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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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中美日关系资深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作为此次讲座的评论员在藤崎演讲结束后评价说，“我一直认为日本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美国人）学习。例如，日本使用能源的高效，但还没有想到要从日本的经济危机学东西。”他接着回顾了二战以后美国驻日本的历届大使，指出他们基本都是美国政界要员。直到八年前，小布什任命了自己的私人朋友为美国驻日本大使。显然，如果美日外交关系上有任何问题，大使都可以直接反映到总统那里。在日本方面，日本驻美国大使都无一例外都是外交官出身。此外，傅高义还对藤崎的所谓三点建议做出回应——“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美国驻日本大使要想做到你的三点建议实在太难了，因为他们必须要面对国会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就被政治化了。”
藤崎听后则表现出几分幽默。“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美日关系项目的主持人，傅教授会不会提出很难的问题。她说，傅教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不会提任何为难你的问题。现在我看，她是错了。”■
三十五 比较奥巴马与麦凯恩的经济政策
曼昆和卡特勒比较了两者各个方面的政策，包括税收、医疗、气候、预算和国际贸易等方面
10月29日下午，哈佛大学经济系安排了一次对话，两位嘉宾是系里的两位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和大卫？卡特勒（David M。 Cutler），主题是评论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经济政策。
曼昆曾担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3年－2005年），总体来说，代表右倾经济学家的观点。卡特勒现任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高级顾问，总体而言，代表左倾经济学家的观点。
不过，经济领域不像在政治领域，非此即彼，很多事情是可以商讨的。因此，这次对话主要是介绍性质的，而不是辩论，两位主讲人各有半小时的时间。
哈佛大学的不少教授经常担任政府的智囊团成员，经济系系主任、统计学专家吉姆？斯道克（Jim Stock）安排这次对话，主要是为了让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能从这些重量级人物那里学一些东西。
曼昆的看法
曼昆首先声明，他现在是无党派人士。除了为布什总统工作过，他还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的经济顾问。罗姆尼退出总统竞选后，麦凯恩和奥巴马都想拉他入盟，他都谢绝了。
曼昆首先点评了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税收政策。“今年夏天油价高涨时，麦凯恩提出减免汽油税，这是没有任何经济学根据的，很明显是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就我所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政策，都主张汽油税只应该增加，不应该减少。在这一点上，奥巴马的反对意见是对的。”他说。
曼昆曾在课堂上讲过开车有种种弊端，包括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等，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增加汽油税是改变人们行为的一种方法。他对税收的一种理解是：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做什么事，就对这件事减税或免税；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不做什么事，就对这件事增税。这种税叫“校正人们行为的税收”（corrective tax），汽油税就属于这种。
曼昆赞同麦凯恩主张的减少公司收入税（corporate ine tax cut），认为，短期内对公司的股东有利，长期而言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奥巴马想提高汽油使用效率标准（the CAFE standard； or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standard），支持乙醇补贴；麦凯恩在这些方面持反对意见。
曼昆曾经撰文指责CAFE标准是政府管制的表现，有多种负作用。例如，汽车使用汽油效率增高会鼓励人们更多的开车，这是事与愿违。另外，SUVs（sports utility vehicles）不在管制标准之内，这会鼓励人们买耗油多的SUV。
在医疗保险方面，麦凯恩的政策是给每人减税5000美元去买医疗保险。奥巴马的政策是包括所有的人，但政府支出将很庞大。
曼昆说，希望在竞选之后，他们之间会取长补短。
至于药物太贵，高于其他国家的药品价格，曼昆说，更倾向于提高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的药品价格，而不是抑制我们的价格。因为抑制药品的价格就意味着制药业利润的下跌，就会打击医药产业创新的积极性。
“在我写的教科书中，有一个漫画：总统说，‘怎样才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呢？’他的顾问回答，‘这很简单，我们就是需要很多的钱。’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医药产业，医疗费用会越来越高，但只要产品可以更新换代，总有更好的药品出台就是好事。但这其中有一个平等的问题。比如，有一个神奇的药片，只要吃了就可以多活一年。但这种药很贵，100万美元一片，那么只有比尔？盖茨那样的富人才能吃的起。这是不是好事呢？所以这种逻辑也不能走极端”。曼昆说。
曼昆认为，国家预算的长期前景并不理想。因为候选人在竞选中可以不受预算的约束，但进入白宫以后就不能不面对现实。
奥巴马声称，不会提高那些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人的税收；麦凯恩则表示要减少公司税，不让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过期等等。
但曼昆认为，他们成为总统后就不得不受数字的约束。事实是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总统，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都会在2010年过期，因为即使麦凯恩成为总统，即使麦凯恩不让减税政策过期，民主党主持的国会也不会通过麦凯恩的议案。
在国际贸易方面，曼昆说，麦凯恩和奥巴马在参议院投票的记录显示出最大的区别。奥巴马倾向反对自由贸易，麦凯恩则相反。
曼昆预测，奥巴马会在11月4日的大选中获胜。“原因很简单，大多数选民不会细致地分析候选人的经济政策。他们只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太糟糕了，我们应该让另外一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上台，试一试。这就是为什么1980年卡特总统在竞选中败给里根。同样，如果2004年，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胜选，金融危机照样发生，经济照样下滑，那么麦凯恩胜利的可能性就很大。”
卡特勒的观点
卡特勒的一些思想与前财政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很接近。他强调长期投资和解决经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什么样的投资是对长远有利的呢？投资于能源、环境和教育。
