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卧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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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雅各布
跟其他很多人相比，他早早地就败下阵来。那是一九一五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圣玛丽一奥米纳。清理战场的人在一个洞里发现了他。他背朝天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们发现他嘴唇还在动，接着又低声说着什么，才意识到他还活着。
他的身下压着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身上那件沾满鲜血的粗布军服与另外那个人的尸体粘在了一起。清理战场的人无法把他们分开，只得用剪子剪碎衣服。然后他们把科罗韦纳放在一个担架上。这一时刻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变得很模糊。
他在一个乡村医院里待了两个月。他匍伏在床上，两手抓住床垫，好像他还一直搂抱着他身下那个死人的躯体。战争的喧闹声消失后，紧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时，将要死去的狙击兵嘴里吐出一个词，这就是科罗韦纳在被清理战场的人发现时低声念叨的那个词。
根据他后来得知的情况，他估算出在发起进攻和他被人找到之间有十一个小时，这期间他和那个濒死的人始终紧抱在一起。在这十一个小时中，科罗韦纳听到他在呼唤，感到了他的气息，而此时他自己的血在一点一点往外流。后来在乡村医院的两个月中，他仍然那样趴着，脸陷在床单里，就像是那个人的军服，还是不断地听到那个垂死的人的最后呼唤，听到一个不幸者嘶哑的嗓子有气无力地重复着三个音节，声音越来越微弱。
在一个冬天的早上，他离开了医院，身上穿着陌生人的衣服。由于他提出要求，人们又给了他一包东西。
出了医院，他买了一份报，但没有把它打开。他只是想御寒。他把报纸塞到厚厚的衣服里面，放在棉布和被弹片划出一道道疤痕的皮肤之间。从脖子到背部，布满了深深的、苍白的长条伤疤，这些原来裂开着的伤口，后来合上了，人们用手粗粗地。马虎地像缝补破旧衣物那样将就着缝上了。他从战争中带回来一条长长的白色三角巾，绕在脖子周围，又光又滑，又足以护住他的伤口。就是因为负伤，他获得了提前退伍的资格。而且，作为对他服役的报偿，某个有关当局后来允许他入了法国国籍。
他回到巴黎，从北站下车。他又见到了十年前当他从俄罗斯来到这里时看到过的各种标志。在医院里，他下决心不回到这里绝不拿起画笔。他希望这将是一次新生，像第一次那样。
第一次，那是一个早晨，他踏上了一个异国城市的土地，这个城市在他的梦想中好比一块空白的画布，全世界的所有画笔都能在此作画。他下了一列火车，在他看来，车子的最后震颤好像意味着一个旧世界——他的旧世界——痕迹的消失。除了一件黑色长大衣以及一些铅笔、画纸以外，他身上一无所有。
他在站台的尽头坐下。他画了一幅画，从遥远的故乡来到这里的整个旅途中他都幻想画这幅画。这幅画是那里的法律禁止他画的：一个人体。
这次他做了同样的事。他在站台的尽头坐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画本和一支铅笔。他的手在纸上颤抖，因为自受伤以来他没有作过画。他选择一位正在检查机车螺母的机械修理工作为模特，勾勒出了头和身体的轮廓。顷刻之间，以往那种魂不守舍的感觉又出现了。接着，他的手沉重得不知如何在纸上下笔。铅笔头被他折断了。
他站起身又往前走。他很害怕，比惊天动地的大炮声更让他感到恐惧。
他走上巴黎街头，向蒙帕尔纳斯走去。建筑物全都关着大门，街上没有行驶着的电车，铁栅栏后面的餐馆也都锁着门。他走到一家面包坊前，橱窗里陈列的只有一种面包。一个老妇人正看着橱窗，两只手扶在一辆小车的车把上。当他一走到她旁边，她便走开了。他清楚地听到她辱骂他的话。他明白，如果年轻人不露出某个非常明显的伤口痕迹，他们在这儿就被当作贪生怕死、胆小懦弱的人，或者被当成逃兵。
