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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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假定文明文化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并不打算去研究他们所赖以建立的前提。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用统计方法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状况。他们利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在公众舆论调查领域，则利用相当完善人口抽样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测验。运用这种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位公职候选人或某一项政策。还可以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者的城乡比例贫富比例和党派比例。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里，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拟和制订的，这样的调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并能够理解测验的结果的前提是：美国人了解美国生活方式，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理解其他国家的前提是先对该国国民的习惯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慎重抽样是保证民意测验能够发现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这一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但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建立在对国家观念非常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这样的测验毫无意义。只有了解了该国国民对国家的观念后，我们才能懂得该国国民所争论的是些什么内容。一个国家的国民关于政府的设想所具有的普遍和持久性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的意义。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来说，政府几乎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得人们除了在战时有可能获得些许地位之外，在其他时候即使受雇于政府也不会使人获得他从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获得的地位。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国家观也相去甚远，那么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比更是天差地别。我们最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我们要从他们的社会习俗、对成功者的评价、民族历史神话和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的间接表现来研究他们的观点。但这要求系统地研究。
如果我们倾注于查明一次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居民比例时的注意力与细致心可以与调查其他国家一样，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设想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颇值得探讨的国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观念与日本人的生活观念的相悖之处，一旦我对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畴及符号多少有点理解，我便理解了日本人的种种矛盾。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怎么会把他们行为的某种急剧改变竟视为是首尾一致的一个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还能够试着对其做出解释。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最初发现他们使用许多奇怪的措词和概念，在后来也明白了其具有的丰富的含义，充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情感。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于德与恶的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既不属佛教也不属儒教的独特体系。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所在。
正文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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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2）
除了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的说法，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其他说法对那些日本研究者来说也都是富有启迪性的。日本人¾；常说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与士气就有保障。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城市被炸，塞班岛战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其国民的解释始终如一：不必担心，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大概他们相信通过告诉日本国民，他们依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妥当的世界里，就能够给日本国民一种安全感，所以电台依然夸张地广播说，“由于基斯卡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置于美国轰炸机的行动半径之内。但是，对此我们早有预料，并且已做好相应准备。”“敌人肯定会陆海空三军一起发动联合攻势，但我们对此早有对策。”战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不能挫灭日本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有了精神准备”。就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飞机制造业者会副会长曾在无线电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来了。但是，我们这些飞机制造业商一直预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并早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无须担忧。”只有假想成“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日本人才能继续大肆宣扬说一切都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即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积极希望的，而决不是他人强加的；“我们不能认为是被动挨打，而应该认为正是我们自己积极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敌人！如果你们想来的话，那就来吧！我们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我们等待的良机终于来到了，我欢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讲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一段格言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当面临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广播说，山下将军在美军突入马尼市中心时“微微地笑着说，敌人现在的行动正中我下怀”“敌人在仁牙固登陆后不久，马尼就迅速失陷，事情的发展与将军的部署正相吻合。山下将军的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继续进展之中。”换言之，战事越惨，越是成功。
同样的，只是美国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参加的战争。试图安定民心的美国发言人在讲到珍珠港和巴丹失败时没有一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的”。恰恰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就应该给敌人点颜色看看。”美国把自己的生活调节到¾；常应付挑战上，并随时准备应战。但是，日本人的安全感一种事先计划好并确定好进退之路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无法预知。
日本人作战时的另一个主题也突出显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我们身上”，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必须显示男儿本色。日本的海军官兵则被告诫，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必须弃舰时，要尽可能地以最体面的姿态登上救生艇，否则“将遭到全世界的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心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是有关天皇的问题。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700年的封建时代里，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各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无所谓对天皇的尽忠。天皇被幽禁在孤立的宫廷中与世隔绝，所有活动受到将军严格限制。即便是一个封建大领主向天皇表示敬意，也会因此遭受审判。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这些美国学者认为，历史中的日本才是真实的日本；如今的天皇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国民的真正精神支柱呢？这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完全是夸大其词。那些日本政论家们的坚持只是证明他们的论据的脆弱。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绝对不会优待天皇。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最猛烈的攻击矛头指向这个日本最近才捏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念。天皇正是日本当前全民性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将他推下神坛，那么我们的敌国日本的整个价值体系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聪明的、到过日本、看过前线和日本的报告的美国人却持相反意见。曾¾；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侮辱天皇更容易激起日本人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把我们攻击天皇看作是在攻击军国主义。一战后，尽管那时“德谟克西”（民主）已成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军国主义也不得人心，军人上东京街头还得谨慎地换上便服，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仍像以往那样地热烈。这些曾¾；在日本居住过的人认为，不能将日本人的这种对天皇的崇拜与德国的“盲目崇拜希特勒”混为一谈。对希特勒的崇拜是测量纳粹党盛衰的晴雨表，是与一切法西斯计划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战俘的供词证实了上述观点。不同于西方士兵，日本战俘没有受过保密训练，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明显各不相同。这种情况的根本因当然就是日本人奉行不投降主义。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然而也只有某些军团或个别地方部队这么做了。这些战俘的供词值得注意的因是他们代表了日本军队一个方面的意见。他们当中除少数人之外，全都是在已不能抵抗、身负重伤或失去知觉的时候被俘的。所以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的根源归于天皇，他们不过是“尊奉圣意”、“安慰圣上的忧虑”和“为天皇而献身”以及“天皇领导国民进行战争，服从是我的义务”等等。然而，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反对日本整个征服计划的人们，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信念归于天皇。天皇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一切。反对战争的那些人称天皇为“热爱和平的陛下”，“天皇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天皇陛下被东条欺了”。“在满洲事变中，陛下表明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并且未¾；批准的情况下开始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把国民卷入战争。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残酷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虽然对希特勒麾下的将军和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径是那么不满，但他们仍然认为战争的主要责任必须由战争的最高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日本战俘坚持认为，对皇室的崇敬同军国主义以及侵略的战争完全是两码事。
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像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个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谴责。“国民并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如若战败，责任也在内阁和军部而非天皇。”“即使日本失败了，日本人仍会百分之百的崇拜天皇”。
美国人并不认为天皇可以免于受批判，因为美国人认为只要是人就不能免于被怀疑和被批判。但是事实上，即使战败的时候，日本对天皇的态度也没有改变。那些审问战俘最有¾；验的人也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审问记录上一一写上“拒绝谴责天皇”，因为几乎所有战俘都拒绝这样做，就连那些与盟军合作并承担对日本军队广播的人也是如此。在众多战俘的供词中只有三份表达了略微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份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说“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第二份谈到，天皇是“性格软弱的傀儡。”第三份则只是推测地说，或许天皇逊位，可以使日本的年轻妇女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军军部利用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心理，把“钦赐”香烟分发给部下官兵，在天皇诞辰日带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昼夜受到轰炸时”，他们仍与全军上下一起早晚吟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致军人的“神圣语录”，让“吟诵声传遍林”。军国主义者用尽手段利用人们对天皇的效忠精神。他们号召部下官兵“实现陛下的希望”；“安慰圣上的忧虑”；“向陛下的仁慈表示你们的崇敬之念”；“为天皇捐躯”。但是，对天皇的意志遵从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所说的，日本人“若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枝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相反，也会同样迅速停止战斗。”“如果天皇那样命令的话，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