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1期-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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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彗星，天才诗人的象征。他是早夭的，但是他燃烧自己放出灿烂的光焰，也用其不朽的生命人格实践完成了他的创作。死亡，或者精神分裂都是这燃烧的隐喻。这是诗人的代价，也是报偿。人其实与神也一样，他们最终会折服于这样执著的勇敢者——因为再愚钝的人他们自己也会有那么一个商尚的灵光闪现的一瞬，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法厄同那样的勇敢者，但却只是想想而已，因为市侩气在他们的身上最终占了上风……
小路的尽头并没有出现雕像，在绿草之上，半黄的灌木之间，是一块简单的石碑，赭色的、接近暗红的一块石碑，好像一个边角还略略有些残损。那时暮色已快要降临，最后的一缕斜阳照射在石碑上面，打上一层古铜色的光晕。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反而沉了下术。
这就是一条路的终点？就是这样的一点可怜的风景？我不知道在图宾根、在法兰克福、在魏玛和耶拿，那些印着诗人的稠密足迹的城市，是不是也有他的一两座雕像？在这个崇尚文化积累、热爱着哲学和艺术的国度里，到处都是博物馆和名人纪念地，我甚至听说在某个城市里居然还有一块叫作“歌德呕吐处”的纪念牌。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崇拜还是对这崇拜的揶揄，但凡捕风捉影能够找到点依据的，人们总要想法子造上一座雕像，立上一块石碑，或者挂上一块牌子，沾一点名人旧居或足迹的仙气。可为什么独独对这位诗人，却是用了这样简单、甚至
是粗陋的方式？
我还是想起了茨威格对荷尔德林的评价，也许这样的方式是最合适的。这个与自然同在、与大地同质的纯洁之入，他不会在意，甚至不会喜欢人们对他的那种华丽的纪念。在德国的艺术史中，也许歌德是永远要属于王者之尊的，而荷尔德林却永远只是流浪者和悲剧精神的化身。他虽然挚爱着神灵和天父，但他将反对任何对他自己的“神化”。茨威格说，“在德国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从这么贫乏的诗歌天赋中产生出这么伟大的诗人”，与歌德那样的诗人比，荷尔德林的“才华”也许是贫乏的，然而他的魅力和不朽之处也正是来源于此。正如天地的大美，山川的愚钝，荷尔德林所需要的只是用生命来实践他的热爱。“他的材料并不丰富”，“他所做的全部就是吟唱”，“他比其他人都柔弱，他的天赋比重很小”……然而，他却因为自己的纯洁而“具有了无尽的升力”……茨威格禁不住地感叹：“这是纯洁性的奇迹！”
哦，奇迹！我想象那时，这疲劳的人站在商处，语言贫乏到了极点，嘴里只有茫然的唏嘘，似有若无的呢喃。语言在这时和这里已失去了意义。他用了最简单的音节和最苍白乏力的音调，甚至看起来让人难堪和尴尬的重复，较量着古往今来那么多才思泉涌、文采横溢的诗哲。他的真诚和热切、执著和疯狂，让一切仅靠才华和语言邀宠的文人墨客们，宛若遇见了阳光的晨露一样，转瞬即逝，…一点也靠不住——
凡夫俗子们，囿于自己的财产，有生之年
烦忧不断，一生中的情感
再无暇他顾。但终有一天，
他们这些胆怯者必将离去，在死亡中，
每一粒元素都将回归本原……
也许艺术的至境从来就不包含人为的复杂，纯洁的信仰所诞生的激情以及所酿制的语境，才是最神秘的力量。这也使人想起他的兄弟——遥远东方的一个天才少年，他曾经称荷尔德林为“我的血肉兄弟”。要知道，在八十年代还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这个人的意义，关于他的一切还只有很零星的介绍，而海子对他的阅读也不过仅限于少量的诗歌，但他对他的理解和热爱却已经这样深。在他的最后一篇写于1988年11月的诗论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灵魂的遭遇，他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没有谁能像荷尔德林那样把风景和元素结合成大自然，并将自然和生命融入诗歌——转瞬即逝的歌声和一场大火，从此永生。”如今，当我越来越多地比较他们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一对兄弟在思想、气质、思维甚至诗歌的语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如此的相似！大地和神祇，共同构成了他们写作的基本主题，他们因此形成了原始而混沌、苍茫而辽阔的写作情境，并具有了不可估量的自动的“升力”。也就是说，是他们内心的纯洁和与生俱来的神性，使他们的词语具备了返回宇宙之初的、疯狂和爆发的、重新创世纪的品质，他们也因此而共同“走进了宇宙的神殿”。只不过与荷尔德林相比，在海子的内心和诗歌里有着更危险的毁灭倾向罢了。同样指向着深渊，而速度和倾角却有着差异。
