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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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修筑哨所与清朝发生了冲突，满洲北部各族纷纷向京师告急求援。不过，清朝在与俄国的对峙中起初并不占据优势，清朝直到1681 年才真正完全统一了中国，但此时又发生了准噶尔部的叛乱，而西蒙古诸部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人已有接触往来，东蒙古诸部也在涅尔青斯克与俄人进行贸易活动。因此，康熙皇帝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把俄国人驱逐出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还要防止他们与蒙古人的进一步勾结。中俄双方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早在1619 年就已形成。1654 俄国沙皇遣使致信清朝皇帝，目的是在否认中国为宗主国的条件下发展两国贸易。俄使拒绝向清帝磕头，而负责接待的官员又对贸易不感兴趣，俄使坚持按欧洲各国平等交往的惯例行事更触动了“天朝上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是未得数见便被遣返出境了，当时来华的另一名俄使即为颇富传奇色彩的N 。 G ．斯巴塔一麦莱斯库，其人出身于希腊一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康斯坦丁堡接受教育，后广泛游历欧洲各地。他于1676 年到达北京，首次带来用拉丁文写的国书，并请耶稣会会士为他做翻译。他在接受清帝赏赐给沙皇的礼物时拒绝下跪，因此也同样遭到遣返出境的命运。
康熙于17世纪80 年代早期巩固了国内统治之后，开始有条不紊地从满洲南部向阿穆尔河流域修筑水陆骤道、哨所、粮库和屯垦驻军，并且建立了一支水军在满洲进行操练。清兵很快就将俄国人赶出了阿穆尔河下游一带。清兵以优势兵力围攻俄军在阿尔巴金的最后一个据点，在这种情况下俄皇决定与清朝进行谈判，并派遣了一名大使赶到涅尔青斯克。这正是谈判的好时机，因为此时清朝正需对付西蒙古各部的内患。仿效斯巴塔一麦尔斯库的先例，康熙指定2 名耶稣会会士担任翻译兼顾问，派他们与俄国人进行谈判。耶稣会会士穿梭往来于双方大营之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和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达成了协议，并由耶稣会会士用拉丁文誊写一份条约，另以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各写一份以存照备考。这是一份平等条约，它将俄国的势力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但允许俄国在此建立稳固的基地并通过商队与北京进行贸易活动。俄国人亦同意拆除阿尔巴金的军事设置并撤出阿穆尔河流域。条约划定了满洲北部的界线，但对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的界线则语焉不详。通过签订《 尼布楚条约》 ，康熙阻止了俄国向东蒙古各部进行援助。在此之后的10 年中，他最终击溃了葛尔丹并巩固了他在西蒙古的统治。此时俄国的商队亦经乌兰巴托从蒙古源源来到北京。这些商队都持有官方护照，随行的使节介于官商之间，统一接受理藩院的管理，与朝贡儿无二致。使团人数通常限定在2000人以下，入华需凭一套编号的符信行事。在北京他们与贡使一样下榻于俄罗斯会馆，四周有卫兵把守，使臣靴见皇帝时照样得叩头如仪。
在当时清朝为控制亚洲腹地而采取的战略中，中俄关系一直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彼得大帝在位时逐步向西进行扩张，与准噶尔部不断进行战争、贸易和谈判。俄国人希望能摆脱耶稣会会士而直接与北京建立永久性的商业和外交关系。结果，一支俄国东正教传教团以解决在京俄国人的精神需要为借口进入了中国，17 世纪60 年代俄国政府即以此为口实不断随商队向中国派遣传教团。雍正帝为了限制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于1722 年后对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团表示了欢迎。另外他还希望阻止俄罗斯与准噶尔部结盟并消除俄罗斯在东蒙古诸部中的影响。
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满洲人的战略计划相结合，促使两国于1727 年达成了另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大使率军1500人及100 名随员到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半年的磋商后，他撤回到乌兰巴托以北、蒙古与西伯利亚边界上的加塔（kiakhta） ，并在那里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俄国被明确排除在蒙古事务之外，作为回报，俄罗斯在加塔与中国定期进行贸易。俄国人获准每3 年一次向北京派遣商队，并且在北京派驻东正教传教一外交使团。他们可以在北京建造东正教教堂并派遣“留学生”进修汉语。不过，1730 年之前到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有20 个，但在接下来的100 年中只有6 个使团来到中国。清政府对商业不感兴趣，政治的稳定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而最好的对策就是与世隔绝。清政府曾两次向俄派遣使团（分别于1731 年、17 犯年向莫斯科、圣彼得堡派遣使节）以确保俄罗斯不介人西蒙古诸部的事务。清使觑见沙皇时，一如俄使在北京参见清帝，照样一跪三拜行礼如仪。清朝的这种务实性外交取得了成功。到了1760 年，清朝已经在西藏建立起稳固的统治，西蒙古的叛乱亦被扫平，而俄罗斯与中国的交往则局限在大清帝国的边境地区。
广州的贸易
清廷的外交政策是通过限制对外交往以维护国内的稳定，但这一政策在处理广州的海外贸易时似乎失去了效力。中国在18 世纪时面临着欧洲新兴的更有力的扩张形式。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一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在北美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的特许公司，为一私营组织并集中控制了大量资本，同时通过皇家颁布的特许状在海外拥有广泛的政府权力，垄断了本国同某些地区的生意。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各地均设有军事据点，在当地行使裁判权，同时发展海军力量及商船运输事业，实际上扮演着亦官亦商的角色。东印度公司最终取得了对印度的统治，并且一直维持到1858 年方告结束。英国的对华贸易扩张即以印度为基础，而商业精神在公司各项事务中均古据着主导地位。随着英国大众对中国茶叶需求的增加，英国、印度和中国很快就形成了三角贸易关系，而英属印度的财政收入亦在某种程度上逐渐依赖于他们在广州的商业业务。
