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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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韦守德和老杠先后遭人闷棍，我好奇怪，是有人在帮我，还是他们另有仇人？按原计划我是要给他们都来这么一棍子的，可我给张业民的样子吓坏了，不敢对其他两个人下手。为此，我还到河边跟弟弟道歉，希望他能原谅我这个胆小如鼠的哥哥。
14．我看着杨保红的脸，多么英俊的一张脸，上面几乎没有表情，还显出些呆板。我突然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十六岁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藏得了这么深的一段往事。我除了感到震惊还感到残忍。
真是奇怪，是谁收拾了韦守德和老杠？杨保红的脸上充满了疑惑和不解。这种疑惑远远超过了他对将要加在他身上的处罚的忧虑，我甚至没有感到他有丝毫忧虑。
我相信杨保红的话，我相信他只袭击过张业民一人。但这样一来，这只能算破了一半案，我还得继续寻找袭击韦守德和老杠的人，那又是哪一天的事了？我等不了了，我的公务员报名等不了了。
杨保红的故事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与杨保红做了一次深入浅出的交流。表弟，哥明白你的心情，你懂事，你重感情。你放心，既然这事出了，哥不可能不管你，你肯定能算自首，未成年人也不会判得太重。眼下只有一件事情比较难办，就是你说你只打了张业民一个人。照你先前说的你恨他们三个人，没有人会相信你只打了张业民一个人就停手了。这么一来，你的自首行为就站不住脚了。再说了，你想想，你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有人帮你做了，算是帮你报了仇，你是不是应该要感谢这个人呢？你全认了，派出所不会往下查，那人就安全了……
杨保红安静地看着我，听我说话，终于，他眼里闪过一道光芒。袁涛哥，他们三个人都是我打的。杨保红说。
我松了一口气，把手放在杨保红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我的眼神告诉他，我赞许他所做的一切，他是个男子汉。
我将材料做好交给老吴。想不到一个孩子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我说。
老吴说，这杨保红好像是孙敏的表弟？
我说，是啊，孙敏为了这事已经上门来骂过我好几回了。
老吴说，这就叫大义灭亲，难得啊。老吴拉开抽屉，拿出我的报名表，哗哗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盖上一只鲜红的公章递给我，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很难相信报名表到了我手上，我受宠若惊。尽管拿在手中的报名表轻若无物，我的心情是饱满高涨的。
六个月后我被县司法局录取为一名公务员。这时候杨保红已经被送到县里的劳教所，劳教时间是两年。
我和孙敏去看过杨保红。他个头蹿高了，肩膀宽宽实实，嘴上青楂楂的胡子，是个男子汉了。
杨保红见到我们只说了一句话，给我带面镜子来。
我后来问了管理人员，我们能不能给杨保红带一面镜子，他们说没有必要，他们还说房间里都安装有镜子。于是，这桩小事我很快抛到脑后了。
到司法局上班我的日常工作是整理汇编资料，这个工作琐碎但不太忙。每天我可以看完报纸喝完茶才开始工作。我的腰渐渐圆滚，晚上很少做梦，睡得很死。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喝完一杯浓茶，看完一叠报纸，实在找不出别的事干。我将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我不经意地想到杨保红，我想，我应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究竟那剩下的两棍是谁打的。
责任编辑 陈东捷
入殓
张新乐
