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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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到人员构成，是以名单时见增删，较早的徐祖正、梁遇春，较晚的穆旦、汪曾祺，均在其列。
然而被列为“京派”者，既有小说家、剧作家，又有诗人、散文家，还有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要指出他们“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已属不易，认定他们“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更其困难。是以论家往往限于某一文学样式，挑出一二代表人物，总结出所谓“京派特色”。譬如前期举了废名，后期举了沈从文，以为以作者论，大约可以沈氏自称的“乡下人”概括；以作品论，大约可以“乡土文学”概括，而这正与“海派”作家之为“现代人”，多写“都市文学”形成对比。但却难以推而广之，涵盖所有“京派”作家。何况沈从文本身就对废名最具风格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深致不满，认为前者“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的美”，后者“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的精力的工作罢了”。（《论冯文炳》）甚至将其与“海派”穆时英相提并论：“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论穆时英》）
讲到这里，差不多要退回“实际上并没有京派”了。反正有“京派”这个名目，有一批成就或大或小的作家，其间关系却难以厘清。在我看来，最好是不管什么“京派”不“京派”，径直去读他们的作品。好在近年文献整理工作成绩卓著，其中大部分人的全集或文集均已面世。通读之后，再去考虑他们各自“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如何，“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如何，进而超越具体文学样式，看看彼此是否可能存在相通之处。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报告读后感的地方。且将后来论家所言“京派”搁置一旁，回头看看当初怎会生出此一名目，其间纠葛又是怎么回事。
二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于文学创作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j…却与平庸为缘。”所论本来不分“京”、“海”；“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云云，更对应得上“京派”的特色之一：他们多半是北平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
上海的苏汶（杜衡）起而反击，所作《文人在上海》一文（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指责沈从文“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沈从文遂作《论“海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大公报·文艺》）和《关于海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公报·文艺》），进一步阐发己见。多少承袭周作人从前在《上海气》中所说：“上海滩本来就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然而沈氏并未自许“京派”，只讲：“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论“海派”》）
这里插说一句：正因为如此，师陀后来像沈从文一样不承认曾有“京派”存在，进而连“海派”也一并否认。有云：“沈从文当初提出反对‘海派’，也许是讲‘海派’写作不严肃，不包括思想问题。既然如此，也就不应把‘京’‘海’两派写进文学史，更不应编什么‘京派’小说选，‘海派’丛书。因为对任何作家，他本人总认为写作是严肃的。京海两派均非流派，西方文学史我知之甚少，中国文学以地方分的，似乎也仅有所谓‘江西诗派’，那是它的作家所追求风格不同。”（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致沙汀）
回到前面的话头，当年参与“京”、“海”之争者尚有他人，特别是鲁迅。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文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之说，未必由鲁迅首创；“京派”以“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划分，具有“官的帮闲”性质，却因此一语定谳。
以后鲁迅又作《“京派”和“海派”》一文（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第二卷第四期），以“京派大师”代沈从文，以“真正老京派”代周作人，此外还有谁属于“京派”，则未列举。不过鲁迅对自己先前的说法略作修正：“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大概在他眼中．沈、周二位与“海派小丑”苏汶、“真正小海派”施蛰存及“半京半海派”林语堂，已经无甚区别。
很长一段时间，谈及“京”、“海”两派，均以鲁迅上述论断为据。前引沈从文、师陀的话，却不无抗议之意。沈从文更说：“鲁迅批判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但鲁迅批评他们，那完全合理，我指摘他们那便完全不合理。”（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与金介甫的谈话）主要指对“海派”的看法而言；至于“京派”，则要复杂多了。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讲“‘京派’是官的帮闲”，与现在所说“京派”作家全不搭界，就连与《“京派”和“海派”》中指定的“京派大师”和“真正老京派”也对不上号。倒是先前一篇用他的笔名发表，实际上为瞿秋白所作的《王道诗话》（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报·自由谈》），似乎可以用作这一考语的说明：“‘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只是鲁迅把“帮忙”改派给“海派”，“京派”则换成“帮闲”了。——显而易见，鲁迅所谓“京派”包括胡适和其他《独立评论》作者在内，否则有关论断就要落空。至于论断确当与否，则是另一问题，姑置勿论。无论如何，这与沈从文讲的“文学者”，与“海派”文人所反击的“京派”，没有多大关系。
鲁迅还有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一语即出此中，所说：“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入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似乎也与“官的帮闲”相符。而这又恰与后来朱光潜的说法对上号了。
三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另有一番话说：“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使人联想到此前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以及此后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显然“京派”也指过去“北京学界”他的一帮“伙伴”，如刘半农、钱玄同等，还有胡适，——“官的帮闲”与“京派”，就此搭上边儿了。
前引《“京派”与“海派”》的话中，隐约可见另一个人的影子，即周作人，虽然他只能算是界乎“身稳”与“身退”之间。鲁迅对于“京派”的批判，其实是对于周作人及“小品文”的系列批判的一个环节。只是始终未提周作人的名字；讲得最明白的，只有《“京派”和“海派”》中“真正老京派”那一回。
周氏兄弟一九二三年失和；其后一段时间，却仍然并肩作战，在女师大事件以及与陈源的论战中均如此，直到一九二八年一并受到创造社、太阳社“革命文学家”的批判。此后鲁迅通过翻译出版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转向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并成为其领袖；周作人则坚持一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京”、“海”之争，不无二人暗自较量之意。
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周作人概括自己的看法：“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燕知草〉跋》）此种“反抗”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是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周作人认定现代散文——也就是他过去倡导的“美文”——可以承担这一使命，而且自有渊源，即“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杂拌儿〉跋》）。下一阶段他的思想，至此已见端倪。继而他借用“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概括文学上的两种潮流（《金鱼》），以“言志”承袭“反抗”，并上溯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载道”则指与之对立的一切，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在内。“言志”所涵盖的并不止是周作人自己的写作。此时在他周围，已经聚集了志趣相当的一群人，包括同辈的钱玄同、刘半农、张凤举、徐祖正，日后被称为“苦雨斋四大弟子”的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和沈启无，以及梁遇春等。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废名和冯至合编的《骆驼草》周刊问世。发刊词所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以及“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徐祖正、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梁遇春、冯至等。是该刊的主要作者。论家后来将其中不少位划归“京派”。
自一九二八年末以来，周作人的创作陷入低潮，唯《骆驼草》出刊的半年期间写作较多。他提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冰雪小品选〉序》）过去所说“美文”，至此已为“小品文”所替代；后者涵盖了前者的文体特色，而更强调其渊源性和反抗性。周作人为自己以及志同道合者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武器是“小品文”，旗帜是“言志”，以与一切“载道派”相抗衡。一九三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