老妇人推着小车一直走到一列队伍后面，人们一面跺脚取暖一面排队等候在一个供应点前面，那里在配给煤炭。
科罗韦纳穿过塞纳河。他本来可以去约瑟夫·巴拉街，那儿有他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从朱尔·帕森那里接过来的画室。但是恐惧感，就是那种恐惧感把他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想先去看看其他人。他需要他们的微笑和鼓励。这也是一种躲避现实的方法。
他沿着卢森堡公园一直走到瓦万街，然后往右拐，朝北边十字路口走去。在走进罗通德咖啡馆之前，他犹豫了片刻。
他最后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戴着一顶法国炮兵的军帽，穿着工兵的军大衣和殖民军的长裤。当时他刚应征入伍，被编入巴黎第二外国军团。利比翁老爹请客招待大家，他拿出酒，斟在玻璃杯或军用水壶里。在咖啡馆两侧的街道上，队伍正往北向贝尔福雄狮雕像开去。步兵们踏着必胜的坚定步伐，高喊〃打倒威廉〃和〃进军柏林〃的口号。他们打算杀死德国皇帝，轻而易举地攻下他的首都。妇女们向士兵抛掷鲜花。紧随其后的是巴黎运输公司的马匹，它们也被征调来为民族大业效力。
一年过去了，谁也没有雄纠纠地行进在恩特登林登大街上。巴黎的街是空荡荡的。不在的人大部分都在马恩河附近青绿色沼泽和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行进。
科罗韦纳推开了咖啡馆的门，里面同样是静悄悄的。没有了往昔各种外国话混杂的喧闹声；因为国境线被关闭了。他走进那里就像一个避难者，如同来自一个被遗弃世界的幽灵。
他向酒吧走去。吃角子老虎还在原来的地方。他认出了在他出发那天早上就挂在柜台后面的作品：帕森的一幅画、莫迪格利亚尼画的一个陌生少女的肖像、毕加索完成并签名的马克斯·雅各布肖像的小样。
咖啡馆老板利比翁端着盘子在靠里边的厅堂里走。他的灰白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还是穿着那件总不离身的礼服。
他向科罗韦纳走来，友爱地冲他笑了笑，并且说他早就听说他负伤了。列夫回答说他已经提前退伍。他询问其他人的下落。莫迪格利亚尼因病不能服役。毕加索没有报名入伍。布拉克、基斯林和桑德拉尔受伤了。苏蒂纳在雷诺工厂造炮弹。弗拉曼克在某个军械工厂当工人。帕森在伦敦，皮卡比亚在美洲。德兰、卡尔科和马克·奥尔朗在法国北方的战壕中打德国鬼子。
利比翁的目光迅速地在大厅的上方扫视，但没有停留在什么地方。他已经失去了列夫所熟悉的那种机敏，从前他能留意顾客畅饮时的一举一动，捕捉很快喝完酒的人，发现哪位女士没有脱去帽子。他现在十分伤感，不再有热情。
〃你还记得总动员吗？〃
〃记得。〃列夫回答。
〃那时我们真傻……我们对这有点相信……那一天，我用酒款待了整个巴黎。
把我的老本都搭进去了。〃
〃战争开始的那些日子，大家总是互相祝酒。后来，倒霉就开始了。〃
科罗韦纳在一个靠柜台的桌子边坐下。街道在不远的地方像拼图游戏那样显现在眼前，一块块拼图出现在玻璃窗上的长条纸之间，贴纸条是一种保护措施，为的是防炸弹、炮弹、榴霰弹和装甲火力爆炸时的冲击。
利比翁走近来，把一杯酒和一个三明治放在桌子上。列夫已经忘记了火腿的味道。这种烈性酒让他想起了阿波利奈尔，是他使科罗韦纳发现这种酒的。这就是尚贝里草莓酒。
他需要一个安身之地。他回到了约瑟夫·巴拉街的画室。门房的萨洛蒙夫人把钥匙给了他。看到他只带着一个纸口袋回来，她惊奇万分。她很高兴又见到他，并说：
〃宁肯这样，总比什么都没有了强。〃
一九一四年他出发的那天，她呆呆地站在基斯林和他的面前，眼睛久久地瞟着他们的军服，忧心忡忡地随口说了一句：
〃别太快学会杀人。〃
她和利比翁老爹一样，关切地仔细审视他，在他回来后的几个星期里，其他人也都用同样的眼光探测他：估量他的伤势，也就是说负伤的后果。
他走上楼梯。萨洛蒙夫人一声不响地跟在他后面，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以便看清他没有失去什么东西：四肢既不残缺（这她已经知道了），还都能照样活动。