“多好的老汉，怎么说走就走了！昨天傍晚，他还帮我拎菜呢！”张大娘吵吵嚷嚷，摇摇晃晃进了院，手里的拐杖敲得砖院子嘣嘣响。满院的人又都抹一把泪，让出一条道。我搀扶她到东边家坐下。
张大娘掏出粗布方巾，捏一把鼻涕，擦一把泪，啊呼呼一长换一口气，而后问道：“寿衣、寿被都预备好了吗？给老汉置个高枕头，他驼背，枕高点，躺着舒服。”南圪塔上的人没了，主事入殓都听张大娘的。遇到七嘴八舌，张大娘说句话，一锤子定音。
姨姐抹抹眼泪，哽咽着说：“打发人去买了，只是没想到高枕头。我再打发人去。”
张大娘说岳父驼背，我怎么没有觉察？岳父长什么模样，当女婿的应当清楚呀！
1971年古历正月初三，我跟介绍人登门相亲，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从南关进县城，往西边小巷一拐，再往北边的胡同一拐就到了岳父家。院门坐西朝东，简易的青砖门楼，漆黑的两扇木门，蓝地白字的门牌上写着南圪塔68号。拧开钮子，推门进院，门撞得铁铃当啷啷响。砖院子不大，没有柴草猪圈，焦炭放一个砖池，烟煤放一个砖池，整齐有序，干净利落。迎面靠北有间小饭厦，供热天做饭用的。北面五间瓦房，宽宽敞敞。西边家一门两窗，门开在正中间。东边家一门一窗，门靠西边开着。墙是土坯做的，底半截座了七行砖。窗户又宽又大，全都装的玻璃，明晃晃耀眼。窗台上摆满瓶瓶罐罐，还有几只大大小小的烧杯。那时这样的格局与乡下的房子大不相同。
岳父听到门响，急忙弓腰迎接。他身着深蓝色中山装，两只袖子挽过手腕，头戴黑色呢子帽，没有一点点农民气，不见半些那样的味儿。他满面笑容，边走边点头，点头的幅度很大，近似鞠躬的样子，特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他接过自行车，支在院子里，顺手从正房门上取下布条条制成的掸子，给我俩一一打土。进了屋拎起暖水瓶就倒洗脸水，而后再让座让茶。寒暄过后，他去切哨子、擀面条，备酒备菜。岳母陪介绍人说话，谈的大多是他们学校里的事。
我吃饭爱出汗，第一次在岳父家吃饭越发地出汗。越出汗越着急，越着急越出汗，筷子也不夹菜了，巴不得赶快吃完。岳父眼尖没吱声。起身给我拿过一条热毛巾，点点头，笑着说：“擦把脸，消消汗，踏踏实实地吃。小伙子，得吃饱。”毛巾白白的，带着檀香味。热乎乎的毛巾捂在脸上浑身舒坦，所有的神经都恢复自如。我抬头仔细端详岳父，他端坐在小板凳上，身板倒也挺直，并不因饭桌低矮而弯曲，比我高出一大截。
出了门，介绍人问我行吗，我说行。介绍人说，我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可掂量好了。我点点头，很坚决。我说掂量好了，不知是被妻子那张漂亮的脸蛋迷住了，还是让岳父一条热毛巾俘虏了。
都说岳母疼女婿，其实，岳父见我比岳母还要亲。我每每回家，铁铃当啷啷一响，他就出屋相迎，点头、致笑，接车子、递掸子、倒洗脸水，让座让茶，这套程序从不减少一个环节。岳父不只对我这般好，见了哪个女婿都一样。我们几个女婿碰到一起说这事，心里都有些不自在。岳父做事颠倒，好像他亏欠我们什么。慢慢的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在岳父突然走了，我不敢想象，以后再回妻家会是怎样的情景？
“老汉人真好，满世界找不到他这样好的人。”张大娘长叹一口气，把昨日的真实变成今日的回忆。“不管见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用的没用的，老远就笑呵呵给你点头打招呼。满圪塔上上下下，没人能说出老汉半个不字来。过了腊月二十三，老汉就搭上红纸写对子，挨家挨户地送。送到家里，把卷好的对子展开，告你哪幅贴院子门上，哪幅贴屋里门上，哪幅是上联，哪幅是下联。一一交代清了，再把对子卷好，用绳绳绷上。烟不抽你一根，水不喝你一口。你送他，他都不让你迈过门槛。”张大娘满眼泪水顺着纵横交错的皱纹，溢满沟沟岔岔，满脸一片汪洋。
姨姐匆匆过来问张大娘：“枕头买啥样的好？是买洋枕头，还是圆枕头？”洋枕头也唤“洋枕”，同“洋火”、“洋钉”的来历一样。“洋枕”多用白布做，宽和长差不多，上下两片，四周缝合，外加裙边装饰。枕头正面有绣花图案，背面留口装枕芯。圆枕头也就是中式枕头，两头堵头方方正正，四角裁成圆弧状，上面描着彩绣着花，四面用黑布缝制，里面装满麦草，圆鼓鼓的。
