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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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灵感……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家个人，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艺术服务政治，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仔。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小说的开头，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的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描写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这段旁白的用语有点翻译味儿，例如，被注视就不如说是受到注视更顺当。但是“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说法，如果说成是人们围着他们请示工作和申诉意见，就不够味儿了。我以为，一种来自外文的语法与构词造句方式，一旦为国人所接受，就成为了语言的新的资源，新的补充，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古老长寿的汉语带来某种新意。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绝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一动笔就是这么个格式，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同行亲口告诉旁人的话：“‘四人帮’倒的时候我还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难不住咱们！”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最狼狈的时候我对老婆说过，别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会坐上小汽车！”
啊，文学！最初与你邂逅的时候你是高扬在九天的艺术的安琪儿，有点神秘，十分纯洁，无比的动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欢乐更深情，我想着的是怎么样地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围绕你，服从你与吟味你，用最最尊崇与细致的体贴来表现你，用最最美丽与善良的感悟来接近你，生怕有对你的些许亵渎与冒犯……
而现在，曾几何时，狂风恶浪，电闪雷鸣，狗血喷头，死去活来，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咤暗呜，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轰击，改头换面，弃旧图新，指天划日，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终于，我明白了，文学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艺术是一种手艺，是一种材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糊口的方式，是几个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抠抠拽拽，你要它粗它不会细，你要它大它不会小，你要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向西！一石三鸟，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提升自己，皆大欢喜！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雨，瑞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飞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稭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喜从心来，五内俱热，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
二 日子又开始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此前不久，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对于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
《队长……》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诗，虽然不是样样贴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沧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脉相承。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果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吗？是乍暖还寒抑或是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阳谋？不是几个勇敢分子的横冲直撞，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
我五内俱热。我弹额（早已无“冠”可弹）相庆。我不恤一搏。我同时又是左顾右盼，不惜用最险恶的心意去作好应对险恶的突变的准备。半生多事，波诡云谲，历史起落，吞噬无情，生聚教训，动辄二十余年，到了这步田地，天真、幼稚、轻飘，就是犯罪也。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那样。也是在东德的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德意志民歌《有花名勿忘我》，所有这些被扼杀被活埋了的柔软的心灵的颤抖，居然还有复活的一日，还可以被引用，可以成为王某小说新作的素材。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惩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的事。果然此时与此后，都有明白人说王某对那个孩子太严厉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呜呼，你就不能设身处地想想作者的处境吗？
无论如何，我借着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泪。作品描写市委书记严一行（一个直白的教条味儿的人名）的儿子蛋蛋，十五岁时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惩的后果，为此，严一行几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样地批判了儿子蛋蛋。我写道：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
许多天，在构思这一段应该说是抒情独白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反复地响动。你总应该觉得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背诵着，回旋着，沉重，深情，憋闷，决绝，像朗诵，像话剧台词，像哭吼，像低音大号。更像是从天空降下来的历史的叹息，宇宙的怜惜，或是一个藏在我的身体里的精灵在不停地提醒，宣示，翻滚。这段词已经成了精，与我昼夜相伴，我好像确实看到了一滴大大的眼泪，我好像已经感到了这滴眼泪的分量与热度。我已经无法躲避。
石破天惊！电闪雷鸣！
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的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的手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二十八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是怦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而小说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还有“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这样的严一行的心语。怎样揭批“四人帮”也是严守部署，无一字无出处，大大的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哪怕是交给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张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这么一些人，以专门研究和找茬子为他们从事他们实在无力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毕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
小说寄给了萧殷，萧老似乎对此作不十分满意，他回信说到我搁笔太久了，尚须恢复一段。我想他老不喜欢我的这种理性与直挺挺的抒情，这种大帽子与直接的政论。他在夏秋之际的《作品》上将此小说发为第二篇，头题是舒展的《复婚》，写一个“文革”中跳跃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讽刺，也比《最宝贵的》多了些趣味。
此后许多年，一位广东作家对我说，广东乃至南方作家在全国的文学作品评奖当中常常吃亏，原因是他们太重视文学的趣味性了，而北方的文学界的头面人物，重视的是思想性与政治性。有此一说，录以备案。
后来得知，这篇东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国之声》供职的深度近视眼的汉学家译成了德语，他指出，换心的故事发源于德国。
与此同时。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艺）编辑室的著名编辑黄伊的信，约我去北戴河团中央的疗养所去写作。
喜讯醉人。北戴河！是北戴河！是领导、巨商、要人、洋人（现在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雅号：“外宾”）们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欢去的地方。是大海无边。是sanatoria——疗养地，维吾尔语、俄语、英语都是这个词。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我要去。
出发前一大成就是把烟戒掉了。与旁人所说吸烟助文思的说法相反，吸烟使我困倦，我忙于构思与写字的时候，点火、放火柴头、吸烟、吐烟、抖烟灰、叼烟……刚才恢复写作，这些就都成了我的额外负担。而且，我压根就时有咳嗽（后来正式判定为慢性支气管炎），家人也劝我戒烟，我说戒就戒了。
我的戒烟方法与别人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