因此我就想，一个西方的诗人和东方的诗人，其生命的处境在本质上能相差多少？不但像屈原那样的殉道者，我甚至觉得即便是陶渊明和谢灵运，某个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早夭的天才李贺，还有落难时期的白居易与苏轼，他们同荷尔德林之间，也间或有着相似之处——在自然与尘世之间，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在热爱与冷漠之间，在纯洁与复杂之间，在自信自恋与自弃自毁之间，在功名利禄与自由人格之间……都同样充满了内心的分裂与斗争。许多条相似的小道，也曾在那遥远东方的土地上留存，即便因为战火和时光的无情湮没，它们也仍然会长留在文字与诗歌里，留在东方人的哲学和心灵里。
我就来到了那石碑前：它刻着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盘桓于此的时间，也还刻着他盛赞海德堡美景的诗篇。我无法读懂这诗，但却能够想象得出他站在这里，面对彼岸这古老的城堡和它周边的壮美自然，心中所发出的由衷赞叹。再没有其他的什么了，石碑的周边，除了暮色与风声，连一朵鲜花也不曾留下，只有一片落叶覆盖的青草，在低低地迎风招摇。
我们的诗哲就是隐身在这与天地浑然的世界之中了。
我只能说，也许这就是最好的设计了。一条路把人们引向这里，并不很多的，但却是心怀敬慕、热爱着那些稀少之物的人。他们来过，在先哲留下的足迹上撒下，或沾上一点零星的草屑或泥土，有一声轻轻的叹息，这就够了。
暗红的黄昏如水一般降下来，无垠的苍穹则在一片暗蓝中飞升。我却不能不返身折回来路，回到我的世俗世界里去。涅卡的水波在海德堡的灯火里闪烁出迷人的幻境。那时我满足地想，一个卑俗的心灵也终于有了那么灵光闪现的一瞬，真是未曾预期。什么东西潮湿了我的双眼。迷离中，我仿佛看见那涅卡河的儿子，那未曾安歇的漂泊的灵魂，诗人中的诗人，我看见他带着凡人俗夫的全部弱点，从草际和水波上走过，没有什么标记，甚至褴褛的布衣和风中飘飞的乱发也不使他更加显眼……
狂士们
■ 孙 郁
1
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的。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所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敢做。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对方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姚昱的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作“里通外国”，视之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陈独秀每次赴日，都呆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可能与鲁迅发生直接联系。不过1907年春他再次赴日时，在《民报》馆里曾见过周氏兄弟的几位同学。当时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正随章太炎读书。陈氏到《民报》馆时，周氏兄弟并不在场。有传记作者曾说周作人那时就见过陈独秀，大概是搞错了。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第一次见到陈氏是在1917年，并非十年之前，《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写得很清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周作人这一段文字，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有的竟有一点小说的意味，陈独秀与黄季刚的性格也由此点染出来，颇为生动。人们把陈氏的旧事写成小说一类的文字，也证明了某种传奇性。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狂妄之举，今天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