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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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像看起来那么强大？这是西方人现在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难怪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吸引了那么多人。
11月14日，这个讲座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讲演者是罗伯特·纪福特（Robert Gifford），1998年－2004年间，纪福特作为国家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工作了六年。至少有五六十名听众来听这个讲座，不少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门口。
纪福特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于1996年获哈佛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 Program；RSEA）的硕士学位，RSEA的目的在于培养了解东亚地区的综合性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他的指导老师是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中国近代史教授，现费正清中心主任。科比特地参加这次讲座，对他的学生做简短但富于赞扬的介绍，“罗伯特从RESA毕业后完全可以在哈佛继续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但他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他在北京工作六年后，2005年离开北京成为驻伦敦记者。”
2004年，纪福特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到了终点新疆伊宁，全长4967公里，并从那里跨越边境到了哈萨克斯坦。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为他的新书《中国之路：通往新兴强国的未来的旅途》（ChinaRoad：AJourneyintotheFutureofaRisingPower；RandomHouse；2007年）的基础。
在讲座上，纪福特播放了几十张照片，描述他当年的行程。
他赞扬了中国政府使四亿人脱贫的成功，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封死地方的水井，迫使老百姓买水，地方政府拥有制水厂，而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忍受”。
他对比了繁华的上海和戈壁沙漠；代表外企的中国新富和河南南部的艾滋病患者。
“如果你问从中国沿海城市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你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他们会说，‘差不多’，‘都差不多’。沿海城市的夜总会、酒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确实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走出上海不远，在安徽境内，你就会发现农田里的耕作技术还是19世纪的技术，你仿佛倒退了一百多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流动人口，村子里很少能见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城里打工。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从11％降低到8％，就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纪福特说，“几年前，农民对各种税收怨声载道。现在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问题。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最近出台的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新投资方案，是否包括对医疗系统的投资，还仅仅是建更多的桥梁和马路。中国应该把钱花在建立更好的行之有效的系统（system），减少人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担忧，让人们敢于花钱。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
他显示了一张爬华山的照片，说，“我问身边爬华山的中国年轻人什么是道教，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问他们‘你们学什么的？’‘核物理’、‘财经’等等。我想找真正的道教隐士，最后总算在一个庙里找到了，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以后再来拜访。他拿出一张名片说，‘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他的另一张照片是一些和尚坐在电脑房里用电脑，说明现代技术和信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信基督教的人很多，大约在6000万左右，我路过一个教堂，想看看中国人做礼拜，但是那天正好牧师不能来，人们非常失望。他们看见我，就说，‘老外一定会念经。’我本想拒绝，但想这也许是个好故事，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拿起圣经，把小时候学的、模模糊糊还记得一点的段落重复一遍。”纪福特说。他还播放了一张在教堂里传经的照片。
最后，他总结说，“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有它的成本，中国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三十八 高等教育何去何从？
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
21世纪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现在很关心的一个课题。11月21日晚，科比在哈佛法学院做的一个讲座，即是上述题目的一个部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
今年10月，费正清中心组织了由大中华地区各大学的校长、院长参加的关于高等教育的闭门会议。这为科比的讲座提供了素材。
科比是哈佛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2002年到2006年，科比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一起，一直把改革本科生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当成一项重大使命。他们居安思危，认为哈佛大学尽管名列前茅，但不能自满自足，必须锐意改革，否则就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卸任以来；科比一直关注和研究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
科比首先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近几年的迅猛发展。200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大约是600万人，到2007年增长到了260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在校本科生是1300万人，研究生只有200万人。中国大学的数量和校园面积都在飞速增长。上海复旦大学就有四个校园，图书馆、科研设备、科研经费都可以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媲美。
“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科比幽默地说，“离哈佛大学越远的地方，哈佛大学的声誉就越好。”
“大约100年以前，如果有世界范围的大学排名，没有一个美国大学会进入前十名。大约有八个大学会是德国的，两个会是英国的。事态是变化的。50年以后，100年以后，哈佛大学未必就名列前茅。哈佛成立于1636年，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基本模仿英国的教育制度。通过不断学习和在世界范围内招揽人才，哈佛才成为今天的哈佛。如果我们不广纳人才，如果我们丧失原创性，我们就会丧失在知识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当然，以前哈佛大学为了广纳人才，几乎没有从校内提拔的正教授，绝大多数正教授都是从外校招聘进来的。那是走极端了。近几年有所改变，校内提拔和外校招聘有了比较好的平衡。我访问台湾时，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招纳大陆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就会在知识领域落伍。”
