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文论集-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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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用处。
《语丝》于民国十三年创刊于北平，十六年迁上海出版，在北平的三年，可算是它全盛
时期，迁沪后，因其力主个人主义、情趣主义，受左派反对，到民国十九年寿终正寝。我们
再来谈谈林语堂的《论语》。这可说是由《语丝》的“个人主义”、“情趣主义”一个道统
传衍下来的，不过更加一个大题目，便是“幽默”的提倡。语丝派文字出于周作人手笔者本
富于幽默味。胡适批评作人的小品散文，固曾说：“用平淡的话，包藏深刻的意味，有时很
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胡适所谓滑稽，正是幽默的意思，不过这个词汇是后来林语堂大
力倡导出来的，那个时代则尚没有，胡适只好用“滑稽”二字来代替了。
林氏所办的《论语》是个半月刊，发行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间，地点则在上海。发刊辞
的节录和《文章五味》、《会心的微笑》、《与李青崖论幽默》，均见本书林语堂篇，现在
不妨再论一番。
他因国人对“幽默”一词实欠充分的了解，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加以解说。他曾在《论
语》某期发表一篇长文《论幽默》，讨论这个问题。大意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
以一国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字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
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出疑惑，处处发现人
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林氏谓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鬼谷
子、淳于髡等人固足称为幽默家，而孔子的幽默，尤值得称道。不过孔子以后的儒家则变为
谨愿派，道家如老庄则属于超脱派。中国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得志则为儒家，失志则为道
家，从未有超轶于这两派以外者。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
不顾细谨的，不过无论如何幽默，必须不失温厚之旨，屈原贾谊之少幽默者是因他们思想偏
于愤与嫉，就失温厚。
又说：“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
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斤
斗，理学场中捡牛毛，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辨言诡说，为朝士大夫
所不齿，甚至亡国责任加于其上。”像晋代范宁说王弼何晏之罪，浮于桀纣，礼坏乐崩，中
原倾覆，都应二子负责；论者也说西晋之亡，亡于清谈。还说：“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部
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
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的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
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龚定庵之论私，袁中郎之论痴，袁子才之论色，皆是。“但是正统
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话，元
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幽默？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
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以下林氏又引英国小说家麦烈蒂斯的《剧论》中论《俳调之神》（ＴｈｅＣｏｍｉｃＳ
ｐｉｒｉｔ），论幽默异于“讽嘲”也异于“揶揄”，只是对人虽毫不客气的攻击，把人推
倒地上翻滚，而淌一点眼泪于他身上，承认你就是同他一样，也就是同旁人一样，于暴露他
短处之中，含有怜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之精神。林氏说麦氏的议论固甚透辟，但他尚可
补充几句：“就是中国人对于幽默的误会。中国道统之势力真大，使一般人认为幽默是俏皮
讽刺，因为即使说笑话之时，亦必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然后可成为文章。其实幽默与讽刺
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
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
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
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Ｗｉｔ）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
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般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襟舒适而
已。其缘由乃因幽默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
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的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
滥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
林氏这篇洋洋大文，把幽默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可称一篇力作。笔者限于篇幅，仅
能摘录其若干节而已，至于节录的工作是否买椟还珠，没有把握重点，自己也不知道，我也
是天性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之一，对这工作实难胜任，只有请林大师原谅。
《论语》办了一个时期以后，由某出版社接过去办，格调渐渐低落。林氏又办《人间
世》、《宇宙风》，读者皆甚欢迎。林氏又因明季三袁，王思任、张岱等讲究情趣主义与他
