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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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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南巡图》
  第六卷 驻跸姑苏
  一片水乡景色中,江南运河在春树掩映里从中流过。运河中一艘高悬黄龙旗的巨舟缓缓东行,两岸各有一队河兵,在校尉督率下弓背拉纤。巨舟船头有六名护卫侍立,船舱格窗紧闭,后舱楼上有二侍女凭窗眺望。这艘巨舟当是“孝圣宪皇后”所乘皇太后御舟。御舟后面十来艘大小不等的船只满载官员、侍从人等在后面跟进。
  前方不远处是长州县南望亭镇。运河北岸一座结彩的牌坊高矗,牌坊上楷书“万国欢腾”几个大字。牌坊下设有香案,案上香焚烛燃。河南岸设有一座高大的戏台,台上五名装扮成的仙女正翩翩起舞。她们上演的似是“群仙祝寿”。二三十位身着“品服”的“命妇”整齐地跪列河岸,恭迎太后的临幸。许多百姓也跪在岸边恭候,还有些人则立在远处朝这边观望。一道蓝布的帷幕跨过小桥,沿河岸竖立。这是告诉过往的官民人等到此回避。
  ……画卷继续展开,一座高大的单拱石桥横跨在古运河上,这应该就是枫桥了。这座古桥,伴随着寒山寺的钟声早已声名远播,流传千载。
  过了枫桥,运河边上出现了一座瞭望台,台高两层,可以缘梯而上,旗杆上面小旗迎风飘动。这里似是铁岭关。
  村舍中又有几处亭台,两岸有不少官员,或在交谈,或在游览水乡的景物。一些年老的乡民和幼童,也在岸边朝河中上游观望。沿着运河东行,再过一座石桥,这可能是下津桥,东边一座七级宝塔高高地矗立在山丘之上。这就是虎丘山上的云岩寺宝塔了。
  画卷沿着山塘河展开已接近苏州府城,过了渡僧桥,远望城楼耸立,已进入苏州最繁华的阊门闹市区了。阊门内外,外城河畔,街巷纵横,楼舍密布,行人如蚁,店铺林立。“本斋专做宫绢花笺”、“各种纸张简帖雅扇”,“本店自制各色绸缎布疋丝棉茧绸”、“纱缎老店绫罗纱绢”、“斜纹布庄”、“大成广记”、“日升隆记”……“本店自制苏松勚着”、“加染真青鲜明五色”、“各种大布一概俱全”。一家家绸缎布疋争新竞艳。“什锦火锅、徽苏大菜(楼上)”、“河鲀大面、加味馄饨(楼下)”、“三鲜大面、五簋大菜”、“包办酒席”、“佳选名酒、惠泉三白”。一处处风味小吃、酒席大菜,高中低档,各显特色。“估衣店”、“靴鞋店”、“瓷器”、“铜锡器皿”、“南北杂货”、“京苏杂货”、“棉花行”、“古今书籍”、“书林”、“书画寓”,五行八作,沿街相间。
  这时,阊门前外城河上的吊挂已到眼前。吊桥上来往的官民人等挨肩接踵,不少人立在桥头观赏姑苏的盛况。吊桥之下,大大小小各色船只,首尾相接,并驾争流。明代吴门画家唐寅曾有一首《阊门即事》写道:“世间乐土是吴中,内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而今乾隆时期的姑苏,其繁华已比明代中叶更大有过之。
  画面沿外城河向南延伸,胥江自西南流来汇入外城河,河面渐宽,清波粼粼。一座宽大的长桥高架在外城河上,桥上行人东来西往,叫卖着的小贩,担担的、骑马的夹杂其间。桥头的石坊上写着三个大字:“万年桥”。万年桥号称三吴第一桥。是当年热闹繁荣之地。石坊旁边有一座碑亭,四周栅栏中竖立着一通石碑。这应是胥门外的万寿亭。据《苏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清圣祖首次南巡到达苏州后,曾谕江南总督王新命、巡抚汤斌等:“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民风土俗似觉充盈,但乡村之饶、民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尔等身为大小有司,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激浊扬清,体恤民隐,务令敦本尚实,家给人足,以副朕老安少怀至意。”督抚遵奉圣谕于江宁、苏州、安庆三处,书刻立石以示久远。苏州则于胥门外日晖桥南,建万寿亭,树碑其中。
  过了万年桥就是胥门码头了。外城河边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许多船只,其中最大的三艘都挂着黄龙旗。码头上,骑马的官员、接官的桥舆、搬运的伕役、跟班的仆从……一片繁忙。
