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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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相反，也会同样迅速停止战斗。”“如果天皇那样命令的话，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是最好战的满洲的关东军也会放下他们的武器。”“天皇的诏书是日本接受战败事实，为战后家园重建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正文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3）
对天皇毫无保留地无限忠诚与对其他所有人和集团横加指责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可以见于很多日本的报刊杂志或者战俘的供词中。战俘们对他们的直属指挥官，尤其是对那些不与部下共患难的家伙深恶痛绝。对那些抛下部队自己逃跑的指挥官他们最为痛恨。一般情况下他们常常称赞某些军官，也¾；常严厉地谴责另一些军官。这表明他们完全具备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和杂志也指责“政府”没有做到更有力的领导和更严密的战争调，于是他们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必要的东西。甚至他们开始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载的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右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参加的座谈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说，“我认为让国民振奋的方法虽多，但言论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近年来，日本国民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因言获罪。他们满腹狐疑，对任何事情都敷衍塞责的同时，变得缩手缩脚。在这种情况下再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简直是天方夜谭。”另一位发言人顺势发挥道，“我几乎每天都和同选区选民彻夜长谈，就各种情况向他们征求意见，但总是无人开口。否定言论自由，对激发国民战斗意志来说无疑是错误的。在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严厉限制下，国民都变得像封建时代的人那样怯懦畏缩。如此一来，该发挥的战斗力至今没有发挥出来。”
看来，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也批判政府、高层和他们各自的顶头上司。所以，他们对整个等级制度并不是无条件的承认的。然而，唯独天皇不能批判。天皇在近代才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尊崇？日本人性格中的哪一因素使天皇得以确保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人可以根据天皇的命令或者“用竹枪”战斗至死，或者心甘情愿地和平接受战败和占领。这些荒诞的现象是把我们的研究带入歧途呢，还是引领我们剖开事实的真相？
日本人的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共有的反物质主义的倾向和对天皇的虔诚崇拜。除此以外一些观念深深影响了日本军队的战斗风格，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损耗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司令部向乔治。爱斯。麦肯因授勋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击退了日军，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因为那是尼米兹公报中所声称的授予麦肯海军上将勋章的理由是他能够成功地救助两艘受伤的美国军舰，并且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回基地。这则报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并非对这一事实表示怀疑。而是想要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可以授勋！”
美国人感动于一切救援行动，一切救助走投无路的人的行为。美国人认为英雄行为就是成功地救人。而日本人则排斥这种救援。甚至我们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置救生设备也被他们斥之为“胆小鬼”。日本的报纸和广播反复宣传这一论调：视死如归是高尚的行为，是美德；小心谨慎是可耻的并且毫无作用。这在对待伤员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他们看来这些士兵不过是废物而已，而军中提供的医疗服务连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都不够用。时间一长，各种补给都陷入了困境，这就加剧了医护的不足，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日本人反物质的观念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士兵被灌输的思想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美国人那样细心照顾病人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与破坏，就像在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装置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很少像美国人那样常常光顾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员的关注远远胜过对其他福利事业的关注，这一点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常常被那些欧洲国家的旅游者所谈论。日本人对此无动于衷。总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里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以便从炮火下救援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战地的综合疗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对医疗用品补给更是无法保障。紧急情况下，他们会为了避免麻烦而杀死伤员。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由于欠缺考虑，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日军进行所谓的“有计划撤退”基本上是敌人正在占领阵地时才会出现，而这时负责的医官对伤员做出的处理手段常常在他离开之前用枪将他们射杀，或让他们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以对待废品的态度对待本国伤员，那么他们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按我们的标准看，日本人何止对战俘，甚至对他们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鲁得。格特里上校讲述他作为一个战俘在台湾的三年拘留生活时说道：“美军战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因为盟军有军医照顾战俘，日本则一个没有。有段时间惟一的一个给他们治病的是一个下士，后来换成了巡官。”在一年中，上校只看到过一两次日本军医。
