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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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此看来，“历史”，不是立一个“理”在那里，把一切都“保证”了的（如果什么都解决了，还要我们后代人干啥），而是把一个“理”立在那里，让人们去思考去追求、去尝试（试错）的。
　　如果我们能认清这点，下面的问题，就是那“一人”如何去听取他人意见（其方法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以及如何“改过”的问题了（在《清朝经世文编》里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的题目），等等，等等。
　　为追求这一理想，古人已为我们指出了两条并行的道路。其中之一，就是“制度建设”（参见《论语》），另一个，就是“修身”（参见《大学》）。难道舍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而且，就算实行“民主”，难道又能离开这些？
　　今人依然好谈“启蒙”，“启蒙”已有百年历史，如今已是“老生常谈”，我只怕它会越“启”越“蒙”，如果不能“回复”我们自身。
　　传统政治理念讨论中的三个问题
　　各位知道，长期以来，在历史学上就有一个“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国的历史，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如果这样，这个“国家”还怎么“可爱”的起来，成天空喊“爱国”又有何用？在我看来，不“批倒”那些说法，所谓“爱国”，最终是很难的。
　　本篇专门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问题，如果说在这一问题中存在三个层次的话，我们就不妨依次予以讨论。
　　第一个，即由谁做主，或如何“挑选”领导人的问题。
　　一般的说法，传统政治理念就是主张“君主制”的。其实也不尽然。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念，毋宁说是主张“禅让”的。“君主制”只是“退而求其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政治不主张“民选”。更反对“政党政治”和它的那一套。也不忽悠什么“人民当家做主”。
　　但是否“君主制”即“专制”呢？这恐怕也不一定。
　　钱穆先生曾说：（明代）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这也不能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国史新论》，第77页）。
　　第二个，即日常政治运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为关键，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一个好的政治方式，在我看来，就是要能担当，肯负责。传统政治既要对“天”，又要对“祖宗”，还要对“老百姓”负责，这就不简单。而且“令行禁止”，说办就办，比起那动辄“投票”（经常是为一点小事之“小民主”），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诿，或“黑箱操作”一类做法，恐怕还强着些。
　　所以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不是“主权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在才是所谓“政治的本质”（《国史新论》，第71页、第100页）。所谓“民众建国论”，实际上是自己“卸责任”而已（《文化与教育》，第73页）。
　　在日常行政中，往往就是要“一人做主”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这样的例证，——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座右铭“责任即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不能因此就说是什么“专制”。何况中国传统政治中依然是有“法制”，不可以任谁“为所欲为”的（当然也有不少“犯规”的例子，那在美国也有）。
　　第三个，出了问题怎么办，即如何反映意见和更换领导人。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从来都主张朝代是要变更的（最长的周代也不过“卜得”八百年），所以闹得不好是要下台的，哪里可以“万世一统”，像秦始皇期望的那样？此一类的言论可以《孟子》为代表。
　　至于如何听取意见，传统政治也有一大堆说法，如“兼听”、“改过”等。它只是在方式方法上跟“民主制”、“代议制”不同罢了，孰优孰劣，各有千秋。岂能一概目之为“专制”？
　　这是我的浅见，但“不吐不快”，哪怕又当了“堂·吉诃德”，还请大家批评。
　　中国人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思想
　　俺的关于史华慈的“歪批”文字（《读书》2009年第11期），遭到人家的反批评（任锋：《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载《读书》2010年第6期），洋洋洒洒，累数千言（读着好累），批评之一是不该“空过宝山”，没好好领会洋大人的教诲。其实，俺是不懂什么史华慈的，但如果“皓首穷经”，研读一位老外的晦涩大作，最后得出一个“民主还是比专制好”，就跟没说一样的结论，我看，还不如免了罢。
　　回到正题，那个所谓“思想史上的天花板”问题，如果说中国传统无法回答，令人汗颜，西方民主就一定能够回答吗？提问者似乎没感觉到，西方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们多年来的困惑和争论。
　　最近因为“反行为”的“理论化”问题，有学生建议我读一读“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书。岂知在一部“博弈论”著作里，赫然就写着有关的问题，说“民主”也不是在所有场合能够保证的：希特勒，不就是德国人民“选”出来的吗？
　　我对史华慈并不了解，阿伦特倒听不少人说起，也读过一本半本。不久前，不意间在一位朋友的书架上，发现她的集子。为了了解阿伦特的两个主要观点，朋友收集了她的有关著作，以及各方面对阿伦特的研究书籍文章，单这些就一二十本，而且都是原文的。我这位朋友认为，如果只读一二本，甚或是翻译的文本，乃至只是寻章摘句，那还是“免开尊口”，其实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些问题的。
　　那我就要问了，批评我的各位，您如此这般的下过一番工夫吗？阿伦特则还罢了，“等而下之”的不知什么人物，只因为他是个老外，有点名气，就一律要去读去学，那值得吗？再四处推介，岂不是“误人子弟”？
　　我对政治思想的探讨，还很肤浅。但我相信那是一个有力的反问：我们读懂了自己传统的“症结”所在吗？像我当年那样带着对柏杨“酱缸论”的推崇，立志到美国“取经”的，恐怕还不在少数。为了年轻时的那点子提问，就“一股道走到黑”，到今天还不该反思一番（对于传统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我是到美国几个月后即改变了态度，像我这样的后来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对此，佛家好像有一个说法，即佛在我心。我们难道不能就此类问题重新提问，“求诸己身”？