  进了胥门,画卷呈现出一片肃穆的景象。宽阔的大路两边,各有数十名顶带袍服的大员沿街依次跪列。一对对骑马挎刀的御前侍卫在前面引导,九龙曲柄黄华盖下,高宗皇帝身着石青色行褂,头戴红绒结顶青色行冠,骑在一匹白马上,后面十几名御前大臣和带刀侍卫簇拥着皇上缓辔行进。豹尾班侍卫还未走进胥门。路旁的衙署和沿街民户门前都设立香案,焚香燃烛。胥门内路边设有结彩戏台,几名演员正在装扮,准备登场。几名带刀的官吏在城门旁侍立。
  再往前,直到饮马桥头,长长的道前街两旁跪满了顶带袍服的官员,高大的结彩牌坊相距不远就有一座,坊额上大字楷书:“圣恩浩荡”、“帝治光华”。大街中间,一对对挎刀御前侍卫策马走过,后面一顶黄色九龙曲柄伞,由一名骑马的侍卫高高举着,左右有几名侍卫护持着骑马前进。这是皇上临幸姑苏在前引导的导盖。
  沿街店铺比户相连,家家门前都摆着香案,香烟缭绕。路边的几座戏台都已粉墨作场,戏台上的管弦歌声和石板上的马蹄声杂踏喧嚣混成一片,似乎从画面传了出来。几处巷口都设立了蓝布帷障,许多行人骡马被拦在外面回避。桥下清波粼粼,姑苏城春树万家,一片升平欢乐的景象。
  过了饮马桥,大路向南折行,依然是衢巷纵横、楼舍栉比,又是几处悬灯结彩的牌坊,前边两座牌坊的坊额上大字楷书:“天开寿域”、“世际春台”。几处锣鼓管弦的戏台,遥遥相望。店铺门前挤满了沿街站立的人群,官民老少,还有僧人道士挤在中间,都在恭候一睹皇上的“天颜”。这时几匹快马飞奔东去,似是传报“圣驾”将临。巷口也都设立了帷幕,帷幕外行人三三两两在相互议论,有人还从帷幕缝隙向街心张望。
  画面沿大路东转,过了带城桥,转过路口的大戏台,一条长街上气氛肃静下来。跪列道旁的官员、沿街拥挤着的人群都不见了。只见三三两两的官员校尉分布在牌坊左右,沿长街依次竖立的几座牌坊上写着:“圣寿齐天”、“壤击衢谣”、“响彻嵩衡”……这条长街就是带城桥下塘。长街北面,一片片楼堂厅榭,掩映在绿荫花木之中。仔细看去,在一处殿堂前的绿荫中,那座著名的太湖石——瑞云峰呈现出来。画家巧妙的告诉人们:这里就是高宗皇帝下榻的苏州织造署行宫了。行宫周围还可以看见远处悬灯结彩的戏台和围在台前的观众。(27)
  沿运河入浙江,“缅昔皇祖圣祖仁皇帝时巡所至,优奖士类,一时硕学通才,多蒙鉴拔”,议定:江苏、安徽进献诗赋之士子赴江宁考试,浙江进献者在杭州考试。寻浙江考中谢墉等三人,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江苏、安徽考中钱大昕等五人,亦照浙江之例擢用。嗣后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南巡省方,凡进献诗赋人员皆分别考试,派大臣阅卷进呈,取中人员,准作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其原系进士者,授内阁中书,遇缺补用。(28)驻跸杭州圣因寺行宫,幸敷文书院,幸城外观潮楼,阅兵。颁赐江浙各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29)遣官祭明臣王守仁祠(赐匾曰“名世真才”)。亲祭会稽禹陵,行三跪九叩礼。
  三月初,回銮,渡钱塘江,至杭州。阅兵。谕浙江士庶崇实敦让,子弟力田。先是,舒赫德等奏,钱塘江大溜趋中小亹,(30)畅行无滞,浙江海塘工程稳固,南巡时不必亲临阅视,可于杭州城候潮门外观潮楼察看潮势。故此次南巡未亲阅海塘,亦因齐召南言,而未巡幸浙东。(31)
  驻跸苏州。幸宋臣范仲淹祠(赐园名“高义”)。并赐其后裔范宏兴等貂币。遣官祭晋臣卞壶祠(赐匾曰“典午孤忠”)、宋臣曹彬庙(曰“仁者有勇”)、明臣徐达墓(曰“元勋伟略”)、常遇春墓(曰“勇动风云”)、方孝孺祠(曰“浩气同扶”)。
  三月下旬,驻跸江宁府行宫,阅兵。祭明太祖陵,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令加意保护明孝陵,陵区不准樵采放牧。
  至京口祭江,奉皇太后渡江。行至高家堰,阅视堤工,循堤而南,越三滚坝,至蒋家闸,遂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畅开清口。四月,御舟驻跸顺河集,改陆路。至山东泰安府,岱庙瞻礼。
  五月初四,奉皇太后返回京师,幸圆明园。首次南巡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历时一百一十天,行程五千八百余里。
  此次南巡各项开销,据日后江苏巡抚庄有恭所奏,预备道路、桥梁等类例应报部者,动支司库正项银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六两;名胜、陈设等类不应报部者,动用商捐银十五万两、司库闲款及各属公帮罚项银二十六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两,共计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五十一两。(32)
  3.南巡风波,以伪奏稿案为始的文字狱
  南巡,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
  南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其数目是难以统计的。乾隆十五年五月,初次南巡尚在准备之中,河南道御史钱琦上奏揭发江南总督黄廷桂授意知县,“令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金,且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该督复差员往查,惟恐稍有简略”。皇上却认为“言之不免过当”,可能是以为办差为苦之人,“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据时人记载,黄廷桂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刑部员外郎蒋楫,家住苏州,“乃独力捐办(苏州地方)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33)仅苏州府修御路即用银三十万两。其他还有许多扰民之处,难以数计。(34)
  自乾隆十三年末黄廷桂总督两江,其为政风格颇为江南士民所不满,至办南巡大差,督责严刻操切,更使民情汹汹。(35)时袁枚居乡,特致书黄廷桂,谓公治西川,又治甘肃,皆边地也。苗夷相邻,机贵神速,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无所用之。公侦事委之武弁,武弁托之兵丁,此辈不知是非,东驰西突,所在驿骚,即付有司鞫讯,逐层核转,纵或深明无罪,立释拘系,而被访之人,已弃产破家而不可救。故曰“公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
  又谓南巡所治桥梁山川,原许开除正供,不必门征户罚,况诏书重叠,唯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公之言曰:“南民狡狯,无忠爱之心,故一大创之。”不知钟爱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
  又谓公之盱衡厉色,呵官吏而忤朝贵者,岂公之性哉,盖公之术也。从来英明之君,恶人沽名,尤恶人立党。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务在孤行一意,时时为率作兴事毫无顾忌之状,使官民诅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明矣。内而九卿六曹,外而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口无好语,则我之绝攀援而无党也,又明矣。纵有过失,难免弹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黄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宁足相排笮耶”。愈毁之,乃益所以深誉之,久而人人知其毁之无益,则不复有以蜚语上闻者矣。(36)
  闰五月,上谕:黄廷桂在两江总督之任两载有余,朕详加体察,伊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此番办南巡差务诸事,该省吏民畏惧之心胜,而悦服之意少。黄廷桂喜怒之间亦不得领要,受其呵斥者,固不能无怨;即为奖许者,亦不为感。久之,将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于江省,未免用违其长。陕甘民情,本属阳刚,于黄廷桂性情为宜。(37)命黄廷桂调陕甘总督。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前线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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