宗旨相合，又大量将他们著作翻印，销路也颇广。
林氏曾于《人间世》发表《论小品文的笔调》一文极其警策，大意说小品散文并不是峨
冠博带道貌俨然的朝士大夫或道学家的坛站间的讲辞，而是两三好友，穿着睡衣，踏着拖
鞋，月白风清之夜，豆棚瓜架之间，一支袅袅的香烟或一杯淡淡的清茶在手，不拘形迹，放
言高论，可由宇宙之大谈到苍蝇之微，也可由米盐的琐屑转入人生的奥旨，哲学的妙谛。这
种文体可称之为絮语体的小品散文。
自从林语堂刮起了这阵“风”，整个大上海都随风而靡了，风力圈也扩张到全中国，引
起左派的嫉忌，大肆攻击，什么“帮闲文学”、“小摆什”、“有闲阶级的玩意儿”、“麻
醉青年的毒剂”一类恶毒的话头，不一而足。那时正当长江流域的大水灾之后，日本趁火打
劫，侵占我们的东北四省，上海又当淞沪大战之后，内忧外患非常严重，人心正在忧虑不安
之时，林语堂来倡导什么幽默文学和讲什么情趣主义，实也不合时宜，于是左派乱飞的帽
子，“汉奸”、“卖国贼”，连胡适之先生头上都罩了几顶，林氏当然也不能幸免了。为了
左派攻击得太厉害，国内不能存身，林氏写了十几首诗，愤而全家赴美。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几个超越派别的文评家
韩侍桁，曾留日，也是三十年代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在所著《胭脂》自序中说：“我
时时刻刻在要求着使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想，自己的所见，自己的感觉；于是在脑
中，我不断地建筑过蜃楼，然而面对着生活的狞恶的面像，这些蜃楼，马上就瓦解了。”可
见韩侍桁是一个不为那所谓时代潮流所左右，而一心要说自己的话的人物，在现代是很难
得，是一个为批评而批评的作家。
他以前常在周作人所办的《语丝》里投稿，人家称他为语丝派，他力加否认。他和《语
丝》旨趣相同之点，是尊重个性，于《语丝》所讲求的情趣主义则似乎并不重视。当创造社
转变时，成仿吾大谈“革命文学”，韩氏写了些文章反对。成仿吾这个黑旋风，骂起人来非
常泼辣，也一点不讲道理，侍桁处处以理折之。像文学有否阶级性的问题，他比梁实秋时代
更早，他的答案当然是落在“否”的方面。他因尊重个性，自然主张个人主义的文学。创造
社人未转变前，也讲个人主义，但无非是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转变后，又整天叫嚷“大
众”，侍桁道：“艺术中何尝有什么个人主义的与大众的分别呢？艺术只有‘真’与
‘伪’，再没有别的分别。艺术家的心血注到他的艺术品中，他的目的是自我，而结果仍是
大众的。反言之，他所产生的艺术品只有他自身能了解，只有他自己能鉴赏，这并不是个人
主义的艺术，只是虚伪的艺术而已。”
再者成仿吾要打倒代表小资产意识的文学，而建设农工大众的用语，侍桁笑他对农工大
众的生活毫无了解，只因一点浅薄的同情便想硬来描写；又问：“中国尚没有统一的语言，
你们所谓农工大众的语言，以什么为标准？文学不是硬写可成，你们太无聊浅薄了。”
（《个人主义文学及其他》）成氏对胡适等整理国故的运动，只一味诋为“开倒车”，认为
是率领青年“狂舐数千年的枯骨”，韩侍桁也予以驳斥，他说胡适研究水浒红楼及搜出中国
古代一些白话作品是“把那些多年埋在秽土中的宝物掘出，把那些多年被人们所轻视的白话
文学作品整理出来，以作他的武器，作他的保人。这样说来，整理国故，不是新文学运动的
要务吗？”又说：“这次新文学的运动，只认定白话是惟一的文学的用语还不够的，至少我
们要找出以往的伟大作品作基础，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生芽，这样的努力是有见识，是聪
明的。”他对胡适整理红楼水浒及一切古代白话作品，作正面的赞许与钦佩，又因创造社那
几个巨头，以介绍西洋文学，自相炫耀，以为国故不值得谈。侍桁道：“当然除去这一条方
法之外，努力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一条路，不过要知道外国文学的侵入，只能做一点小帮助，
而不能走入了正宗去，在文学表现的方法与意识，或者能稍有影响，而对于一个民族的传统
的情调，是不能根本推翻的，并且我们相信，一个民族若是他自有情调失了，总是外来的奴
隶，不会有更伟大的作品产生。实在的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能把盎格罗撒逊或斯拉夫
民族的血液，全盘注到老中国的民族血管中吗？这样讲起来，整理出一部《红楼梦》就要胜
过介绍十部《浮士德》。”（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其实胡适的整理国故范围甚广，但读他的《国学季刊宣言》便知，并不限于水浒红楼的
整理。那篇宣言只有硕学通儒如胡适博士者才能写得出。创造社几个头子打死了也写不出半
个字的。他们的反对真所谓蜻蜓撼石柱，未免太不知自量了。
侍桁著有《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小泉八云十讲》、《西洋文艺论集》等。又著有
《参差集》，所有批评文字均收这本书内。
王任叔像韩侍桁一般是个自由文评家，反对创造社革命文学甚力，著有《革命文学论文
集》，内多精警文章。
朱光潜，字孟实，安徽桐城人。桐城本是文风最盛的地方，朱氏幼承家学，国文根柢甚
为深厚，后又入香港大学读书，毕业后赴英伦深造。民国二十年间，他尚在欧洲，写有若干
书翰体与青年谈各类问题的文章，在开明书店所办的《中学生》上发表。他学问既极丰富，
见解也高人一等，佐以优美的文笔及非常诚恳的态度，不但学生读了为之入迷，成年的知识
分子也为之击节不已。后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时风行于全国，其中有几篇被采
入国文课本，许多学校列其书为课外必读书。
他返国后，历任各大专学校教授，一面教书，一面为各文艺刊物写稿，结集有《孟实文
钞》，里面所收皆是有关文学的文章。如《谈文艺的甘苦》、《谈趣味》、《诗的隐与
显》、《悲剧与人生的距离》，都极堪玩味，朱氏对于那时代文艺风气颇不以为然。好像他
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理想的文艺刊物》说：“在现代的中国，我们一提到文艺，
就要追问到思想。这是不可逃免的。在任何时代，文艺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和
他的特殊时代的影响。各时代的文艺成就大小，也往往以它从文化思想背景所吸收的滋养料
的多寡深浅为准。整部的文学史，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都是这条原则的例证。十九世纪
所盛行的‘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在今日已为多数人公认，并且，
无论它是否健全，它究竟有一个思想上的出发点。每种文艺观都必同时是一种人生观，所以
‘为文艺而文艺’的信条自身就隐含着一种矛盾。”
又说：“着重文艺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联，并不一定走到‘文以载道’的窄路。从文化
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播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
传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