“帝NF9A5之山‘其阴多铁’”，约在今河南省泌阳县和南阳县之间；另一处即“兔床之山，‘其阳多铁’”，约在今嵩县和南阳县之间。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冶铁手工业，其中韩、楚两国的冶铁手工业最为发达，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也最多，当时的南阳已经成为战国时代闻名的冶铁中心。《荀子·议兵篇》记载：“宛钜铁（钅也），惨如蜂虿。”至秦汉时期，铁器和冶铁技术在广大地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使用。从考古中发现，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和工具已取代了铜、骨、石、木器，到西汉中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锻铁工具增多，铁兵器也逐步占据了主要地位，直至东汉，主要的兵器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兵器和生产工具的铁器化进程。西汉初年，冶铁业可听任商人经营。魏国的孔氏原经营冶铁业，秦灭魏后，被强行迁到南阳，靠冶铁成为巨富。西汉武帝时，武帝任用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管理全国的盐铁业，南阳成为全国设立铁官的手工业基地之一。在南阳瓦房庄发掘的汉代冶铁遗址中，就曾发现西汉时期的冶铁遗物（熔炉基、耐火砖、鼓风管、铸造用的模具及铁器，包括铁犁铧、铁耧铧、铁锸、锛、斧等）。至东汉，南阳的冶铁业在西汉基础上，冶铁作坊数量增多，规模空前扩大，技术显著提高。建国后在南阳附近发现的冶铁遗址就有：南阳市北关瓦房庄铸铁作坊遗址，桐柏张陂村的大张陂冶铁遗址，桐柏县铁炉村遗址，南召县太山庙、草店冶铁遗址，方城县赵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