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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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邓拓这几年实际上一直唱着“大跃进”的赞歌，我们才能如实地评价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
四
对“大跃进”的赞歌，对“大好形势”的称颂，是与中共中央的“口径”相一致的，而《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并不与中共中央的“口径”相背离，或者说，邓拓写《燕山夜话》，写《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也仍然是在迎合中共中央的“口径”。如果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江南吟草》一类的颂歌在“口径”上有了不同，那首先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口径”发生了变化。前面说过，进入1961年，迫于形势的严峻，中共中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策略上进行“调整”；毛泽东在这段时间空前绝后地一再做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做自我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等人更是在公开场合发表了颇有锋芒、思想颇为“解放”的讲话。中共中央新出台的政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言论，无疑意味着“口径”的“调整”和更新，因而邓拓们文章的面目、腔调也要随着调整和更新。邓拓于1961年3月开始写《燕山夜话》，这正是《农村六十条》开始起草的时候。此前，中共中央已开了一系列会议，在酝酿着对政策的“调整”。作为高级干部，邓拓当然能及时知悉其中情形，并意识到毛泽东和决策层的态度有了改变，意识到中央有了新的“精神”。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很难设想邓拓会在报纸上开设一个杂文专栏。邓拓夫人丁一岚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有这样的说法：
《北京晚报》创刊以后，老邓从1961年起，为《燕山夜话》专栏撰稿。他提倡写知识性杂文，力求把专栏文章写得生动活泼，使读者有所收益。当时，听朋友们说，晚上，《燕山夜话》真的成了北京许多家庭在灯光下“夜话”和学习的资料。我把这些反映告诉老邓，他也感到欣慰和鼓舞。他又约请吴晗同志和廖沫沙同志，一起在《前线》半月刊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就在《燕山夜话》专栏开辟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三不主义”。老邓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用笔来发言，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下，全国不少报纸刊物也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一扫陈言现话八股腔，以平等的态度和读者娓娓谈心，传播知识，交流思想，有助于驱除“一言堂”的沉闷空气，推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19）
邓拓的本来面目（6）
丁一岚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写作动机和社会效果的说明，应该认为是符合实际的。邓拓写《燕山夜话》是为顺应新的中央“口径”，是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则使得“调整”的局势更加明朗，使得“口径”的变化更加巨大。作为“文化战线”上的高级干部，邓拓当然觉得有义务加大配合新的政策的力度，于是，在1961年9月，又约请吴、廖二人一起来写《三家村札记》。所以，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邓拓的《江南吟草》一类作品割裂开来，认为《江南吟草》一类作品是邓拓作为“政治家”对“口径”的迎合，而《燕山夜话》一类作品则显示了邓拓作为“书生”的情操，那是很大的误解。《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也好，《江南吟草》也好，《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好，都表明了邓拓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并且“管理”知识和文化的“政治家”与毛泽东和中央“口径”的一致，都是邓拓在努力为现行政治服务。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邓拓为何在临死前认为自己是“冤沉大海”。（20）写《从天安门到全国》和《江南吟草》时自不待言，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也仍然是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在主宰着邓拓，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的，往往也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反对的，也正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反对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某些具体现象做出了批判，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相反，一些文章仍然表现出一种“大跃进精神”和“大跃进思维”。这也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政策做了“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即便在“七千人大会”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仍然是被肯定的。“会上对‘三面红旗’仍然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21）邓拓们在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自然也“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实际上，在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同时，邓拓也仍在写“三面红旗”的颂歌。1961年12月，邓拓写了四首《画意歌声》，都是题当时一个画家的画稿，其中《太湖渔村》写道：“五湖风雨晚来晴，天际飞帆雁阵轻，眼底渔村绕画意，千秋公社送歌声。”《燕子矶新貌》则写道：“翠壁丹崖傍水滨，十年面目已全新。旧时血泪都抛尽，燕子归来报早春。”1961年冬，邓拓还写了《看吴作人等东北采风画展》：“画外无穷意，白山黑水长。昔年边塞地，今日稻粱仓。跃进经三载，红旗举八荒。热情调彩笔，点染好风光。”1962年2月，邓拓写了组诗《南游未是草》，腔调、“口径”与1960年7月的《江南吟草》没有什么差别。例如其中《咏沙村公社》写道：“大理光荣五朵花，银苍玉洱老农家。高原万里东风早，公社千秋众口夸。劳动英雄多后继，青春儿女灿朝霞。但求生产经营好，岁岁丰收愿不赊。”（邓拓此番“南游”游的是两广和云南一带。）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诗作与同时写下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相矛盾，但在邓拓那里，二者并不矛盾，——它们本来就不矛盾。