他很费劲地推开门。房门打开，过去的生活立即展现在他面前，颜料的芳香使他浑身肌肉松弛下来。松节油比火药的气味好闻多了。
他一下子觉得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在暗淡的光线中，他看到了画架、油画布、插画笔的大口杯。他拉开窗帘，让日光射进来。苍白而微弱的光线照到了他从前作的画上。画室犹如一个墓穴。颜料都干了，地板、洗脸池、桌子、画框、洗笔罐、调色板上落满了灰尘。
他长久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敢碰这些东西，它们就像他身上的皮肤一样。
然后，他蹑手蹑脚地在他的画具、家具等物品间形成的窄道上缓缓地走。他逐个逐个地观看放在那里的作品。首先是沿墙壁靠着的油画，然后是放置在画架脚下的油画，塞在画夹里的画，还有木炭画、铜版画、水粉画、水彩画。他又发现了一些老画、在拉格朗德一肖米埃画院里画的速写、裸体画、野兽派画的试作、他在一九0 九年的独立派画展上展出的第一幅油画、总动员前他正在作的画：桑德拉尔和卡努多在多姆咖啡厅，正在召唤外国艺术家们为法兰西而献身。
他没有看那四幅费利克斯的肖像画。他把它们和纸口袋一起放在画室的角落里，同时放到那里的还有一幅老的油画《安娜》——画的是他故乡的一位姑娘，以及他特别钟爱的几幅作品。
夜幕降临，他找不到点灯的油。因为宵禁他又不能外出，只得借着月光待在画室里，冷得他牙齿格格作响。他不想睡觉。他把从自己国家带来并且还保存着的黑色长大衣穿在身上，在他的各类图画间踱步，时而抚摸抚摸画笔粗糙的毛、画布上的纹理、调色板上干涸的凸起。
早晨，太阳升起，一缕细细的阳光射在墙上，好像在朝你微笑。水被切断了。
列夫劈碎一个画框，放在洗脸池里，点上火，就这样把手放在这小小的火堆上取暖。接着他在自己的画具中翻寻。颜料和画刷都没法用了，但他发现一张灰色的画纸和两支彩色粉笔，一支是黑的，另一支是白的。他把纸钉在那幅上面画有桑德拉尔和卡努多的未完成油画上。他在画夹中寻找，找到了一九0 五年秋他刚到巴黎时作的木炭画中的一幅，这是他凭记忆复制的画，正是那幅原作招致家族会议作出把科罗韦纳从基什尼奥夫赶出去的决定，因为他画的是安娜躺在草地上的裸体像，她微笑着面对生活，把自己奉献给艺术和科罗韦纳本人。
他把那幅木炭画放在画纸旁边，只为作一次临摹。他勾勒出身体的轮廓，然后借助纸的灰色把背景涂上阴影。他用白粉笔勾出脸部线条、圆圆的双颊、额头的轮廓。接着是鼻子、眉弓、脖子的线条，一条胳膊挡住一个裸露的乳房，另一条胳膊则撑着头部。
他退后几步看了看，发现一无是处。只有一些零散的斑点，一些颜色较暗的碎块，几道模模糊糊的线条。
他又回到画架前，撕碎了灰色画纸，把它放在洗脸池里点火烧着。他把手放在火上取暖，直到手烧得起泡为止。然后他倒在床上，把脸埋起来，就像埋在鲜血染红的土地里一样，他声嘶力竭地喊出那个词的三个音节，直至昏厥过去。
科罗韦纳离开了约瑟夫一巴拉街。他决定不再回来。他很想闻一闻其他画家使用的松节油味道，因为在他看来他的松节油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干涸的液体。他委托萨洛蒙夫人把他战前的画商找来；除了靠窗户放着的那些作品，他必须腾空画室。
整整几天他不说一句话，四处飘零，从一个藏身处到另一个栖身地。他在罗通德咖啡馆的盥洗室梳洗，在建筑物的深处或避风的门廊里睡觉。他总是把黑色长大衣裹在身上，背靠墙坐着，两手平放在冰冷的地上。如果他摔了跤或者失去平衡扑倒在地，他的姿势总是像前线清理战场的人发现他的时候那样：紧紧抱着那个压在他身下的人，断断续续的三个音节不时向脑海袭来。他猛地爬起来，竭力驱散这位早已离开人世的受伤朋友的阴影，他既无力留住他又无法宽慰他。
他总是打着寒战等待天亮，沉浸在回忆中不能自拔。
没有工作可做。有一家军用器材厂开在德朗布尔街，但是他们不招工。科罗韦纳曾经搬运过成筐的蔬菜和水果送到市场，但不久就被辞退了。他跑遍了所有火车站，干过从火车上卸货的活，但是包裹太重，压在背上疼痛难忍，就像有螺旋钻在钻孔。他还在晚上宵禁前打扫过利比翁咖啡馆的大厅。他在等待一笔抚恤金，可始终没有发下来。
有一天，他遭到一群穿军装的休假军人的毒打，他们走进罗通德咖啡馆的时候，看到他和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