英国人于1699年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工厂（或曰商业据点）。在此之后的60 年中，中英两国的贸易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广州商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渐渐将所有的贸易业务都集中到了广州，而且其出口业务亦逐渐集中在茶叶和丝绸这两项。18 世纪时的茶叶生意成为一项高利润的业务项目，并巨它还进一步刺激了两国间贸易的发展：英国致力于装断本国国内的茶叶生意，并通过印度将生意扩一大到中国，清朝则努力维持广州的茶叶生意并从中收取厚利。
对于中国而言，清朝时海外贸易发展之快已然突破原有的朝贡概念欧洲人在广一州的贸易活动即促进了这一变化，而另一个因素则来自中国商人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事实卜，正是这些中国商人打破厂朝贡体制，而后来的西方人不过是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罢了：中国人在生意中使用帆船，船的体积与外国商船大小相仿，但数量远胜后者。中国帆船最大者载重量可达l000吨，载员180 人。一艘普通的中国帆船载重量为15O 吨，船尾高耸，船帆呈三角形，山木棍支撑以借助风力航行，时速可达6 至8 海里，与东印度公司帆船的速度相差无几二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每年冬季南下，夏季北上，往返于厦门、广州与马六甲海峡之间、他们遵循琐细的航海规则，穿行于各个中途港LI 。由于这类贸易活动是由中国商船开到东南亚地区进行的，因此以往的朝贡制度便不能适用。相反，清朝官员采取了一种传统的做法，即指定商行（英文中讹为“hong 〃 ） 充任中间人来负责中国与国外的贸易活动。
同样，在广州主管对欧贸易的中国商人逐渐也形成了西方人称为“公行”（ eohong ）的商业行会组织。公行由6 至12 家政府特许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商行组成，并且直接向政府负责，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外贸生意：在广州负责外贸税收的官员由京城内务府特别指定，外国人一般称之为“Hoppo 〃 ，中国商行中人向之交纳巨额税款，并且对来华的洋船和洋商负有责任。抵达广州的每一艘货船均须得到一名公行商人“担保”。在外国人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广东局负责经管一切来华的英国船只和人员。在1760年以前，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在华贸易是在中方控制下进行的。
当时来华外商受到种种限制，如不得携带家眷、不得乘轿等等。他们的住处被划在广州城外沿河一带的“十三行”地区（即洋商、洋行的聚集区）。洋商的贸易活动也受到公行的种种限制，同时他们还得遵从中国的刑法，其公民权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还有遭受逮捕和拷打的危险。
广州这种独特的生活与贸易方式颇富传奇色彩。对于“十三行”的年轻洋商而言，广州意味着异国情调、与商行领袖的应酬往还以及巨大的商业利润。由于中外商人唯生意是谈，他们发展出一种洋径洪语言，即使用汉语的文法但掺人数量有限的一些外语单词。这种语言在今天的香港尚可听到。只要这些年轻人未得疟疾而一命归乎，他们很快就会发财，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少而又少。广州的中外交往相对说来较为容易，因为它取决于商行而非官府，无需为主权国家间的平等问题而大动干戈。
这样广州等于已经纳入了世界贸易的轨道，但中华帝国对此仍是借懂无知，在政治上也依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东印度公司一向注重眼前利益，在他们看来，打破中国这种对贸易扩张的传统冷漠态度似无必要，倒是英国政府的领导人急于为本国产品找到销售市场。这时东西方都已有人呼吁以自由贸易代替贸易保护主义。1784 年，雄心勃勃的美国商人加人了广州的商业战场，私营业主函欲进入印度市场并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就是1793 年英使马戛尔尼（Macartney ）来华的历史背景。
马戛尔尼本人领取东印度公司的薪水，但他这次是奉英王之命乘战舰到达了天津。他请求清政府开放宁波、天津及其他几个近海城市以发展中英贸易。他呈交了一份印制成文的正式税表，但忘了给经手官员送礼。从一开始，这位英使便不得不力使自己同以往的贡使区分开来。他带来的贵重礼品一概被中国官员标为“贡品”，并且他们还敦促马戛尔尼演练三跪九叩的礼节，但遭到了后者的严词拒绝。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还下沼褒奖英王乔治三世的“向化归诚之心”，但同时指出，天朝万物丰庶，不需要什么外贸。通过这次直接接触，英国人对中国开始有所了解，但对广州的情况仍是一无所知。中方的文献一再强调朝贡的礼仪制度，1795 年荷兰使节来华更加深了这种看法。因为当时正值春节期间，他们在很多场合都同中国人一样叩头行礼。马戛尔尼来华使命的失败是由于他触犯了广州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由于利益极丰，东印度公司在其最后几年中又格外小心，因此广州的商业体制不论西方人做出何种外交努力都是依然故我。英使阿美士德（Amherst） 1816 年来华时受到更为草率的接待，而且不幸的是当时英国又正与中国的属国尼泊尔交战。阿美上德抵京后又被中方接待官员引见失次，结果未得觑见皇帝便被草草打发走了。
到1825 年为止，正当欧洲准备大规模进行扩张之际，西方与中国的交往还停留在17 世纪的水平，清代统治者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国内统治制度，稳定了中央在伊犁、拉萨、加塔及广州的对外关系之、当时欧洲甚至北美同中国已经有所接触，但在头3 个世纪里，这些接触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
第10章 中国在19 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一、传统中国对变革的反对
19 世纪中叶，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都先后面临西方列强的凌厉攻势而不得不与之打更多的交道。英国历史上辉煌的维多利亚时期给东亚带来的只是幻灭与苦难。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当西方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