“在这些方面，总体来讲，两位候选人比较接近，虽然技术细节有很多不同。”卡特勒说。
他说，“在过去的八年中，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远远大于其他人的增长；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原地不动；下层人的实际收入其实在下降。高管阶层的收入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民主党领导人为了代表中低层大众的利益，很有可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要继续开放贸易政策，我们就必须为了长远利益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同时给予那些由于自由贸易而蒙受经济损失的人税收倾斜政策和其他具体的帮助”。
关于医疗政策，卡特勒说，“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但同时医疗系统中的浪费极其严重，每年的浪费达7000亿美元，相当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如何减少浪费呢？我们强调预防疾病，投资于计算机系统，使付账系统更加简洁，改变医生的激励体制。如果你的病好了，医生就没有生意了，就不赚钱了。这样的激励机制不对。目前药品价格太贵，吃药的人太少。要想办法使人们买的起他们需要的药品。我认为在很多地方，两党的经济政策都可以互相借鉴。”
我们在电视上看总统候选人竞选讲演和辩论时总觉得不解渴，觉得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喊口号而不是说明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受讲演或辩论的时间限制呢？
作为奥巴马智囊团的幕僚之一，卡特勒解释了这个现象。“我们在给奥巴马提建议时，让他在公共场合不要提及具体方案，尽量笼统一些，只点明自己的倾向性就可以了。这样做不会把自己当成众矢之的，同时也给自己在成为总统以后留有最大的政策选择余地。”■
三十六 生不生孩子的经济学解释
人们的收入提高时，对孩子的质量的要求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
一对夫妇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经济学家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
在“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课上，克罗地亚？葛定（Claudia Goldin）教授多次称赞了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还把贝克尔的书《关于家庭的论文集》（ATreatise on the Family）列为这门课的重要教科书之一。
贝克尔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研究家庭行为（behavior of family）方面的贡献，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列为他的主要贡献之一。
贝克尔提出的分析角度是，孩子是物品，而且是“正常物品”。
在经济学里，根据它与经济收入的关系，所有的物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物品，收入越高，消费的越少。经济学家常举的例子是土豆，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吃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越来越少。另一类商品是“正常物品”（normal goods），大多数物品属于这一类，收入越高，消费越多。
正常物品中，有一个分支是奢侈品，收入越高，不仅消费越多，而且占收入的比例越高，例如旅游。
孩子怎么能和物品相提并论呢？这样的分析角度多少显得冷酷，但经济学是以理性为假设前提的，这样来分析问题，虽然不合情，倒也合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设孩子是物品，算是“正常物品”吗？
如果孩子是“正常物品”，更高的收入就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这称为收入效应（ine effect）。但事实上，越是发达的国家，收入很高，生育率却很低。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率越低。一般来说，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的生育率。
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家提出过一些解释。一是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生育减少。二是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养活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便宜许多。
随着科技发展，各种避孕措施层出不穷，也让女性有更多的能力来取舍自己的事业和命运。
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养儿防老”早就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随着服务业日益发展，农业日益萎缩，孩子作为劳动力的用途也越来越小。而且，婴儿的夭折率已经微乎其微，所以现代人在决定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时，不仅仅要求数量而且要求质量。
而贝克尔则是别出心裁地来解释这个问题。
他提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孩子的数量的要求提高了，但因为对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所以每个孩子的“价格”也在同时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
所以，贝克尔认为，孩子仍然是“正常物品”。这是一个颇有创新的看法。
贝克尔对传统的数学模型作了一点改进。
传统的模型中，数量（N）和质量（Q）分别在水平的X轴和垂直的Y轴。“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是一条直线。
但贝克尔的创新在于，把这条“预算限制”的直线变成一条曲线，不再是质量和数量的简单乘积，而是质量、数量、及质量的数量的三者的乘积。
贝克尔的理由是，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增长，“预算限制”的扩张，人们愿意在多要孩子的同时，也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孩子。
人们在欣赏贝克尔的同时，也会对贝克尔展现出的极端理性感到惊讶。
贝克尔的妻子和孩子能接受他的无情的理性吗？
在获诺贝尔奖的自传中，贝克尔提到了他现在的妻子Guity Nashat，Nash at是研究中东地区的历史学家，她对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与贝克尔的研究相重合。
“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她（与我）的匹配和配合，使我的生活好了如此之多。”贝克尔提到。显然，Nash at和贝克尔的思想同样别具一格。■
三十七 一名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
中国实现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中国是否像看起来那么强大？这是西方人现在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难怪以此为题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