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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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认为金融产业的利润太大了，大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哈佛（本科）毕业生的一半都会去金融产业，这不正常。几年前我就说金融产业一定会大大缩小，至少要关掉一个投资银行。但没想到现在连一个投资银行都没有了。很多学生要到其他行业去找工作。有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学生问我，‘这次危机是不是意味着我得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然后，他谈这次危机的国际影响，“我不知道我的同事Richard Cooper今天来了没有。（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不同），我们两个有时被邀请同时参加‘路演’（以便大家参照对比）。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持续了大约15年，我们依靠在流动性很强的资本市场借贷外国资金来弥补这些赤字。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危机，流动性微乎其微，我们需要借更多的钱来充斥市场，增加流动性。谁还愿意借给我们钱呢？至少不会愿意按以前的利率借给我们。”
最后，他强调“那些在市场赌错了的银行主管们，那些投资者，必须要认输；必须要让他们损失投资，否则市场规则就被打破了。有人说，银行业是美国经济的龙头行业，不能不救。但是高科技行业也是美国的龙头行业，经历了高科技泡沫以后，政府没有救，现在不是也一如既往吗？法律一定要严格制定，严格执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监管，而需要更有效更严格的监管。”
为金融创新辩护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是哈佛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时，他是其中主要的金融工程师之一。
默顿为金融创新辩护说，金融创新会继续，关键是要有“适合的”，“智慧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这次金融危机会在很大程度地改变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势，但是应有的金融职能不会改变。投资银行的名称会改变，但投资银行的作用仍然需要，仍然有实际意义。”他说。
“很多人用这次金融危机把矛头指向金融创新，但这不是金融创新的错，而是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监管不接轨造成的。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能开到每小时200英里，但是铁轨不能支持这样快的速度。我们应该做的是提高铁轨的功能，让它尽快适应发动机的高新技术。”默顿说。
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监管市场的政府官员，大多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懂得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他们怎么能够监管好呢？所以那些真正受过金融训练的懂得金融的人应该接管这些重要的位置，更加‘智慧地’‘科学地’制定监管条例，执行监管。不是要更多的监管，而是更有效的监管。”
默顿还谈到了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有人说，我没有在房产市场下跌时卖房子，所以我没有亏损。但是你的房子的价值已经跌了，你能用房子作抵押贷到的现金已经大大减少，能用房子换到的现金也大大减少，这些都是真实损失。”他说。■
三十一 如何培养领导才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耐认为，高效的领导需要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软实力指情商、愿景和沟通交流，硬实力指组织能力和洞察能力。而比软实力和硬实力更重要的，是相机行事的能力
什么是领导才能？一个人怎样才能领导别人？关于这个题材的书很多，但适合做教科书的太少，要么理论性很强，可读性很弱，要么可读性很强，理论性很弱。
于是，2004年，约瑟夫·耐（Joseph Nye）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退任后，想写一本既有可读性，又有理论性和严谨注解（footnotes and endnotes）的书。
这就有了耐的这本新书——《领导的能力》（The Powers to Lea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9月23日，在每周一次的讲座“美日关系项目”（the US…Japan Program）中，耐介绍了这本新书。
耐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耐有丰富的领导经验，除了1995年…2004年期间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还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国防部助理部长（AssistantSecretaryofDefenseforInternationalSecurityAffairs1994…95）。
一个人怎样才可以领导别人呢？传统的模式是“胡萝卜加棍棒”：顺我者会得到好处，逆我者会得到惩罚。
耐认为，拥有资源并不一定就有权力，就可以领导别人。领导力这取决于个人的性格特点，脾气秉性，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场合（context）。
丘吉尔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而在1940年上半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失败的、不称职的领导；在1945年被认为是领导二战胜利的大英雄，但很快就在大选中失利，丢掉了首相的位置，但在1951年又被选为首相。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个人素质和秉性并没有变，变化的是环境和场合。
在研究领导力方面，有一种理论偏重于强调个人才能、性格特点和领导魅力等等。
其中，“巨人理论”就说，公司领导和政界领导总体来说比普通人身高要高几英寸。还有人计算，平均每高一英寸就意味着年薪高几万块钱。但最强有力的反例就是中国的邓小平和法国的拿破仑，他们的领袖地位和领导才能是无可置疑的。现在有不少女CEO，她们的出现引起了“女巨人说”：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强。但耐认为，这些理论都是通过性别把人看死了，不具灵活性。还有人对遗传基因和双胞胎做很多研究，得出结论：人的成功三分之一取决于先天基因，三分之二取决于后天培养。
在国际关系领域，耐创建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概念，在这本新书中，他把这两个概念用于解释个人的领导能力上。
他认为，有能力的高效的领导需要具有“聪明的实力”，也就是同时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女性要想成为成功的领导需要更加像男人，男性要想成为成功的领导需要更加像女人。
软实力指什么呢？它包括三方面能力。第一，情感智商，指你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以此有效的影响他人的能力。领导了美国二战时的著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智商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他的情感智商却是出类拔萃的。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则截然相反，他的智商一流，但缺乏对情感的控制能力。