　　我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一点，其余就“没啥可说的”。有问题应就问题讨论问题，挟洋自重，引几句洋人的话，怕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其实，有一位定居在国外的学者说过，汉学家中能够完全读懂中文，用中文写篇短文的，并不多见，更遑论大量掌握文献的深刻研究了。
　　老舍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事在八十年前（参见《猫城记》），现在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是没有，为什么非要拿外国人说事儿不可。国人“崇洋媚外”好多年啦，什么时候才可以醒一醒呢？
　　再论“天花板问题”
　　吕思勉先生曾说：法家之言，皆为君主说法：设君主而不善，则如之何？设君主而坏法，则如之何？近之持立宪论者，每以是为难。然此乃事实问题，不足以难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权力，必有所归。所归者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归者为他机关，亦可以为不善。归诸一人，固不免坏法；归诸两机关以上，岂遂必不能坏法？……固曰：此事实问题也（《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530页）。
　　钱穆先生也说：皇帝不能皆贤，纵贤，而因长时期高踞尊位，总不免横添许多不良影响。但这是“人事问题”，不关“政治体制”（而且还给人以在内部自身扭转之希望）。我们不能专据这些人事来衡定整个的政治体制，来“抹杀那整个政治体制背后所有的理想，及其一切规制法理之用心所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尚无发现一种绝对有利无弊的政制，亦没有一种可以推行数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政制”（《国史新论》，第80页、第82页）。
　　这些都可以说是从中国自身出发的解释。读了这些话，您对所谓“中国思想史上的天花板问题”，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呢？
　　一个人做主
　　吕思勉先生说：儒家的希望，是有一个“王”，根据着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从他。假如能够办到，这原是最好的事。
　　吕先生又说：但是能不能呢？恐怕就不能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773页）。
　　而在我看来，历史上没有做到，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理”错了呢？恐怕还不一定！
　　这也涉及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任重道远”，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失败”，展现出这么多的“毛病”，经历这么多的“考验”——负载这么多的“功能”，让你得出这么多的“教训”，几乎没有一个“难题”、“困境”是可以“逃逸”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让你有了个“理儿”就“一步而蹴”、“万事大吉”的。
　　国人多好吃“香饽饽”，那不是存心“捡便宜”吗？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事儿，没有历经层层的苦难，从中悟出层层的道理，最终就“大彻大悟”，那怎么能行？
　　回过头来说，这个世界，或许就是令你受尽千般万般苦难，以此来检验你，看你还能不能把持住那个“理儿”？
　　这能说是“理儿”的错吗？
　　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
　　对于传统政治理念，先贤也有不能免于“时代偏见”的时候（今日何尝不是），但持论平允，其间也有不少让我们读了再读之处。
　　如吕思勉先生曾经写道：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也是由古代哲学所造成的：古人信万物一本说，所以认君主专制，为当然的治法。《公羊》何《注》说：“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与董仲舒一样，都替君主专制政体，立了一个极深的根据。但照古人说来，就是“王”也要法“天”，“上”也是统于“元”的。所以一方面，虽然看得天下之本，系于人君一人。又一方面，还有“见群龙之首”之义。后人却只取得一方面，这不能全怪古人（《吕思勉论学丛稿》，第184页）。
　　世谓武帝之崇儒，乃所以便专制，非也。儒家虽崇君权，而发挥民权之义亦甚切。平心论之，九流之学，实未有主张君主专制者（《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04页）。
　　孔子旷观千古，知小康时代之不可不立君也，而又知君权之不可以无限也。于是倡为主权在民之说。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得乎邱民为天子，此其陈义可谓独有千古矣（《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64页）。
　　这在理上有何不是，独谓中国始有一“令人汗颜”之“天花板”耶？这岂不是“倒霉看反面”吗？世上又哪里有那样“知行合一”、“完美无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钱穆先生亦曰：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历史。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那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诸如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赋税的征收，刑罚的处决，依然都有法制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动摇。中国传统政治，既非君主专制，又非贵族政体，亦非军人政府，亦非阶级专政，则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文化与教育》，第66页、第82页）。
　　我还是那句话：吾人看多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而忽略了它的本意，也忽略了“历史”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一层意思？它难道不可视为一种“隐喻”，并非我们目下即能回答的？
　　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般学人多认为中国传统是个“专制政治”，甚至说是一个“专制社会”。
　　前者我们且先放下，来谈一谈后者：中国传统是“专制社会”吗？
　　近日遇到一位学者，她研究的题目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都得了“软骨病”？其主要结论是：由于当代的某些原因。同时，却又极力从中国传统中寻找一些“相关的”因素，并列举了不少古人的“语录”（包括我都没听说过的一些）。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记得老友李零曾经说过，这样寻找中国历史里的一些“有利因素”，那什么结论得不出来？再说，历史里并没有“新鲜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包括“先兆”）可寻的，那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