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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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无所有”的艺术》中，邓拓说：“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象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迅速地弥漫了西方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新阶段的不可救药的痼疾。”“这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纪末的悲哀啊！资本主义的末日就要到了。……呻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人民必将得到真正的解放。”在《“无声音乐”及其他》中也说：“这一切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极端空虚和无聊。在那里，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欺骗、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己的国家到处啼饥号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时，还如此起劲地批判西方，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恐怕都不能说是“书生意气”使然吧？
五
邓拓这时期确实写过一些对“大跃进运动”中某些现象进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这时期的全部文章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今经常被人提及并称颂的，在《燕山夜话》中有《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等；在《三家村札记》中则有《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这几篇。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之外，还有一篇《郑板桥和“板桥体”》（28）也颇受今人重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就不难明白，这一类如今看来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锋芒的文章，仍然是与主流“口径”相一致的，仍然是对毛泽东讲话和中央精神的宣传和配合。当时的所谓“调整”，就是对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邓拓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其批判的尖锐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与陈毅的讲话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于说大话空话假话。而对所谓“浮夸风”，当时毛、刘、周等人在各种场合都予以严厉的抨击，在正式文件中也将反对“浮夸风”作为重点。所以，邓拓对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批判，完全应该视作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邓拓的有些文章，看来今人对之有所误解。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确有批判锋芒，但恐怕所批判的并非“大跃进”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邓拓临死前写了一封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长信，为自己文章做了辩解。他说之所以写《一个鸡蛋的家当》，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29）如果细读原文，就会相信邓拓对写作动机的自述是真实的。这篇文章的核心，是对明人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那则故事的阐发。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母牛），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邓拓如果仅仅批判这个市人不切实际的空想，那还可以认为是在对“大跃进精神”的嘲讽。但对这个故事，邓拓又做了这样的阐发：“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读了这样的议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邓拓写此文确是为了批判当时“投机倒把”的“剥削行为”，甚至不妨说，它是后来“四清”运动的先声。将此文看成是对“大跃进精神”的否定，实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厢情愿。
邓拓的本来面目（8）
再如《专治“健忘症”》，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是在批评毛泽东，也是在望文生义。邓拓好友杨述曾私下对家人说，邓拓写的“健忘症”并非指向中央，他亲耳听邓拓说过。（30）还有一事亦可佐证海外学者对此文的理解是“误解”。当时在邓拓身边工作的苏双碧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有一篇短文，提出吴晗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将这篇文章送给邓拓，邓拓同志看了神情很严肃，好久没有说出话来。他那一刹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来还像是在眼前。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正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挑战，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颠倒，‘海瑞骂皇帝’这是历史事实，可吴晗并没有也不会‘骂皇帝’的。”（31）当有人说吴晗在“骂”毛泽东时，邓拓一瞬间的“神情”令亲见者数十年后仍觉如在“眼前”，可见那“神情”的确有着异样的“严肃”，而在这“严肃”里，应该包含着恐怖。邓拓非常清楚，被指控为“骂皇帝”意味着什么。既然对吴晗的被指控为“骂皇帝”，邓拓都感到了恐惧，他自己怎么会如此“恶毒”地“骂”起“皇帝”来呢？还有《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也值得一辨。今人之所以重视此文，其实只因为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这话自然说得很“痛快”。将其理解成是在反对“个人崇拜”、批判“现代迷信”，也没有什么不可。但要说这种理解就符合邓拓写此文的初衷，恐怕也是在强加于人。邓拓这几句话，本是对郑板桥原话的引伸和发挥，表达的是对“郑板桥精神”的理解。而邓拓之所以做这种发挥，应该与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有关。60年代初期，也是中共和苏共两党的争吵进入白热化时期。196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共有25条。“其中第二十一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每一个国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反对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反过来，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国家，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这也是大国沙文主义。”“第二十二条论述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文件认为，……一个党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把自己一个党的纲领、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来行强行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错误的。”（32）1963年9月6日，著名的“九评”中的“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在《人民日报》发表，在11月底前，共发表了“五评”。这些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而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儿子党”，或者说，是要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邓拓作为分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干部，在这样的时候说出“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这样的话，我以为，也应理解成是对中苏论战的配合。说得直白些，这几句话即便有着现实的政治指向，也是对着赫鲁晓夫而不是对着毛泽东说的。邓拓是“毛泽东主义”最早的宣传者，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主编出版者。在神化毛泽东的历史过程中，邓拓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写《郑板桥和“板桥体”》这类文章的同时，邓拓仍在唱着毛泽东的颂歌。例如，写于1962年2月的组诗《南游未是草》，第一首便是《谒毛主席农运讲习所》：“平生一念为工农，讲学珠江赖启蒙。考察湖南新说立，深谋宇内几人同？井冈割据千秋业，革命长征万里通。建设奠基天下计，东方大地起雄风。”如果《郑板桥和“板桥体”》一类的文章是在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怎样理解邓拓同时宣扬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注意到，在《人民画报》1963年第6期上，邓拓发表了《令人怀恋的漓江》（33）一文，在歌颂漓江自然景色的同时，邓拓也写道：“显然，这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都是相当发达的。特别是解放后的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见，漓江之美不仅在于山水，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山水间，生活着可爱的人民。现在，在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条件下，这里的人民生产建设积极性日益提高。他们进行农业、林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一年四季都可获得丰富的收成。”这真堪与贺敬之同时期的诗歌“名篇”《桂林山水歌》相媲美了。
六邓拓年方18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是在生命还很稚嫩的时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者组成了邓拓基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视野。说60年代初的邓拓张扬“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邓拓九泉有知，或许会视为“天大的冤枉”，因为何为“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恐怕邓拓并不了然。海内外的一些人今天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解读，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与姚文元们当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说，不知不觉间，在事实判断上，认同了姚文元们当初对邓拓们的批判。这岂不意味着，对姚文元们的文章，也要“重新认识”？
邓拓的本来面目（9）
当然，《专治“健忘症”》这样的文章，《郑板桥和“板桥体”》中的那几句话，是否在当时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并令他衔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发动之所以拿吴晗、邓拓这几人祭旗，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摧毁北京市委。吴晗、邓拓们首当其冲，恐怕主要不在于他们写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东西，而在于他们占据着北京市的要职。这也可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一层，早已是常识了。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开始后，私下里对妻子李莉说：“这次运动是对准彭真和北京市委来的”。（34）“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劫后长忆》一书中写道：‘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彭真。江青当时就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面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当然也不是最终目的，彭真后面还有邓小平、刘少奇。所以，邓拓、吴晗的被用来祭旗，实在并不因为他们写了什么东西。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命运可以作为一种反证。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李琪，此后，“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开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满腔悲愤，于7月10日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继邓拓之后又一个自杀的北京市委要员，而他并未骂过“健忘症”，也没有歌颂过海瑞和郑板桥。
曾在邓拓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工作的袁鹰这样回忆邓拓：“特别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重要的节日，一项急促的宣传任务，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