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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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开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在这本书问世后，又一种新的写史法问世，便是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史，重大历史事件总被时间割裂成几个部分，故而南宋袁枢又别出心裁撰写《通鉴纪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单独列出再编年叙述，此亦是一大创新。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郑樵的《通志》是中国史学之珍品，其精华部分在于“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加予论述，开拓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

第57章　拨开迷雾见繁华：宋代的经济奇迹（1）（）　
我们总是一种印象：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比较孱弱的朝代。这个看法固然没错，除了前两任皇帝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其他皇帝统治时期，对外战争都乏善可言，能保住现有的地盘尚须用金钱贿赂，谈何对外扩张？可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对于一个存活三百年之久的王朝，战争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就如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社会生活与文化经济，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仍是活动的重心所在。

　　　　现代历史学者已经抛开狭隘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不再以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兴衰为标准，而是以更贴近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一个时代的得失。当我们用新的视界回望宋朝，抛开皇帝的懦弱、朝廷无休止的争吵、政坛上的尔虞我诈与钩心斗角，看到的是大宋帝国生机勃勃的一面。

　　　　黄仁宇教授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这样写：“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从大宋开国始，物质文明的进步如影随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政治清明显然是一个前提，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恶政、暴政之中，人的创造力会被无限制地激发出来。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大约有两百年是比较安定的，外患局限于边疆，内『乱』有，但时间都不长，地域也不广。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能便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今天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古代无此提法，但这个论断仍是适用的。

　　　　宋代的科技，可以说处于中国古代的巅峰时代。

　　　　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火『药』与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宋代，指南针技术在宋代也得到大大改进。这三种大发明，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火『药』开启热兵器时代、指南针在航海的运用，为大航海奠定基础；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得以普及，人类伟大思想得以传播并发扬光大。对此，英国汉学家麦都思这样评价：“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宋代的科技发展是全方位的，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一人便是沈括，他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其作品《梦溪笔谈》一书包罗万象，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诫则是伟大的建筑学家，他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建筑学巨著，受到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鼎力推崇。此外，宋代在机械、纺织、造船、冶金、采矿、数学、天文、医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这些科学发现、发明，极大刺激经济的发展。

　　　　我们来看看李约瑟先生是怎么评论宋代的科技：“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我们有理由为先人的成就而由衷赞叹。

　　　　西方学者在论及宋代经济时，总用“商业革命”一词。

　　　　譬如费正清与赖肖尔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也写道：“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宋代能产生一场划时代的“商业革命”呢？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根源在于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的前提，正是技术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宋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精耕细作与扩大复种制。由于引进水稻的早熟品种，过去只能一年一熟的地方可以实现一年两熟，这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土地耕种面积也大大增加，梯田、圩田、淤田、架田陆续出现，充分利用山地、洼地、沼泽地等，开辟新的耕地。此外，宋朝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扩大了水田的灌溉面积。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称之为宋代的“绿『色』革命”，并认为“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亩产量。”据估算，从11世纪到12世纪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宋朝的水稻产量增长了一倍。

　　　　粮食增长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到了北宋徽宗年间，全国人口数量突破一亿大关。人口增长同时又进一步推进了生产，城镇增多了，城镇人口也随之增多。令人惊讶的是，宋代城市人口比重，要远远高于其他朝代，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北宋首都东京开封人口超过一百万人，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称它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农业之外，宋朝的工业也有长足进步，特别在冶金业上。煤的大量使用，使宋朝冶金业实现了一次革命。北宋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后来淮河以北被金国占领后，金国取代宋成为第一产煤国。美国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一书中写道：“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而宋朝采用煤进行冶炼的技术，比欧洲要早了七百年。

　　　　农业、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大等，都刺激了商业的繁荣。

　　　　在宋代之前，大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行政中心，而宋代却出现许多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当时的大城市里，店铺林立，汇集各地的商品，商业气息之浓厚，不逊今日。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图》，便可想象汴京当年商业之繁荣。在图上，有形形『色』『色』的商店，卖酒的、卖『药』的、卖布的、茶坊酒肆等，各行各业，无所不具，商店还挂着招牌，悬着小旗，招揽顾客，还有桥头路边的贩夫走卒，摇摆在河上的商船等。一幅图所能承载的内容有限，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泛黄的画卷，仿若走向千年前的大宋帝都。《东京梦华录》中这样写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殆可见当时帝都非但是商业之中心，几乎可称为世界之中心了。

　　　　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金融的发达。

第58章　拨开迷雾见繁华：宋代的经济奇迹（2）（）　
宋代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展，商品的大量流通，就需要更多的货币，金属货币满足不了需求。宋代除了金银、铜钱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币，币值轻而重量大，使用相当不便。交子最早出现于四川，这是有原因的。在平定后蜀后，金银被掠到京城，造成贵重货币不足；而四川商业向来发达，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的原因，正是朝廷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茶叶买卖，严令商旅不得私下交易，激起民变。农民起义失败后，宋太宗派张咏治理蜀政，而交子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起初交子只是一种信用凭证，即把钱存到交子铺后，换取一张可兑换的凭证，这样就省却携带许多铜、铁钱的不便。随着商业的发展，大家觉得交子使用方便，信誉又高，逐渐就直接以交子作为支付手段，便具备货币的职能。1023年，朝廷在蜀地设“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交子正式成为官方货币。这也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在六百多年之后，才出现纸币，美国学者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从这个意义看，宋朝的确显得十分“现代化”。

　　　　当然，交子的出现也引发新的问题。后来宋朝一度滥发，导致交子急剧贬值，形同废纸。这在世界纸币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宋代金融的发达，同样体现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二分利息贷款给农民，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王安石提出的二分利息并不算高，因为民间贷款的年利息往往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甚至在百分之二百以上，青苗法实施不利，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地方官吏以各种名目擅自提高利息。再如“市易法”，『政府』设“市易务”以平抑物价，商人们也可以向市易务抵押贷款或赊贷货物，这也是采用金融手段维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