科比提到上个月在费正清中心组织的高等教育会议时称，“虽然各个大学有很多不同点，但我们面临很多相同的挑战。例如，大学规模什么时候应该扩张；应该如何扩张；如何在保障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扩张；如何鼓励教师在做研究的同时教好书、上好课；如何鼓励教师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如何做好国际化教育，适应全球化发展——这一点在美国人被视为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趾高气昂’的今天尤其重要；如何培养一个‘完整的人’（a whole person）。”
在科比看来，教育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还包括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教育不是通过重复的训练培养一种技能，而是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的思考问题，有独立的完整的人格，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通才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art education）的目的。这一点和哈佛新校长福斯特在今年毕业典礼上，讲的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如出一辙，遥相呼应。
“这就需要中国重新重视人文教育。自从民国初年，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相信科学技术是国家富强之路，就开始重理轻文，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变革和‘文革’以后，文史哲方面的专家就更少了。”他注意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大多都是工程师出身。“我在一些大学很高兴地看到，孔夫子的塑像在取代毛主席的塑像。”最后，他引用肯尼迪总统的话，说明诗歌的重要性——在暴虐横行或物欲横流的时候，是诗歌在呼唤正常的人性的回归。“肯尼迪在说诗歌，但他的话也使用于各种人文教育。”
有学生问，“学生毕业后最终还是要找到一份工作，你说的这种教育对找工作有什么帮助呢？”
科比回答，“通才教育的重心是开阔学生的眼界，要学生有广阔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适应力。绝大多数学生今后做的工作和上学学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就需要学生有足够的灵活性，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高盛现任首席执行官Lloyd Blankein上大学时的主功是历史。现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大学时主攻英文专业。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年龄阶段，为他个人的成长，也为未来的社会，打开他的视野，打开各种可能性。”
他还提醒说，并不是每个人在18岁时都应该进大学，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没有准备好（not ready），那么他们就不应该进大学，他们应该先做别的事情，无论是旅行还是工作，等他们准备好了再进大学。“我见过的一些最努力的学生是在哈佛成人教育学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他们工作一天以后，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课。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上课，但他们自己要求学习。他们比很多的年轻学生更有动力，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一个社会要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随时提供再学习，再教育的机会和切入点（entry points），也就是说学习永远不晚。”■
三十九 跨国公司如何做国际投资
佛理指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外设独资公司，而不是合资公司；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不会减少其在国内的投资
11月初，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开始讲“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安查思教授的课程名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以期中考试为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就是“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11月19日的课上，安查思把哈佛商学院副教授福利思？佛理（Fritz Foley）请了过来，因为佛理在“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方面做了不少前沿性的研究。
佛理于2002年获哈佛大学商业经济学博士（business economics），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商学院任教，近几年，在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等领域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他在哈佛商学院主要给MBA二年级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管理。
在19日的课上，佛理讲到了一些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商学院的一些典型的政策立场和主张。
商学院的人一般都站在公司的立场，为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说话，主张“小政府”——公有空间越小越好，私有空间越大越好。哈佛商学院位于波士顿市区，而哈佛大学的主体位于剑桥区，中间以查尔士河为分界线；哈佛商学院的对面恰恰是肯尼迪政府学院，而政府学院的基本主张与商学院背道而驰。所以佛理时常提到“河这边的看法”与“河那边的看法”的不同。
佛理说，跨国公司主要是利用各个国家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相对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伺机调整自己的资金和产业结构，利用自己公司内部强大的融资渠道和当地公司竞争，实现利润最大化。
如果一个公司拥有国外一个公司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那么这个国外公司就是它的关联公司（affiliate）；它就是这个关联公司的母公司。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外设独资公司，而不是与当地公司创建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s）。虽然外国独资公司面临许多行业、股份比例、市场份额等政府限制，但出于保护商业机密、技术手段方面的考虑，他们仍然倾向于独资而不是合资。技术转移更容易出现在从母公司到独资的子公司或到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子公司。
海外直接投资（FDI）分为纵向投资（vertical FDI）和横向投资（horizontal FDI）。纵向投资是指按生产程序分成国内生产和国外生产。例如，如果国外劳动力便宜，国内研发实力强大，那么，国内研发、国外组装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跨国贸易就是公司内部的贸易（intra…pany trade）。
横向投资是指在国外建立一个在功能方面和母公司基本相同的公司。这种投资适用于产品重量大，跨国运输不便，但为了占领国外市场，接近消费者，公司决定横向投资。典型的例子是丰田汽车。
许多跨国公司青睐纵向投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