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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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王裒：西晋人，其父被司马氏所杀，终身不西向坐，示不臣晋。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刘聪：匈奴人，十六国时汉国国君。石勒：羯族人，十六国时后赵建立者］，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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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学风之移变
明末，复社人士目睹国势飘摇，遂有匡扶之志。他们除致力于尊经复古外，对研习经世济用之学，同样不遗余力。复社的陈子龙编纂了皇明经世文编，这是中国古代经世类书籍中的巨著，对后世的经世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复社成员后来的写作，多有早年受学的痕迹。
明清易代，士人痛感天崩地裂，反思之下，往往将亡国之因归结于晚明学风的空疏。痛定思痛，一些作者企图矫正这种空疏、轻浮的学风。此等作者之中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最为著名。其中前二子皆列于复社门墙，而王夫之也颇受复社氛围的熏陶。
黄宗羲总结历代得失，反思明代灭亡，写下了明夷待访录。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诸篇，涉及国家政治、选举、教化、财政、官制、兵制诸多方面。在国体上，黄宗羲将君主的缘起归结于功利的原因，并以此鼓吹限制君权。在政制上，黄宗羲比较了封建与郡县的得失，反对中央的绝对集权，主张扩大地方权力。在法律上，黄宗羲试图论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上述的观点大多来自明人的论述，但表述之清晰，当以黄宗羲为最。
顾炎武是黄宗羲的密友，他的成就不在后者之下。日知录是一部读书札记，其写作的时间延续了数十年。顾炎武自述“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有改定”。经过多年的删改、考证、修订，日知录遗存的条目大多是发前人所未见者。其中涉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义，论述经世济用的治道，以及博物广志的见识。相对于日知录而言，后人的考证学问，则多流于文献的搜集和校正，对世事的见解和思考颇为欠缺。
王夫之经历了南明最后阶段的抵抗运动，其中历经艰辛。在抵抗运动失败后，王夫之避居于荒凉的山野之地，在极为艰苦的情形下坚持写作。王夫之的著述以历史著作见长，读通鉴论以清晰、冷静的评述梳理了资治通鉴之中的史实。对照王夫之记录南明史实的永历实录，不难发现，读通鉴论之中的见解也是伤于先朝故事后的感悟。
第87章 原 君（）
（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董仲舒将世俗政治与自然法则联系起来，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合二为一。这种传统在后世一脉相承，并在儒学的复兴者那里得到更加精致的发展。到南宋时，朱熹建立了规范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普世伦理。这种精致的学说，是明初以来儒家的正统学说。
黄宗羲的原君在很多部分可以看出法家学说的痕迹。法家学说原本是儒家学说的异端。这个异端激进派在两千年前以冷酷的逻辑为君主专制辩护。在第一个君主专制帝国崩溃后，继之而起的帝国选择了以冷酷的法家学说和儒家的伦理观相混合的政治学说。在以后的年代里，形形色色的帝国都或多或少地引用这种混合的政治学说。但君主专制制度一旦巩固，就将法家学说束之高阁，而更加乐意从儒家的古代传统之中获得修饰之物。
黄宗羲的原君，相比于先前的法家而言，并无惊世骇俗的新见解。但是相似的见解，出自先秦的法家与出自晚明的黄宗羲之间，其意义不啻天壤之别。黄宗羲是东林党烈士的后代，他以对君主忠诚、对父亲孝顺等儒家美德备受时人甚至包括敌人的称赞。这位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居然受到法家学说的熏陶，这无疑暗示着君主专制政治已经没落。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向来声名狼藉的法家学说现在已经与一位忠诚的遗民对故国感伤的追思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感伤的时代，异族攫取了王朝正统，前朝遗民对先前钟情的传统感到迷惑、失望。怀疑的思想已经开始追本溯源，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祥之兆。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许由、务光：两人皆古代高士。许由，隐士，尧以天下让之，不受，尧又欲召为九州长，不欲闻，以水洗耳。务光，夏朝人，汤放桀后，以天下让之，不受，负石自沉于庐水］；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某：汉高祖自称。仲：指汉高祖的二哥。高祖年轻时无赖乡里，不务正业，其哥哥则勤于农事。高祖的父亲经常批评高祖不能治产业，等到高祖得了天下后，得意地向其父夸耀说：“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寇仇：敌人。独夫：指众叛亲离之人。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谈到武王伐纣，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废孟子而不立：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孟子所谓土芥、寇仇语不满，废止孟子配享］，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摄缄縢，固扃：缄、縢都是捆物的绳索。扃，关纽。，锁。意谓用绳索捆绑，再加锁，竭力防人盗窃。］，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毅宗：明崇祯帝。李自成进北京后，他持剑将女儿砍伤，说：“若何为生我家？”］，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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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与明末党社
明代以来，士人为应试科举，往往借聚会结社之机，以文会友。士人参与这类聚会，既可以学习制艺，揣摩时文风习；又可结交同辈，联络情感，为将来入仕作准备。士人在研习制艺、文学之余，不免议论时政。在适当的时机下，这种议论也足以演变为政治活动。明末的东林党运动，就是地方士人的活动与朝廷党派纷争汇流的结果。东林党的影响尚多限于直接参与朝政，而将士人政治运动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动员性的政治、社会运动，尚有待于复社领袖张溥的努力。
张溥生于江南官绅家庭，早年好学成名，年长后结交东南名士，声望渐显。张溥成名后，虚怀若谷，致力于奖掖后学，故而慕名从学的士人络绎不绝。天启年间，宦官集团逐渐在对东林党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影响几乎被根除。但士民的暴动和半公开的抗议证明了东南地区对东林党的同情，这种情绪无疑激励了一些年轻的效法者。张溥召集同道组织了应社，以尊经复古、磨砺气节、经世济用为志。不久之后，各地士人效法应社，纷纷组织起地方性的文学社团，其旨趣大多与应社相去不远。
崇祯继位后，迅速铲除了天启朝的宦官集团。张溥等人深受鼓舞，认为是匡扶世事的有利时机。在同道的支持下，张溥联合南北各地的社团，成立复社。复社成员分工合作，研习学问，并出版同道的文集。在此后的科举应试中，取中者多为复社成员，天下为之瞩目。影响之下，复社门徒遍及全国，东南地区尤其如此。
张溥偕同亲近同道，企图借复社声势显赫的时机参与朝政，挽救晚明的危局。但是相比于他们企图效法的东林党人，复社成员的政治阅历更显欠缺。他们在北京的努力，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最后随着明朝的灭亡无果而终。随着清军逼近东南地区，复社徒众在本土组织了艰苦而绝望的抵抗。
第88章 原 法（）
（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与黄宗羲同时的顾炎武读完明夷待访录，致信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数百年后，梁启超写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承认：“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又最深。”
顾炎武、梁启超两人相去数百年，他们对明夷待访录的观感却相似，不免令人惊讶。顾炎武的时代、经历与黄宗羲相去无几，他的感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梁启超既是谙习旧学的学者，也是积极向国人介绍新学的鼓动家。他发自内心的钦佩，恰恰是近代中国新旧过渡之间的思想标本。
明夷待访录中最激进的篇章，多是对先秦诸子论证的旧事重提。在这些追问原初问题的篇章之中，原法是十分特别的一篇。探求原法的行文，不难发现这是一篇十分晦涩的文字。文中既有理智的追问、怀疑和论证，又有情感的向往、追求和呼唤。理智和情感交织往复的原法，在今日的读者看来，仅仅是颇具煽动性的政治檄文，而非严肃的学理论证。但是平心静气地思索，却必须承认原法恰恰是当时最严肃的政治论文。因为今日的读者视为源自人类情感、愿望偏好的命题，一个世纪前的论者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今日的读者认为荒诞可笑的理想，几代以前的读者为之心潮澎湃。在考虑到背景、语境的变迁后，方可理解黄宗羲的激切、抗议、忧虑和胆怯。这种理智的探索、考证，以及被后人遗忘的遭遇，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者有惊人的相似。后人信心十足地接受了前人的结论，却不应轻视前人探求的艰难。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二帝：指尧、舜。三王：夏、商、周开国君主，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