第二，愿景（Vision），即在现实的基础上对前景的憧憬。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对中东有憧憬，说美国进攻伊拉克，迫使萨达姆下台，就可以在中东实现民主。但这个憧憬90％以上脱离现实，造成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灾难。
第三，沟通交流。这不仅仅指口头交流能力，还包括行为示范的能力。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通过讲演感染人们，而印度领袖圣雄甘地则是行为示范的典范。
硬实力包括两方面。第一，组织能力，即组织信息、组织人员的能力。商学院总是区分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领导是可以巨大地改变现状的人，而管理人员的功能是如何更好的维持现状，使现行的机制更好的运转。
耐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没有提出很大的愿景，但他是非常好的组织者，把政府内部的信息处理和人员组织的井井有条，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成绩的总统。小布什则相反，非常有愿景；但政府内部混乱，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总统。
第二，洞察能力，即审时度势的能力，快速准确的认识判断形势，洞察对方的优势和劣势。
还有一种能力比软实力和硬实力都要重要，就是相机行事的能力，耐称其为Contextual Intelligence，即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行动，在什么情况下停止，恰到好处地处理任何事情的能力。
耐曾经问过一个很成功的CEO，“你什么时候自己做决定，什么时候咨询你的高层团队，集体做决定？”那位CEO回答，“如果一年咨询他们三次，这些高层人员早就走了；如果一年咨询他们18次，我的公司早就散了。所以我咨询他们的次数在这两个数字之间。”
那么，如何培养这些能力呢？耐总结了三条：第一，认识自己，即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第二，多学习，学习别人的经历和经验，从中吸取营养。第三，多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然后，再实践，再总结，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
三十二 辩论美国医疗政策
参与辩论的双方分别为麦凯恩和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双方都主张减税，但实现途径并不相同
医疗政策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永恒议题。那么，在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和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主张又有何差别呢？
托马斯·菲利普森
10月2日中午，哈佛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一场辩论，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一差别，因为辨论的双方，一位是麦凯恩的医疗政策顾问托马斯·菲利普森（Tomas Philipson），另一位是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
大卫·卡特勒
菲利普森是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经济教授，也是麦凯恩医疗政策顾问小组的八位成员之一，2003年…2004年曾任布什政府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高级经济顾问，2004年…2005年任医疗服务中心高级经济顾问。
卡特勒现任哈佛大学经济系应用经济学教授，1993年曾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2003年…2008年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负责社会科学教学的副院长。他以在医疗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闻名，曾任多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医疗政策顾问。
医疗政策格外重要，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消费每年高达两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3％。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是五万美元左右，平均每年支出的医疗保险费是1。2万美元，非常昂贵。大多数美国人通过雇主得到医疗保险，雇主承担50％…75％的医疗保险费用。如果雇主不负担医疗保险，这样的家庭和收入更少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承担。所以有5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即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医疗保险。
减税的不同路径
菲利普森和卡特勒都认为，提高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保险费用、提高医疗质量、注重病前防御是医疗政策的共同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双方提倡的途径却有本质的不同。
菲利普森主张减税。他提出，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家庭减税5000美元，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个人减税2500美元，这包括了失业人员，也包括有长期疾病、保险公司不愿覆盖的人。
菲利普森认为，任何税收都会扭曲市场行为，任何政府规定和要求都会限制个体的自由行为。因为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刚性，而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策规定不可能区分得那么细，很有可能带来负作用。所以他倾向给人们经济动力去做什么事，而不是要求人们一定要做什么事。
菲利普森还主张，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医疗保险费，具体做法是，打破保险公司州际的界限，允许不同州的居民申请不同的保险公司，让它们自由竞争。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太贵，也要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来抑制价格，而且不会打压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
“我是瑞典人，当然现在是美国公民。欧洲国家最羡慕美国的就是它的创新精神和鼓励创新的机制。一刀切的管制只会减弱这种令人羡慕的机制，磨灭创新精神。”菲利普森说。
卡特勒也许诺减税。但他提出的方案，不是给所有的人减同样的数量，而是按收入的高低相应减税，所以有一部分杀富济贫的效果。
要不要投资计算机系统？
卡特勒强调公共投资计算机系统，每年100亿美元，连续五年以改变20世纪的IT支持体系，适应21世纪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医疗档案的复制，人力的浪费和其他很多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会给公共投资带来很好的回报。
这些公共投资从何而来？卡特勒说，可以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