张大娘用方巾擦擦泪，语气肯定地说：“就买圆枕头。人老归天，枕个圆枕头，一辈子圆圆满满！”
我给张大娘倒杯水，张大娘摆摆手，没心情喝，继续悉数老汉的好处：“这些年有钱了，家家户户都翻盖门楼，到巷子里走一走，看一看，哪家门楼上的字不是老汉写的？你几时要，老汉几时写，碰上吃饭，立马放下碗，碰上扫院子，随手放下笤帚。一写写好几幅，让你拿回去挑。老汉人好的没法说，有时候反把你弄得着急哩！”
子善进来拿东西，接上话茬补充道：“大街两边的牌匾，好多是老汉写的。”
张大娘说得满屋子人点头如捣蒜，她说的这些事大伙儿都知道。其实岳父还有许多好，从来不让外人知道的。有一回我俩说到什么事，他打比方教育我。门边有个姑娘常到他家自留地里偷西红柿，有人看见悄悄告诉他。岳父说，早就知道了，她家里穷，没菜吃，摘就摘去吧。这事千万别声张，姑娘往后还要嫁人呢！
门外哭声撕心裂肺，一边哭一边诉，我侧耳一听，是大姑来了：“仁娃，你咋就这样命苦呀，死都死到姐前头。”我赶紧跑出去接大姑。大姑手拎深灰色布包，包里鼓鼓的，沉沉的。我伸手去接，大姑没松手。她直直奔向西边家，坐东头炕上，守在岳父身边，晶莹的泪珠滚过风韵犹存的脸庞，手里的布包紧紧揣在怀里。
岳父小名叫仁娃，曾用大名郝怡仁。他自小没了爹和娘，大姑背着抱着把他拉扯大。1938年初，小鬼子逼近县城，他毅然放下书本，偷偷参加牺盟会。牺盟会好似一块“两面板”，阎锡山应名当会长，是白色的，薄一波暗里掌实权。应属红色的。薄一波想让谁当县长，牺盟会就报告阎锡山让谁当县长。阎锡山才不傻，鬼精灵，脚踩三个鸡蛋跳舞，明里跟着国民党，不说“抗日”说“抗敌”，暗里拉拢共产党，防备国民党和小日本。有这样的县长便有这样的县政府，说它是白色的也是白色的，说它是红色的也是红色的。岳父加入牺盟会，跟着县长当了官。
1938年3月，小鬼子占领县城，县政府撤离到北山，领导抗日打游击。岳父印发《告全县同胞书》，其中有四句诗，流传很广，我上学前就会背，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岭连岭，山连山，山山岭岭紧相连，男女老少手挽手，众志成城抗敌顽。”岳父胆子小，离枪远远的，正好枪也少，想配也配不上，于是，县长对他说，你那支笔就是一门小钢炮。
北山冰天雪地，岳父没有棉鞋穿，岳父脚后跟冻出裂口，血痂痂粘住袜子，脱都脱不下来。用水先浸泡，一盆水变成一盆血。口子又深又长，没办法愈合，把松香弄成末，一点一点填进去，再在火上慢慢烤。松香见火就着，噬噬冒黑烟，疼得满脸流虚汗。
在北山打游击的日子，大概是岳父最舒心的岁月。空闲的时候，他常常站在院子里，两手叉腰，遥望北山，眼里充满欣慰。当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作为一个普通国民该做的事他做了。
“仁娃，你就不能再等一等，等着看到那一天呀！是姐害了你，让你一辈子受冤屈……”
姨姐在一旁劝大姑：“大姑，你别再责备自己，多亏你救了他，不是你哪有我们今天呀！”
大姑摇摇头，狠狠拍打着布包：“是我害了他，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大姑的哭诉全是泪，隔着窗户，把人的心浸寒了，泡酸了。
北山那段岁月似流星，划过天空一闪即逝。1939年末，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大肆捕杀地下党和牺盟会干部。一天夜里，县长主持召开秘密会议，警察局包围了会场，岳父小腿负伤被俘，县长掩护撤退被擒。二人关进县监狱，等候宣判枪决。大姑得知信息，又卖房子又卖地，重金贿赂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带着护卫，把岳父蒙了眼，捆了手，趁夜黑，骑快马，踏冰过河，扔在黄河西滩。第二天，县长被五花大绑，几把刺刀顶在腰间，从东城游到西城，末了押赴刑场一枪崩了，尸体烂在荒坡上，没人敢去收。大姑说警察局长是她花五百块大洋买通的，外人都说大姑用了美人计。此事关乎掉脑袋，光花钱能买通？大姑人称“月里娥”，谁见谁流涎水。警察局长“老骚狐”，都在背后戳指头。
岳父养好伤，打算去延安。大姑说你算了，不能去。你和县长一块进去的，县长崩了，你跑了，人家不说你是叛徒才怪哩！你得隐姓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