邓拓的《燕山夜话》共150多篇，在《三家村札记》中则写了18篇。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并无什么锋芒，或者说，都离“政治”很远。其中的《大胆练习写字》、《交友待客之道》、《谈“养生学”》、《养牛好处多》、《中医“上火”之说》、《三七、山漆和田漆》、《握手与作揖》、《大豆是个宝》、《多养蚕》、《谈谈养狗》、《养猫捕鼠》、《白开水最好喝》一类文章，简直可以说颇为琐屑，甚至不妨说有些无聊。如果考虑到其时的民不聊生，就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类文章中对周作人、林语堂的批评。这类看起来远离“政治”的文章，能够弥合和安定人心，能够不知不觉间消除人们心中的火气，所以，实际上又能十分巧妙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邓拓们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主要目的是要向读者传授知识。他们写下的绝大多数文章，也的确像是中小学教师的讲义。面对饥肠辘辘的读者大谈养牛养狗养猫养蚕一类知识，似乎有意在以“精神食粮”代替窝窝头与糠菜团。——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多少起了“帮闲”的作用，不知是否有些过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和所批评的，往往都能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找到理论和政策依据。在当时的纠“左”和“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书”，1958年11月9日更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22）。虽然毛泽东一般是要求读特定的几种书，但却使当时的人们认识到，“要经常读一点书”（23）。于是，我们在《燕山夜话》中就一再读到对读书的呼吁和对读书方法的谈论。《燕山夜话》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就是倡议人们利用夜晚的时间读书。在这时期，毛泽东极力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正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此文写于1930年春，是针对当时的所谓“教条主义”而写的。在战争年代文章失散。据说毛泽东多年寻找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该文的石印本（24）。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重现江湖”，对于毛泽东来说有如神助。这能显示他的“一贯正确”和先见之明，从而能够缓解他的现实困窘。如获至宝的毛泽东，将此文加上按语，印发给参加有关会议的人员（25）。在1961年3月的广州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则作为该“指示信”的附件，发到县、团级党委（26）。在这期间，毛泽东将多名身边工作人员派下去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则亲自下乡调查。明白了这种情形，就能明白邓拓们为何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屡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例如，《燕山夜话》中的《变三不知为三知》，就是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知晓事物的起源、发展和结果。这样的文章，就完全是对毛泽东的响应。甚至邓拓们对某些很具体的问题的论说，也能从中共中央当时的条文中找到“合法性”。例如，《燕山夜话》中有一篇《青山不改》，是强调对山林要注意“保护”，要合理“砍伐”，不能“滥伐森林”。这在今天看来，很难能可贵，但也并非邓拓的“独出心裁”。当时，刘少奇、陶铸等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大跃进”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于是便在《农村六十（修正草案）》中加了保护山林的条款，并制定了《林业十八条》这样的专门文件（27）。可以说，《青山不改》这样谈论很具体问题的文章，也是在宣传中央政策。何况，《青山不改》只是在正面强调保护山林的重要，并没有直接说到现实中对森林的破坏。
邓拓的本来面目（7）
由于“大跃进”本身并未被否定，所以“大跃进思维”在“调整”时期仍然有市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有些文章，就仍表现了一种“大跃进思维”。以《燕山夜话》为例，其中的《不怕天》、《粮食能长在树上吗？》、《金龟子身上有黄金》这类文章，就仍是“大跃进式问题意识”的产物。例如，《不怕天》强调“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鼓吹“天不可怕，人能胜天”，这是典型的“大跃进话语”。再如《粮食能长在树上吗？》，谈论的也是在“大跃进”时期才成为“问题”的问题。文章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到来。那时候，不但树上能够长出粮食，而且到处都可以长粮食。无论高山、平原，麦子像野草一样，年年自己生长；甚至种庄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许多在现时看来如同神话一般的事情，到那时候都将变成极其平常的普遍现象。这样的日子距离现在大概也不会太过于遥远了吧。”“外国人往往把巧克力当作高级的干粮，殊不知我国古代人以栗子为干粮，其好处决不下于巧克力。”“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种植栗子树和枣树，让这些树林长满了富有营养价值的粮食，够多么美妙啊！”这样的文章，表现的也是典型的“大跃进”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大跃进”式的浪漫狂热和弱智短视。
《燕山夜话》中的有些文章，还“左”得可怕，这在谈论西方时表现得分外明显。例如《“一无所有”的艺术》、《“无声音乐”及其他》之类就如此。这几篇文章都是从对西方现代艺术试验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无所有”的艺术》中，邓拓说：“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象是一种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