日本人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军队拼尽全力后依然无能为力时就会向敌军投降。而此时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光荣的，根据国际条约规定他们的名字得通知其本国好让他们的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者公民，抑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但是日本人的态度截然相反，真正的荣誉是战斗到死。日本军人在绝境中的正确做法是用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冲入敌阵进行自杀式进攻，而决不能投降。万一因受伤后失去知觉成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就会名誉扫地。对于来的生活来说，他已¾；死了
日本对此有正式的军规，显然就不必在前线对此进行专门教育。日军对此军规的践行是如此彻底，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且这142人中，除少数之外，他们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昏迷。主动投降的人约等于无。在西方各国的军队里，阵亡人数如果达到该部队总兵力的1/4或1/3时，该部队几乎肯定就会投降。投降者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然而，在荷兰迪亚第一次发生了日军大批投降的事情，当时投降与阵亡的比例是1：5。这与北缅的1：120的相比无疑是个惊人的进步。
因此，美国人的投降对日本人来说简直丢脸至极。甚至一旦负伤或染上疟疾、赤痢时就被从“正常人”中除名而扔进“废物”的队列中。许多美国人都描述过，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笑一笑都成了很危险的事，因为这会让看守们勃然大。日本人认为做俘虏是可耻的，而美国人却不以为耻，这令他们无法容忍。美国战俘发现日军军官¾；常让看守与战俘遵守同样的规矩。急行军和拥挤在运输船里转移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美国战俘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日本哨兵要求他们隐瞒违章行为却不能公开违章，因为公开违章是最大的犯罪。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不让上头发现就行了。但不能被发现，否则那将被看是作蔑视哨兵权威的重大犯罪。“顶嘴”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更不必说公然挑战权威。日本人在生活中和军队中都严禁此种行为。俘虏营中存在着虐待，这些因为文化习性所产生的暴行和虐待与恣意妄为的虐待相比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当然我们并非为他们辩护。
尤其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深信敌军会虐待并杀掉所有战俘，使他们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曾在日本广为流传，美军把瓜达尔卡纳尔被俘的日军士兵全部用坦克碾死了。虽然有些日本士兵打算投降，但我们怀疑他们是诈降，为了安全起见只好把他们枪杀了。但问题是这种怀疑往往是正确的。一个将死的日本士兵的最大骄傲就是与敌同归于尽。被俘并不会阻止他这样干。正如某日本战俘所说，“既已决心赴死，更以苟活为耻。”此种可能使我军不得不加倍警惕，由此，也导致了投降人数的减少。
被俘可耻在日本人的头脑里已¾；根深蒂固。他们在战争中所采用的行为准则与美军截然不同。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非常惊讶并蔑视的说，居然会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对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美军没有跟他们一样选择战死而是选择投降这一件事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实在无法理解美国人这种不以投降为耻的行为。
最富戏剧性的不同无疑是日本士兵会与敌人合作而西方士兵却不会。日本战俘不知道战俘生活的行为准则。失去名誉就等于失去了生命。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说，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国。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表示，“但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就做一名模范战俘吧。”结果他们简直成了模范中的模范。这些老兵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们详细地把弹药库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备情况告诉我们，并为我军写宣传稿，与我军轰炸机的飞行员一起轰炸指定的军事目标。好像他们生命中揭开了新的一页似的，虽然在新的一页上写的东西同过去写的截然不同，但他们同样全力以赴。
当然，不可能每个战俘都是这样的。也有少数人同我们誓不两立。总之，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给他们点好处促进他们改善。可以理解有些美军指挥官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助是因为固有的警惕和对敌人的不信任。但是成功的先例使得疑虑被逐步打消了，他们越来越相信日军战俘。
美国人对此始料未及。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是：选定一条道路全力以赴去做，如若失败，就自然而然的换条道路从头再来。我们能从其中学到管理战后日本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是个别战俘的个别行为？如同我们对战时日本人的其他特殊行为所不得不做的思考一样，它们不仅涉及到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各种机制运行的方式，还涉及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正文 第三章 各守本分（1）
任何想了解日本人的人都必须先了解他们的“各守本分”的意思。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依赖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因此我们很难把等级制度看成现在社会机制的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是等级制构建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作用深信不疑。要理解他们的人生观，只有通过对诸如家族、国家、宗教生活和¾；济生活这样一些他们的国民制度的描述来实现。
日本人把他们看待本国问题的方法套用到看待国际问题当中去。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以为他们正逐渐接近国际等级制度的顶端，而如今，在这个位置上的是西方各国。他们能接受现状似乎也正是因为对等级制度的信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述他们对这种制度的重视。1940年日本与德、意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前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让各国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天皇在该条约签订时颁布的诏书中也重申了这一点：
宣扬大义于八纮，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夙夜眷眷之所为。而今世局骚乱不止，人类亦将蒙受不测祸患。朕惟愿早日勘定祸乱，克复平和，轸念极切兹三国间订立条约，朕深感愉悦。
惟万邦各守本分，兆民悉安其业，旷古大业，前途甚是辽远。
就在袭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使节还�
